彭劲秀：雨中拜谒耀邦陵
芒种前夕，已近麦熟时节。我冒着酷热踏上了南行的列车。
我这次独自一人离家远行，是专程去瞻仰一座屹立在亿万人民心中的墓碑，凭吊一个长眠在青山绿林间的英魂。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猛士，功标青史的伟人，德高望重的长者，求实存真的楷模。他虽然与世长辞多年了，但是，他的形象、他的功德、他的精神、他的正气、他的风范、他的人格，无时不活在我的心中。
在他生前，我无缘与他相见相识，甚至连一封信都未曾写过。
生前无缘一见，何日致哀灵前？这是多年来无日不想实现的夙愿。此愿一日未偿，我的心则一日难安。今天独自千里远行，就是专程去为自己偿还十年之愿的。
我乘的火车是加开的低档客车，设备简陋、陈旧，没有空调、没有座位，车上乘客以打工者居多，由于严重超员，拥挤不堪，车厢内不仅空气污浊，而且，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自我挤进车门，就被卡在锅炉室的门前动弹不得。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虽然曾忝为教师，在中学校园里度过几年粉笔生涯，经受过无数次45分钟的站功锻炼，但是，像这样在炎热的夏季里，在封闭的车厢内，在拥挤的人群中，在紧靠的锅炉旁长时间的站立，确实是对我感情、意志和身体耐受力的严重考验。四五个小时过去了，我的双腿已站得木硬强直，只有采用重心转换的办法，让两条又酸又麻的腿轮流休息片刻。
后来，我终于从锅炉旁挤进车厢。虽然仍是座无虚席，但总算有个靠背扶一下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便采取“打游击”的办法——只要发现有个乘客起身而去，不管他是去找水也好，上厕所也好，只要他离开座位，我便马上坐下来休息几分钟再说。等人家办完事回来，我立刻站起来让给人家。就这样，这里站一会，那里坐一会，居然打了四五小时的“游击”。
车到德安，我匆匆挤下了火车，在车上被汗水浸透的衣服又被雨水淋湿。好在是夏天，穿着湿透的衣服也没有太大的妨碍。
虽然是下午一时多了，但是尚未到达目的地，所以我顾不上吃东西，便急忙地挤进开往共青城的小公共汽车。
汽车在雨幕中驶离德安县城。我隔窗远眺，只见窗外丘陵起伏，远山近水和村舍农田都沐浴在朦胧的雨幕之中了。
车子越往前行，“共青”的色彩越浓。机关、工厂、商店、医院、中小学、加油站……所见单位的牌子上大多都冠以“共青”二字。汽车停停开开，在曲折狭窄、起伏不平的乡间公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终点站共青城。
下了车，我才感到饥肠辘辘，于是走进路边的一家小吃部，要了一碗米饭，一瓶啤酒，女老板为我炒了一盘小菜，我便自斟自饮、狼吞虎咽起来。
碗中的米粒雪白如珠，香气扑鼻。再看啤酒瓶上绿色的商标，知道这是共青酒厂生产的新纪元牌干啤，厂址在共青城新城路1号。啤酒的口感清冽，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置身共青城，踏着共青路，吃了共青米，喝了共青酒，心里非常舒畅。此时，我心中更加怀念为这里的建设和发展倾尽心血，乃至最后选定这里的青山红土作为自己的埋骨之地的耀邦同志。
我在蒙蒙细雨中走在共青城的大道上，举目望去，这里虽然没有现代化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首尾相接的车水马龙、五光十色的商业广告和人头攒动的超级闹市，但是，这里已经初步具有了城市的雏形，特别是街面很宽，为未来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了充裕的空间。
我问一位小卖部的老板，到胡耀邦陵园的路怎么走？他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大概根据口音和行色判断我是外地来客，于是从柜台内走出来，热情地用手指着前方说：“少说也有四五公里路呢！公共汽车不直通那里。晴天有‘拐的’打（一种简陋的三轮车），今天下雨，‘拐的’都没有来。”
不到黄河心不死！没有公共汽车，没有“拐的”，但我并不沮丧，因为我有两条腿。尽管我已在火车、汽车上拥挤、颠簸了十多个小时，硬说不疲倦是假的。但我向往耀邦陵园的心急如火，所以，根本没有把四五公里路放在眼里。
我放开脚步，马不停蹄地往前走。我一边赶路，一边欣赏两旁的景物。大路两旁的行道树枝繁叶茂，新建的楼房拔地而起。路右边的绿树丛中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公园，路左边有一个湖，几只小船在波光粼粼的湖面荡漾。一切都是那样的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45年前的1955年11月，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江西考察工作时，听说有98名上海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满怀豪情地来到鄱阳湖西岸安家落户，他立即顶着寒风，颠簸110公里来到德安，又徒步十多公里来到拓荒者们在荒原土岗上刚刚创建的共青垦殖场。当时，这里名曰“垦殖场”，其实，没有房屋，没有农田，没有道路，没有水井。举目所至，到处都是荒草乱石，荆棘丛生，野兽出没，钉螺遍地，除了空旷就是荒凉！
