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戈：民心有向背，耀邦垂千古；两位最高领袖，一段难了恩怨

良心爷爷  有情孙女

由于名列选网本周文章访问量第一名的《胡耀邦：一个人道的共产党人》，上期已作介绍，这次我们就率先学习来自财经、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长孙女胡知鸷纪念爷爷的长文，标题为〈他在邪恶面前选择了正义〉，以纪念这位与众不同、生前与死后都存在争议的中共前最高领袖。

胡知鸷在文章开头说，今年11月20日，是我亲爱的爷爷——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日子。每当我想起他慈祥豁达的笑容，思考问题时专注的眼神，带有浓厚乡音的普通话，吃饭时兵贵神速的模样，还有永远敏捷快速的步伐，我就知道，他依然鲜活地活在我的心中。

孙女说，爷爷匆匆离开我已经26年有余。9490个日夜，我这一代人已经从少年步入了中年。从13岁开始，爷爷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奋斗了整整60年。他工作的那个时期，正是党中央坚定地把我们的祖国从危难之中挽救出来的时期。他以博大无私的勇气打碎了大批无辜人们遭受冤假错案的牢门。他在邪恶面前选择了正义，在逆流面前选择了良知，在误会面前选择了理解，在差异面前选择了比较和包容。

有人说，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知。我认为，爷爷用他一生的实践和贯穿其间的勤奋，也为青年人们树立了一座人格丰碑。

我眼中的爷爷，也和每个三代同堂家中那个会逗你开心的老人一样。在我心里爷爷也有常人的喜怒哀乐，也是一个普通的，会陪我玩儿，喊我“丫头”的慈祥老人。

爷爷在世时总是风尘仆仆，我们也没能给他过上一次生日。今年是爷爷诞辰一百周年，我谨从他的第三代人的视角回忆几件家事，以示对爷爷的深情怀念，并感谢他对我的影响和养育之恩。

孙女从四个视角介绍了她与爷爷的情感。

一、取名初议

先从爷爷给我起名字说起。我的爷爷奶奶有五个第三代的孩子，我还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我们的名字都是爷爷起的，从我们的名字中反应了他对第三代人的疼爱与期望。

因为我出生在文革年代，那是一个视文化为糟粕，轻视学习的时代。爷爷对这种社会现状非常痛心，他希望年轻人要学知识，要懂科学的重要性，要有文化。我的名字“知鸷”是爷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颇费心思为我起的。“知”是爷爷希望我努力学习，以学习为乐趣。这也是爷爷对文革的一种反抗，他希望年青人不再受欺骗，文化知识才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智慧果。所以爷爷首先定了“知”这个字。“鸷”在辞源上解释为：鸟类之猛者曰鸷；兀性之猛者曰鸷。爷爷的希望是我的性格能像鸷鸟一样不怕困难，勇敢又坚强。为此，他还特地写了一篇《取名初议》，其中这样解释我的名字及寄予的希望：

既然要在人世间生存，那就得从小努力追求知识，将自己一生献给人民，不要自以为是天才，并警惕为骗子所骗。

……人们往往把女孩子叫小鸟，女孩子性格一般又失之于柔懦，希望长大后性格要勇猛一些。

爷爷给我起的名字一直陪伴着我。每当我在学习、工作中遇到困难挫折时，回忆起童年的往事，心中便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二、寄语青年

1987年12月，爷爷用工整的毛笔字，一笔一划地为我抄录了一篇马克思在1835年8月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全文共2843字。抄录完毕，爷爷特地附信一封，也算是序言吧：“我抄录的这篇作品，是马克思17岁时在特利尔中学毕业考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马克思以他当时的独特眼光和革命激情，论述了他准备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思想和志向。我认为这篇作品是值得向广大青年同志推荐阅读的。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抄写并赠给长孙女胡知鸷。爷爷胡耀邦”。

为什么爷爷会抄录这篇文章给我，为什么是在1987年呢？因为在这一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戴上了共青团的团徽。我忘不了当我戴上闪闪发亮的青年团团徽，骄傲地走到爷爷跟前时，爷爷那慈祥期盼的眼光。我是从少先队走过来的孩子，我也忘不了，当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我的前胸时，爷爷也是用这种鼓励的眼光注视着我。

正如他在给我的信中写的那样“这篇文章是值得向广大青年同志推荐阅读的”，可以看出，这种鼓励与期盼不是仅给我一人的，而是给全国像我一样几亿中国青少年的鼓励与期盼。虽然这时候他已离开领导岗位，但对青年朋友的关怀依然如故。

