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扬是山东人，1916年生，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入党。历任指导员，县委书记，解放军旅、师政治部主任。全国解放后任遵义军分区政治委员，1952年任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政治处主任。1955年授上校军衔。

1964年，当时全国学解放军，领导说：“你当过县委书记，懂农业。”于是调他到农业部任政治部主任。在此期间，他曾协助周总理搞华北抗旱、南粮北调和水利工程等工作。

又是因为他懂农业，来到了北大荒。

王振扬说：“是胡耀邦同志点的将，派我到北大荒工作。”

那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

临危受命

1977年12月的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找王振扬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调他到黑龙江农场总局任局长兼党委书记。胡耀邦说，那里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知青返城后技术力量和劳动力紧缺问题，经营亏损问题，农机具更新问题，等等。

胡耀邦同志快言快语，办事干脆利落。他十分明确地告诉王振扬：你的任务就是整顿秩序。期限是两到三年。整顿好了，早日回来。没整顿好，继续整顿，暂时不带家属，也不要带随员。

王振扬问：“什么时候走？”

胡耀邦说：“越快越好。要赶上布置下一年度的生产任务。”

经过十年“文革”的折磨，王振扬当时身体很不好，糖尿病很严重。胡耀邦问：“你的身体能行吗？”王振扬说：“我等了10年，现在叫我工作了，在哪里都行。我没向困难低过头，我能在一线干的时间不多了，都60多岁了。我一定去。”

王振扬没到过黑龙江，现在又是新年和春节之间最冷的时候，听说在黑龙江撒尿都得带根棍子，随时敲打；冻大劲儿了，一摸鼻子，鼻子就掉了。家里人劝他，过了春节，天暖和点儿再去。他说不行，我已经接受了命令。这期间，他还了解到，全国农垦会议上，黑龙江垦区提出了“631”的口号，即粮豆生产60 亿斤，上交30亿斤，其中大豆10亿斤。这个指标在当时是很可观的。但是要布置、安排好1978年的生产，问题也很多。他了解到，仅农机具更新问题就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1977年前，垦区有农用履带式拖拉机9610台（套），平均使用12年以上，急需更新的就有3684台，占38％。国家每年增拨近 700台（套），这样才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联合收获机情况更为严重，平均使用已在20年以上，全部带病作业，仅在收获环节上，粮食损失率就达20％，造成实收与测产有很大差距，丰产不丰收。

这副担子太沉重了！

离春节还有两天，王振扬身穿军大衣，脚蹬大头鞋，戴个羊剪绒的帽子，提个牙具袋，就登上了飞往哈尔滨的飞机。

统一思想

下了飞机，有车将他接到花园邨宾馆，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正等着他。互相问候和简单地介绍情况后，杨易辰问他，是在省里过年，还是到农场总局去过年？王振扬说，派我到总局工作，我当然要去总局过年。杨易辰说，去吧，副局长赵清景正等着你呢。

王振扬又坐了一宿的火车，第二天到达佳木斯，下车后便直奔总局大礼堂，全体机关干部正等着新局长讲话呢。王振扬人地两生，啥情况也不知道，只简单地说了几句拜年的话。这天已是大年三十了。

晚上，在原总局局长孙子源家吃顿年夜饺子。第二天大年初一他便到曙光农场十六队去了解情况，听了听群众反映，在生产队住一宿，回到总局后，便开始考虑胡耀邦交给他的任务。他已经感到了这里情况很复杂，感到了责任重大。原来，在前一年，撤销兵团和省国营农场系统，现役军人撤走，成立省国营农场总局。王振扬面对的是春耕在即，知青返城，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各种规章制度必须完善或重新建立，还有农业现代化、科研、教育等一连串的实际问题。

讲到这儿，王振扬拿起小本本，边翻看边对我们说：“兵团时期，比较乱，政策反复，还发生了现役军人迫害女知青的事，枪毙了两人。我去了之后，有的兵团干部在撤走时，还带走了国家物资。

在总局领导班子会议上，王振扬提出要统一认识，进行整顿。经过讨论，大家对整顿秩序方面认识一致，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认识统一，但在改革和生产指挥方面未能统一思想。

王振扬想，饭得一口一口地吃，大的问题上统一认识就好办了。于是，开始整顿企业，抓了一些严重破坏国家政策、违反财经纪律的事，如格球山农场、山河农场擅自建办公楼的事，肉联厂挪用资金为领导盖标准房的事等。同时各场还进行了机构精简，压缩了非生产人员。

“文革”中，总局范围内的冤假错案就有7034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大量平反工作。总局机关带头为被诬陷为“生产第一”、“奖金挂帅”、“彭德怀的兵”、“老‘右倾’”的王正林、赵清景、房定辰、刘静等88人平反。紧接着就在全总局范围内进行了冤假错案的全面平反工作。