这些知识青年离开繁华热闹的上海，离开温暖舒适的家庭，面对眼前的空旷、荒凉、寂寞和艰难，他们的思想斗争是相当激烈的。是进，还是退？如何克服生产和生活中存在的困难？这是摆在他们面前回避不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就在他们创业最艰难的关头，胡耀邦风尘仆仆地来到他们中间，给他们带来了关怀，带来了鼓励，带来了力量和希望！
胡耀邦与拓荒者们一同住茅草搭盖的窝棚，一同喝地锅烧开的稀饭，一同研究生产和生活中的难题，一同设计和描绘垦殖荒原的前景和蓝图。那时候，这里连一支毛笔都找不到，胡耀邦拣一根竹枝扎上棉花代笔，为拓荒者们题写了“共青社“三个大字。
回京后，胡耀邦又用自己的稿费为拓荒者购买了书籍、乐器、篮球和一只闹钟。他在信中深情地对拓荒者们说：我用稿费为你们买了几件乐器，供你们开展文娱活动；买些书籍，供你们学习；送一只闹钟，愿你们与时间赛跑！
其后，胡耀邦在风雨纵横的政治运动中几经沉浮，历尽沧桑，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胡耀邦受到严重迫害。“四人帮”灰飞烟灭后，他又为拨乱反正、恢复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平反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日夜操劳。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这片红色的土地，始终惦念着在这片土地上辛苦劳作的拓荒者们。
1984年12月，日理万机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第二次来到共青城看望这里的新老建设者们，当时，第一代拓荒者大多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他们的子女已接过父辈的接力棒，继续父辈开创的事业，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年的荒原土岗和茅草棚早已被条条马路、幢幢高楼和工厂、学校、商店……所代替。98名手持铁锹、锄头起家的拓荒者及其后来者们已把这里建成闻名全国的现代化大型农场共青城了。
我曾见过耀邦同志这封信的手迹，从那劲挺秀逸、奔放流畅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饱含着耀邦寄予的期望；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凝结着耀邦倾注的心血！
正当我一边大步赶路，一边浮想联翩时，忽见大路旁边一块写着“耀邦陵园”四个白底蓝字的标牌，分外醒目。我即按路标所示转弯前行，一会儿就来到了富华亭前。附近的停车场上停放着各种型号的轿车和面包车。
走进耀邦陵园，我放眼远望，东方山坡上那个依稀可见的三角形墓碑使我的心情顿时激动、沉重起来。
雨继续下着。
我踏着雨水冲洗过的台阶拾级而上，当走到一个巨大的立石前，我停下脚步。巨石上竖刻着“富华山”三个红色的篆体大字。石头后边尽是青松翠柏，劲草秀竹，与高处的墓碑、园中的繁花、门口的亭阁互相呼应，整个陵园显得气魄宏大，庄严肃穆。
从“富华山”立石前继续前行，走过一段平缓的上坡路，便来到了胡耀邦的墓碑前。
屹立在青松翠柏中的耀邦墓碑，坐西向东，背靠高低起伏的山峦，俯视烟波浩渺的鄱阳湖，既庄严肃穆，又朴实无华，我从几十米外就注视三角形白色墓碑上的耀邦头像，像见到他本人一样亲切。我趋步走到墓碑前，对耀邦头像鞠躬致敬，刚说了“耀邦同志，你走得太早了，我来得太晚了……”，话未说完，我已是情不自禁，泪流满面……
突然，一阵风来，顿时大雨如注。眼前的青松、翠柏、墓碑、围栏、石坪、花木，全都隐没在雨幕之中。
泪飞顿做倾盆雨！
天若有情天亦老，难得苍天也理解人的感情和心情吗？
对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我毫不介意，依旧在雨中肃立、踱步、沉思、遐想。一位刚刚在耀邦墓碑前萍水相逢的南京青年把他张开的雨伞伸过我的头顶，在大雨中给了我半伞之助。在一把不大的雨伞下，我俩读完了镌刻在黑色铭文碑上的《胡耀邦同志生平》。