后来，我从前辈沈宝祥伯伯收集的《胡耀邦诗集》中找到了这样一首诗——《致文怀沙先生》：

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

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

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云。

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

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

闭户惊叶落，心悲秋早零。

    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

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

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

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

这首诗是爷爷去世之前8个月时写给《离骚》楚辞专家文怀沙教授的。文怀沙教授认为这首诗是爷爷离开领导岗位后的自我展示。我认为，这首诗承载有他对中国青少年的热情礼赞和美好祝愿，更是他做青年工作的最大心愿。

三、公大于私

爷爷的朴素节俭，宽于待人，严于律己的生活作风对我影响至深。

记得小时候弟弟霁光有一次肺炎发烧，爸爸妈妈白天都要上班，没有带他去医院，也可能是他们掉以轻心了，到了第三天半夜，弟弟突然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只能赶去急诊。那时爷爷已经是国家领导人了，由于夜晚很难临时找到交通工具，就用了他的车送弟弟去医院急诊。其实，那时家里也就这么一部车，连我奶奶都是走路上下班的。

爷爷知道用了他的车后非常生气，家里的火山就爆发了。爷爷立即要求：除了向组织如数上交车费以外，家里的人还必须向组织承认错误，并且承诺下不为例。

可是，爷爷又何尝不担心长孙子的病情呢？我清楚地记得，第二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后，看见弟弟吃完药躺在床上睡着了。我正望着窗外的秋日黄昏发呆，突然看到了爷爷和警卫秘书李汉平爷爷大步流星地从富强胡同6号大门进来。

“爷爷，爷爷！”我边拍窗户边大声呼唤。弟弟的小床就在窗边，我一把抱起了弟弟，把弟弟的小手贴到窗户的玻璃上和爷爷打招呼，爷爷也把左手贴到了玻璃上，深情地看着弟弟。几秒钟后，爷爷把手放下来了，有转身要走的意思。但爷爷似乎想起了什么，他一扭头，看见我失望的表情，马上又灿烂地笑起来了，对我说：“丫头，要好好学习。”并挥手示意我离开窗户，然后转身，大步流星地向门外走去。

这天下午，爷爷急急忙忙地赶回来，却什么也没做，连屋都没进，又着急走了，好奇怪呀！就这么短短的几秒钟，却在我幼小的脑海里印象深刻。成人以后，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专程来看弟弟一眼的。

就是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使我清楚地认识到：虽然爷爷那里有我们年青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但是我们自己的路要自己走。

四、二三琐事

爷爷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极少，也因为极少，在一起的每件事都让我印象深刻。

一年冬天的下午，我从学校回到家，听闻爷爷回来的消息，马上奔进书房。当时，他握着红笔，正在写字台前看书。看见我，马上抬起头，放下笔说：“丫头来了，欢迎欢迎，咱们一起为小树叶去捉虫子吧。”听到这话，我高兴极了。

爷爷又重新为我穿上了小棉袄，但没有戴手套，我也顾不上冬天呼啸的寒风，就跟爷爷一起跑到院子里。院子里有两颗柿子树，爷爷递给我一根小树枝，“你一根，我一根，咱们看谁能为小树捉到虫子。”接过树枝，我就高兴地开始找，冬天的虫子早就冻得藏起来了，想找到一条真不容易。

“丫头，这里有一条小虫子，快来看。”爷爷忽然喊我。凑近一瞧，还真是一条毛虫。我们把它捉起来放到树下，还给小树松了土。

那次我们玩的时间还挺长。到后来，我的手冻红了，树枝也拿不住了，爷爷看见了，拉过我的手说：“来，爷爷给你捂捂。”然后他解开了外衣前的几个扣子，把我的手放到他胳膊下面，我顿时就觉得好温暖。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刻是那么的开心，是那么的温暖，那一刻我仿佛是安徒生童话里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1975年底发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怎么回事，我到现在也不大清楚，但我从大人那里知道那一年爷爷在中科院的工作又遇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又赋闲在家了。后来听爸爸跟我讲，1976年春末夏初的一天，爷爷抱着我在院子里散步，爸爸急匆匆地跑过来对爷爷说了一些话，只听爷爷对爸爸说：“你们这一代就这样了，我现在要花更多的时间，用更多的精力培养第三代。”由此可见爷爷对我们第三代的关爱和期盼。他不希望我们再像爸爸这一代人生活在那样时局不定的气氛里，他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这不只是对我们小家第三代的期盼，更是对国家这个大家庭的期盼。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也是朝着这个目标一步步去做的——让人民安居乐业，使祖国民富国强。