矛盾重重

王振扬一遇到问题，就愿意下去搞调查研究。他发现，在垦区，从上到下存在着很浓的计划经济思想。有的人说农垦人只要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是农垦战士，就是职工，吃穿就有人供应。在农场，每个单位都有蔬菜连，供给全体人员蔬菜吃，不计成本，亏了由场里负担。一个生产队的粮油，也都统一拉回来，统一供应。

王振扬想改变这种做法。1979年全国召开农垦工作会议，中央要求实行联产承包，不吃大锅饭。王振扬在总局也提出了联产承包，超产奖励，但奖金不超过职工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这时候全国都在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没想到在垦区阻力这么大，当时在会上就议论纷纷，提出反对的还是主要领导。会后，更有人说王振扬宣传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王振扬回忆说：“最后多数人还是赞成联产承包，下了个文件，对连队干部的奖励作了规定，定了上限。我又到省里请示杨易辰，他说行。就是那一年，职工的积极性高了，老婆孩子齐上阵，田间管理细了。年底，按7：2：1分成（农场留七、管理局留二、总局提一）。创业农场一个队的连长、指导员年终分了 1500元，这可了不得了，各种说法都出来了，‘两极分化’啦、‘走资本主义道路’啦，我说总比大家都受穷强。”

还有一件事，上面在某地发现养猪好，就一刀切，往下摊任务，给了农垦40万头猪的任务，结果亏了5000万元，全局总亏损过亿。王振扬说：“养猪，能多养就多养，但不能赔钱，赔就少养。”有人过惯了赔钱自己不掏腰包的日子，有肉吃就好。便散布说，王振扬不让吃猪肉，叫少养。

王振扬笑着说：“现在这种矛盾没有了。在当时，农垦是计划经济的根据地，受计划经济思想影响很深。有人觉得农垦是中央的，我觉得这么说是不对的，农垦必须纳入省里计划。有个农场场长讲，林业不让我们砍木材，我就不让他们走我们的路。我听了，说，这是友好态度吗？这么处理问题合适吗？在一次省里的会上，我也批评了地方，希望管一管拉大车偷农场粮食的现象，农场粮食是国家财产。后来省长陈雷发了个公告，制止了这种现象。”

巧遇恩人

还有一件事，令王振扬难以忘怀。他怎么也想不到在遥远的北大荒，竟巧遇了抗战时期的救命恩人。

那是1980年麦收期间，王振扬到八五二农场搞调研，在五分场一个生产队听汇报时，王振扬听他们说话的口音，竟是自己熟悉的山东曹县一带的口音，便问他们是从哪来的。原来他们正是王振扬当年打过游击的那个村庄的人。地隔几千里，时隔几十年，王振扬感到非常亲切，便满怀深情地讲起了一件当年打游击时老乡掩护他的事：那天，他到一个村庄去开展工作，清晨，从一个老乡家出来，迎面碰上了一队日伪兵进村扫荡。一个骑马的日本兵从马背上跳下来，打手势叫他过去给遛马。王振扬若无其事地接过了马缰绳，这时日伪军已开始挨家挨户搜查了，他将马拴好后正在盘算着如何脱身时，便听见有几个转回来的日伪兵说话的声音：“遛马的人呢?跑不多远！快搜!”他急忙躲进一家院子里，刚想进屋，抬头见门上挂着妇女坐月子的标志。那时候女人坐月子的屋，是最忌外人进入的，特别是男人，绝对不许进去。他正犹豫时，只见房主人从屋里出来，不由分说将他拉进屋去。

王振扬刚进屋，日伪军就进到院子里来了：一个被迫领路的人指着门上挂的布条问日伪军：“这家妇女坐月子，还进去吗?”伪军说：“走吧，到前面去搜！”

王振扬说：“多好的老百姓，多好的兄弟，危难之时，自己冒着风险，救了我的命。”

他的话音刚落，有一个40来岁的人走过来拉着王振扬的手说：“王局长，我就是当年那个还没满月的孩子。我父母也给我讲过这个故事!”

王振扬听了十分惊奇，问他的父母现在在哪儿？那人说已经跟他来到了农场。

王振扬回到总局后，立即让办公室派车去农场把那对救过他命的老人接到自己家中，一家人待老两口如亲人、敬为贵宾。

1982年7月王振扬奉调回京，在农垦部离休时年已67岁。他说：“60岁以后，我又抢回7年光阴。不然，回想起来，就会感觉很空虚。”

我和时任总局党委离退休干部工作处处长的高跃辉代表北大荒的乡亲向老领导表达亲切的问候和敬意，祝福他长寿、幸福。他满脸笑容，说自己的晚年很幸福，在北大荒的4年多时间里，学习了很多，体会很深刻，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说老了，腿脚不太利索了，要不然，真想再回到北大荒看一看。那里的土地多么肥沃，那里的人们多么善良，那里的工作多么让人留恋啊!

他还把晚年的心境写成一首诗，与老同志们互勉。诗曰：

无忧无虑又无求，

坦荡胸怀握自由。

清风明月随意取，

绿水青山任遨游。

知足胜过长生药，

克己永为孺子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