一会儿，雨渐渐小了，南京青年要随他的同伴下山了。我请他为我拍了几张照片，我也为他拍了几张。我们在耀邦墓碑前不期而遇，又在耀邦墓碑前匆匆握别，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在特殊地点和特殊环境下的相逢和分手，总是令人倍感珍贵，终生难忘。
胡耀邦的墓碑是用0.．
雨继续下着。
天色渐晚，前来拜谒的人们都陆续下山了。我独自一人在墓碑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转来转去，不想离去。我很想在富华山上、三角碑前陪耀邦同志住上一宿。于是问陵园工作人员山上有没有可住的地方？他们说这里没有旅社，要住只有到共青城，并提醒我：天快黑了，又没有车。
万般无奈，只有回去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迈着沉重的脚步，再次在墓碑前肃立，向耀邦的头像注目良久，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耀邦同志。再见吧！
我从墓碑前走下，一边走，一边不时地扭过头来，回望那座几何图案的墓碑，注目墓碑上那位永垂不朽的长者。
来到富华亭前，既没有公共汽车，也见不到“拐的”的影子。停车场上虽然还有好几辆轿车，但都是外地单位和江西有关部门陪同客人前来的公车，像我这样千里迢迢、独自远行，挤火车、汽车，到共青城后又冒雨徒步而来专程拜谒耀邦陵园，现在夜幕降临又要冒雨徒步而返的人，今天似乎只我一个！
雨继续下着。
没有车，我在潇潇细雨中沿着来时的路缓步而回；没有伞，我一任清凉的雨珠洒在我灼热的身上。我想起先贤苏东坡当年受奸佞小人的构陷、迫害，贬于黄州。元丰五年（1082）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对于风雨，我早已习以为常，不仅不感到痛苦，反而感到是一种特殊的享受。所以，我并不急于赶路，我把脚步放得很慢，在漫漫旅途上信步和遐思，尽情地感受和品味在异乡雨中独行的人生况味。
不管多么辛苦、多么劳顿，但我却感到很有必要，很有收获，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因为，我终于来到了耀邦同志灵前，终于了却了11年的夙愿，我的心里终于感到慰藉，我的情感终于得到满足。
其实，我与胡耀邦非亲非故，素昧平生。在他生前，我与他既无一面之缘，也无一字之交。我虽然知道他是一位功德无量的伟人，但他并不知道我这个凡夫俗子的存在。然而，平凡如一株小草的我为什么对他如此敬重，一往情深，乃至到了不到他的墓碑前洒一掬热泪就心难自安的程度呢？
我认为，这就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伟大人格力量所使然。
人格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胡耀邦一生刚正不阿，正气浩然，对同志关心爱护，对奸邪小人则嫉恶如仇，如他对整人专家、党内大奸康生非常鄙视，曾公开直斥“康生是老左”，从不与他交往。“九大”前夕，周恩来请示毛泽东，要找几位年轻的“八大”中央委员连任“九大”中央委员，目标就是“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和谭启龙。“九大”期间，康生的权势炙手可热，不可一世，不少人对他趋之若鹜，奔走于他的门下，极尽逢迎讨好之能事。就是这样一个手握重权、能够决定人政治命运的大人物，多少人巴结不上，但当他将手伸出来要与胡耀邦握手时，嫉恶如仇、不畏权贵的胡耀邦不予理会，扭头就走。结果，胡耀邦没能当上“九大”中央委员。
一些熟知耀邦的人更知道，“耀邦革命一生从未整过人，并对所有被冤整过的人满怀同情。”他曾暗立誓言：“永生永世决不冤屈任何人，也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干！”在张黎群蒙冤受处分时，耀邦千方百计营救，并冒着极大的风险为张大声疾呼：“此君绝不会反党！”十年浩劫之后，耀邦冲破极左的束缚和“两个凡是”的禁锢，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平反大批冤假错案。他痛定思痛，总结教训说：“在我们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的，怎么能够委屈别人呢？”并发誓“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没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没有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没有光明磊落的大无畏精神，是达不到这个崇高境界的。