1989年年初，爷爷到广西休息，学校放假后，我到广西去看他。记得一天，他牵着我的手在四季如春的南宁宾馆散步，爷爷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丫头，你现在的年龄比爷爷当年离家参加革命的时候还要大，爷爷离开家的时候还不满15岁。今后的路你自己要走好……”没想到，这竟是爷爷最后一次和我长时间的说话，也成了爷爷对我人生最后一次的叮咛——今后的路自己要走好。

有人问我，爷爷给你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什么？我想，应该是他对工作热情似火、孜孜不倦的忙碌身影；是他生活中的节俭朴素；是他对待家人的严格要求；是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客观理智；是他对民富国强的热烈期盼；是他对同志遭遇不公时的鼎力相助；是他对自己遭遇任何突然事件时的宽容豁达，是他面对我们孙辈时永远的笑容……

孙女在最后作了最有深情的表达：这就是我的爷爷，他的坚守和信念永远影响着我；他的疼爱和鼓励永远指引着我。我很想您，我亲爱的爷爷，祝您生日快乐！

两任总书记   恩怨随风去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三名的，是来自经济观察书评、作者为沈宝祥的《胡耀邦与华国锋的恩恩怨怨》。老编认为，这是纪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衍生作品，也是中共体制内高层人士直面中共领袖集团内部政治生态变化的好文章，值得观察和思考。

文章开头就直言，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胡耀邦与华国锋的关系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他们二人都身居最高层，研究这个问题，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很难了解到全面而深入的材料。但是，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特别是在办《理论动态》的过程中，多次讲到他与华国锋之间来往的情况，这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将我掌握的这方面的情况，作一叙述。

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胡耀邦非常尊重华国锋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复出的第一个岗位，就在中央党校。1977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中央党校，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调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样，华国锋就成了胡耀邦的直接领导。

其实，胡耀邦与华国锋早就共过事。

1962年11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下放湖南省，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原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任第二书记。胡耀邦生于1915年，时年47岁，华国锋生于1921年，时年41岁。1964年7月，胡耀邦离开湖南。胡与华在湘潭合作共事一年多。粉碎“四人帮”几天以后，叶剑英派儿子去看望胡耀邦。叶帅的儿子问胡耀邦：你对华主席熟不熟？胡回答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从这个口气看，当年，他二人相处的关系是好的。胡耀邦对华国锋是真心拥护，十分尊重。这从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言行，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1977年3月28日，胡耀邦对中央党校政经教研室负责人谈话时说：要加深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的认识，加深对华主席的认识。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接班人、好学生，要加深认识。华主席和华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从粉碎“四人帮”到现在，路线解决得好，加深认识很重要。

1977年3月29日，胡耀邦在一个会议讲话时又提出：要加深对华主席、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伟大意义的认识。粉碎“四人帮”以来政治上组织上路线正确。要更自觉地团结在华主席、党中央周围。

1977年7月16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7月29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整风会议组长副组长会议讲话时说：邓小平同志出来做副主席，对我们事业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要把确立华主席地位和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事好好讨论讨论。这是大形势。

1977年8月22日，胡耀邦在全校传达党的十一大精神大会上说：我们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以后，英明领袖华主席主持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次是我们的华主席接过毛主席的班，是华主席领导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粉碎“四人帮”到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是10个月。这件事本身就充分说明，华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党和人民的英明领袖，我们军队的英明统帅。这次会议上，叶副主席在党章报告里再一次充分肯定了华国锋同志在我们党的领袖地位。叶副主席又一次指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亲自选的接班人”。

“接班人”、“好学生”、“英明领袖”，是当时流行的对华国锋的赞誉之词。这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点。胡耀邦使用这些语言，同样难免带有那时的历史色彩。但是，胡对华的尊重是真诚的，这一点，在中央党校的工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对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看得很重。

1977年3月30日，胡耀邦与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等负责人谈话时说：华主席兼校长意味着两条，主要是意味着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在理论上破坏得很厉害。再是意味着抓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这是“四人帮”破坏得很厉害的，要恢复。

经华国锋批准，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整风会议，解决“文革”遗留问题。

1977年4月7日，整风会议开始，胡耀邦在讲话中说：我们的这次会议是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的会议，是为执行华主席提出的加强和整顿党校，迎接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战斗任务的会议。会议的目的、要求、时间和开法，在向华主席、汪东兴同志的请示报告中都扼要地说到了。