为了坚持真理，为了维护正义，为了还人公正，胡耀邦早已将个人的得失荣辱置之度外。在平反如山的冤假错案过程中，面临的阻力和风险是难以想象的，但他毫不畏惧，毫不退缩，他坚定不移地表示：为了“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当有人劝他“最好等时机成熟了再讲”时，他义无反顾地说：“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总得有人下嘛！”
一个人，一旦有了敢下油锅的精神和勇气，世上还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
胡耀邦对人民极端的热忱，对工作极端的负责，特别是对待蒙冤者的申诉，他总是感同身受，寄予同情，并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洗雪冤屈，讨还公正。他把接待人民来访、批阅人民来信当作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社情民瘼的重要渠道，因此对“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作风深恶痛绝，决心大力整饬。他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之初，就严格要求工作人员：“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从而确保了下情上达的渠道畅通无阻。
胡耀邦对人民来信和蒙冤者的申诉总是尽可能地亲自拆阅，及时处理，尽快答复，从不敷衍推脱。批阅之细和答复之快有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李之琏
胡耀邦阅看人民来信和蒙冤者的申诉特别认真，如“大右派”葛佩琦收到胡耀邦对自己申诉的批件时，发现耀邦在申诉信落款时间“
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胡耀邦勉励办案人员：“我们辛苦些，紧张些，哪怕政策落实得只快一天，就等于被落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少过‘一年’的苦日子，因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话说人人都要将心比心，我们当年在干校是啥滋味？”
联想当前不少官员热衷于做官当老爷，群众来访，拒之门外；人民来信，从不拆阅，一切由秘书代劳。对蒙冤者的申诉，更是不屑一顾，不是拒之千里，上推下卸，就是束之高阁，置之不理，致使许多冤假错案长期拖而不决，严重影响党和国家的形象。近几年我潜心研究冤假错案，在手头仅有的当代案例中，发现写申诉最多的是陈科，达2500多封，约800多万字。上访最多的是宁素芬，15年间，仅进京申诉就达46次，而且这仅是截至1997年4月的数字，此后这些年的数字不得而知。至于还有没有比陈科、宁素芬更多、更高的记录，我认为是很难排除的。因为我信息闭塞，孤陋寡闻，个人接触和掌握的案例毕竟是很少很少的。
我想，如果有关部门和有关官员，哪怕只有胡耀邦精神的万分之一，何至于发生那么多严重侵害公民权利和感情、严重败坏社会主义法制、严重影响党和国家形象的冤假错案呢？
胡耀邦一生光明磊落，正直坦荡，不仅从不借故整人，冤屈同志，看到别人蒙冤心里就难受，而且从不文过饰非，诿过于人，敢于主动承担责任。五十年代后期，项南同志曾受到不公正的处分，胡耀邦一直深感不安。
1977年2月，在西苑饭店召开的共青团省、市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胡耀邦公开说：“团中央19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陈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我是第一书记。”并当众表示“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说着就向陈模三鞠躬，又向整个会场三鞠躬。陈模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清楚的记得，团中央打右派时，胡耀邦正在国外访问。回国后听说打了一批右派，立即尽最大努力做了许多保护和挽救工作。可是，现在他却主动出来承担责任！
什么是担当？这才是担当啊！
胡耀邦特别严于解剖自己。1988年，耀邦在与时任湖南省教育厅长的朱尚同谈话时说：“我也讲过违心的话。我这个人做过些工作，也犯过错误，就不说了。但回顾一生，有两件事实难以原谅自己的。提高来看，也是做人道德的问题。一件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老总，我明知彭老总是对的，心里很矛盾，但因为相信中央，也举了手。第二件是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为了凑足到会人数，我被匆匆解放出来出席会议。一看到说刘少奇同志是‘内奸’的材料，根据我的政治经验，就知道是不可靠的。这时我已经并不以为上边说的一定正确了，而且抱着夫复何言和不得已的态度，勉强举了手。会议公报虽然说是‘一致通过’，但是就有那么一位老大姐，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没有举手，这就是陈少敏同志。”