胡耀邦说：我们的大小事情都是报告请示了华主席、汪副主席的。有关中央党校的整顿、复校和教学工作方面的重要事项，如整风会议、中央党校机构的设置、领导干部的任命、课程的设置、班次和时间，等等，胡耀邦都向华国锋请示报告。

中央党校是10年“文革”的重灾区。胡耀邦到党校，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当时，连校舍都被别的单位占用着，真是百废待举！华国锋要求，中央党校在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以后尽快复校开学，任务很紧迫。胡耀邦千方百计地努力，停办了10多年的中央党校，终于在9月下旬开学上课。

华国锋对胡耀邦的工作也放手支持，及时批复胡耀邦的请示报告。胡耀邦报送的中央党校教学计划，华国锋说，中央不讨论了，就照这个计划执行。这是对胡耀邦的充分信任。

中央党校复校开学以后，胡耀邦又提出：华主席要求我们把党校切实办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党校建成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其实，这是胡耀邦提出、华国锋同意的）。我们离这个要求还很远，他提出，要努力实现这个办学要求。

华国锋对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工作是很满意的。1978年1月15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华主席反复讲，总的精神对党校很满意，学习满意，风气满意，其中之一是《理论动态》。

华国锋很尊重胡耀邦办的《理论动态》

为了推进拨乱反正，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复校过程中，创办了内部刊物《理论动态》。每期都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华国锋很重视这个刊物，给予肯定和表扬。

1977年10月12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理论动态》，这是华主席表扬过的。胡耀邦还说：华主席秘书对我讲，华主席准备批它一两期（指批示、批转《理论动态》的文章——作者按），怎么批还没想好。

1977年12月12日，胡耀邦正式出任中组部部长。12月30日的《理论动态》第34期（提前印出发行），刊登了《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一文，这是胡耀邦出的题。1978年1月31日，胡耀邦在中组部的梁秘书给理论动态组打电话：“华主席说这篇文章好。新时期，新任务，新要求，多谋善断，提法很好。他叫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组参考。”梁秘书还说，起草组的同志讲，华国锋同志在12月30日晚上，拿了创刊以来所有34期《理论动态》问起草组同志，这三十几期你们都看过没有？这一期看过没有？这一期写得很好，观点也是好的，提出的问题和观点都是好的。华国锋同志把这篇文章中的三个问题讲了一遍后说，现在就是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我们全党同志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怎么学习呢？多谋善断特别重要。他对文章的第三段“多谋善断”反复地讲，要大家好好看一看，学一学。这对胡耀邦来说，是一个鼓舞。他对我们说：党校在华主席扭转乾坤中起些作用是很光荣的；在继往开来中，占一个光荣战士的地位，我们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现在华主席、党中央支持我们，我们要好好干。

在开始一段时间，胡耀邦很赞赏华国锋的一些思想观点，曾要我们进行宣传、阐释。

1978年7月9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华主席讲有两种学习，一个是从头学习，一个是重新学习。从头学习是四个现代化；重新学习是过去的东西丢掉了，淡薄了，基本东西丢了，主席教导忘了。一些自以为懂得毛泽东思想的人，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东西丢了，或者根本就没有学通……

1978年12月17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对我们提出：还有请注意，要积累华主席讲话的东西。粉碎“四人帮”以来，编一些东西，自己备用。《动态》上要适当引一点，不用粗体字，用他的思想。对领袖我主张引他的思想、方针政策，加副词的办法我一般不主张，歌颂的词可以不要。这对改进文风有好处。

胡耀邦还提醒《人民日报》，要重视宣传华国锋的思想观点。他在1977年11月14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昨天，我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讲，华主席、叶副主席讲了那么多，你们不写社论！

华国锋与胡耀邦的两次长谈

胡耀邦对我们讲，华国锋同他有两次长谈。

第一次是1977年12月。在12月17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简要地讲了这次谈话的情况，现将我的记录抄录如下：

华主席前几天同我谈话时，讲了一段非常生动的话：主席去世，这些东西就被他们糟蹋吗？毛主席的嘱咐，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他（华国锋）先从这个问题讲起。然后想，搞不成怎么办？没多考虑，被他们（“四人帮”）杀了，没多想，置之度外。然后想，采用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还有上海、辽宁，肯定，他们也不会成功的。要是放任自流，一定打内战。他们必然失败，但损失太大。只有把他们抓起来。什么时机，然后考虑时机。几个小时主要是谈这个问题。将来都是很好的革命回忆录。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时间长达几个小时，一定讲得很详细，但胡耀邦只是简略地同我们讲了一下，我的记录更简略。