把自己在强大政治压力下，同与会绝大多数人一样迫不得已做出的违心之事痛加解剖，认为这是“难以原谅自己的”错误，甚至将其提高到“做人道德”的高度严加审视，这是多么富有良知的精神！这是何等光明磊落的胸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有几人？
联想有些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直接参与制造冤假错案，致使忠直、无辜的同志蒙冤负屈，饱受磨难。面对蒙冤者有理有据的申诉，仍然强词夺理，文过饰非，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拖延、阻挠冤假错案的纠正和平反。甚至为了顾及个人的面子和形象，竟然昧着良心将错就错，错上加错，让蒙冤者冤上加冤，忍辱负屈，冤沉海底。这才是真正的不可原谅的、做人道德方面的恶行！
胡耀邦立党为公，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即使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也能正确对待。他确实是一位具有长天大海一样博大胸襟的政治家。如1964年胡耀邦出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同时还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他到陕西后，深入基层，了解民情，根据陕西的实际情况，勇敢地提出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改革主张，然而，这场改革起步就被扼杀。胡耀邦在陕西工作100天，就被无情地批判、打击了3个月。
胡耀邦虽然离开了陕西，但是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对他的批判不仅没有停止，反而一再升级。而且形成一个《中共陕西省委128次常委会议（扩大）纪要》，对胡耀邦进行系统的批判，并要求“肃清其流毒”。
1965年6月，随叶剑英同来陕西的张爱萍将军后来回忆此行时说：“我们一过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陕西肥了，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说明胡耀邦在陕西不辞劳苦，厉行改革，付出了多少心血；陕西肥了，耀邦瘦了，也说明胡耀邦因功获咎，受到怎样不公正的打击！
当时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判和迫害，被关押审讯8年之久。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具体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他首先决定从包括刘澜涛在内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突破。他指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4位同志去看望当时无家可归而临时在西直门外国务院第二招待所栖身的薄一波和分别被流放到安徽淮南、安庆的安子文、刘澜涛。在胡耀邦的直接主持下，薄一波、刘澜涛等蒙冤的同志终于获得平反昭雪。
古人云：“定海内者无私仇”，不少领导干部做不到，但是胡耀邦做到了。
胡耀邦竭尽全力平反大批冤假错案，使千百万蒙冤者重见天日。全国2200多个县，他到了1600多个。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批阅人民来信和申诉6000多件……。
在半个世纪中，胡耀邦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和人民，从不谋求任何个人的私利。他生活简朴，从不奢华，一套蓝色隐条纹西服只在会见外宾、开会或外出时才穿。他对亲属子女要求极严，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特殊。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胞兄胡耀福和两个侄子都在老家务农。即使胞兄来京向当总书记的弟弟发了火，胡耀邦也没有放弃原则。他还给中央办公厅写过一份备忘录，不允许他家乡人违反规定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物、要特殊的优惠。充分体现了他以天下为公、不谋私利的高贵品德和博大胸怀。
他的嘉言懿行太多、太多，随便举一件都足以令人敬仰，感佩不已。
我被胡耀邦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实事求是的高贵品德、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所以，他在世时，我钦佩他、崇敬他；他去世后，我惋惜他、怀念他。正因为如此，不管路程多么遥远，不管境况多么艰难，我都要来到他的灵前，洒一掬热泪，表达自己的心曲，了却心中的夙愿，余心才安。
这就是人格的力量，人格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雨继续下着。
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偶尔有辆轿车风驰电掣般的擦肩而过，几只不知名字的小鸟飞到树丛中投宿。
“嘎嘎嘎咕”， “嘎嘎嘎咕”，一只布谷鸟从我头顶飞过，响亮清脆的叫声打断我的思绪。在空旷的天地之间，在苍茫的暮色之中，在漫远的旅途之上，一个在风雨中没有同伴、没有雨具的独行者听到布谷鸟清脆中带着悲切、响亮中带着凄厉的叫声，我的心灵受到很大的触动和震撼，也引起我无穷的感慨和遐思。我下意识地停住脚步，目送这只孤独的、似通人性的布谷鸟飞进前方的丛林。然而，不见其鸟，仍闻其声，“嘎嘎嘎咕”，“嘎嘎嘎咕”，这震撼心灵、催人泪下的叫声久久在我耳畔回响。
布谷鸟又名杜鹃、杜宇、子规，读书人都知道，历经坎坷、感时伤世的先贤们都爱赋予它人的情感，杜甫专门写了一首《子规》诗，其中说：“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眇眇春风见，萧萧夜色凄。客愁那听此，故作傍人低。”唐朝元和十一年（816），白居易因为敢于直言，触犯权贵，张弘靖、韦贯之等人利用权势，罗织罪状，要求朝廷对他严加惩处。白居易因此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诏令刚出，中书舍人王涯又落井下石，上奏说对他的处分太轻，于是白居易再度被降为江州司马。在一个月夜的船上，他听了一位“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弹琵琶女子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后，联想自己“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的蒙冤遭遇，心有灵犀一点通，于是写了一首千古传诵的著名长诗《琵琶行》，抒发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慨叹。在这首诗中，白居易写到了布谷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长诗最后以“座上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作结，表达了白居易悲愤、苍凉和无奈的心情。宋代辛弃疾在《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中也写到布谷鸟：“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俘押赴元都燕京途中写下《金陵驿》诗，其中有一句“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杜鹃带血归”。表示此次北行，绝无生还之望，但死后灵魂一定会化作啼血的杜鹃，飞回故土。
据说，杜鹃悲切、凄厉的啼叫时，嘴里会流出殷红的鲜血。是否真的如此，我没有亲眼见过。这大概是饱经磨难的蒙冤之士，在创巨痛深之中，面对这个小小精灵既清脆响亮、又悲切凄厉的叫声而有感而发的遐思和想象吧？
暮色苍茫，布谷声声，细雨萧萧，旅途漫漫，我怀着远行千里凭吊英灵还了夙愿之后心满意足的欣慰心情，迈着既轻松又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向前走。
雨继续下着……
作者附注：本文是2000年4月笔者专程到共青城富华山拜谒胡耀邦陵园时的长歌当哭之作。2002年7月被收入散文集《千古正气》中。现予贴出，以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二十五周年。
（发表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