华国锋同胡耀邦的第二次长谈是1978年7月。

1978年7月6日下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一教室召开会议，传达了华同他的谈话。下面抄录我的笔记。因为是谈话，有些语句不很连贯，但意思是清楚的：

本来只想找理论动态组同志谈一谈，再一想，索性找党委、教研室同志一起来谈一谈。

前天下午和晚上，在华主席那里谈了九个多小时，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到凌晨一点多，实际上九个多小时，一分钟也没有休息，一面吃饭一面谈。华主席谈了许多重要思想，非常开窍的，是随便谈的，我也没有作记录。整整九个半小时，华主席谈得津津有味，他提出来，反复要我考虑，是商量的口气，根本不能作记录。今天谈的话，都是我的体会。

华主席最主要的是想两件大事。第一件，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点。他反复问：耀邦，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们国家迅速地富强，用他的话是兴旺发达。他说，我看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这是第一个问题。与这个问题有联系的，也是与兴旺发达有联系的，他想的第二件事，就是安定团结。现在党内国内最广大的人民最关心的是这两件事：大干快上，安定团结。

我们不能离开大干快上谈安定团结。华主席开始同谭启龙同志谈，第一句话就是，你什么时候回去，你的白发也经不起几次折腾了，我们的国家也经不起几次折腾了。寒暄几句后问，柴达木的工程什么时候可以上马。他看了谭启龙同志给他的报告。可能报告的保险系数大一些。他说，我看不能等到1985年后再上马，要在1985年前上马。他说，今年的形势不错的。我们抓一下小麦和越冬作物，可增150亿斤，减产的只有二三个省，主要是陕西……现在许多地方供应很好。四川已发通知，一个月每人二斤肉。许多公共食堂5斤肉，好几个省的冷藏库储存不下。我说，华主席，现在有两句民谣，听到没有：要吃粮，问紫阳。要吃米，问万里。依靠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好些省抓了这个。华主席说，今年农业究竟怎样，要到阴历八月份才能见分晓。今年10月要开中央工作会议，解决农业问题、计划问题。农业增产150亿斤，我看步子小了……我看搞四个现代化步子可加大。他问我，你不是对其他国家情况也有研究吗？实现现代化，我们要不要二十三年，我看可以提前。他讲了日本。1965年，二千多万吨钢，1975年就一亿吨钢，十年。西德，二次大战以后，西德的破坏惨得很，700万人死亡，上千万人重伤，家家户户有死的人。西德的翻身是五十年代之后，也只十几年。一个西德，一个法国，一个瑞典，一个日本。瑞典人同他谈，多少年前技术也是落后的，除了太阳是自己的以外，其他先进技术都是进口的，现在收入很高。资本主义比较老大、技术比较落后的是英国，保守，房子坏了还是照老样子修，建筑没有什么大的现代化的东西。我看我们能加快速度的潜力很大。第一是有九亿七千万人。我们不宣布那么多，宣布多了人家吓坏了，联合国会费要加几千万元。第二，资源非常多。石油，煤。柴达木23万平方公里，又有油，又有气，准备5年之内修通到南疆的铁路。南疆油田57万平方公里。许多外国专家说，南疆等于一个阿拉伯。沿海最近请了美国考察团。他们想同我们合作开发南海油田，全部由他们负责，打出油就分成，打不出油一个钱也不要。他选中了南海，打出油后至少十五年分成，三七开，或二八开。一口井十五年之内最旺盛。这个办法我们不会同意他干。他从卫星上侦察，油是大量的。他看了渤海的油井后，大吃一惊。河南、辽宁、山东、江苏，这一带都会有油的。大庆一年5000万吨。他们提十个。华主席说，提十来个。一千万吨原油出口就十亿美金。上十年，十多年，把油搞到5亿吨。有油就有钱，资金就解决了。过去把大豆、苹果、棉纱弄出去，多少年才搞四五十亿，把生活水平压得低低的。世界上煤多得没法计算的是中国。开滦到今年一百年，开采了6亿吨煤，平均（每年）600万吨，现在还有80亿吨储藏量。皖北煤田现在有多少，不知道。单讲山西，500公尺以上的有1960亿吨，一年开采20亿吨，可开一百年。我们的能源得天独厚。日本要我们的煤，美国、欧洲也要我们的煤。我们产不出这么多。西德一台采煤机5个人日产量40万吨，一铲100吨。只要首先把这两项抓够。

现在要考虑，东西都在地下。能不能大干快上，要找出大干快上的措施、关键。现在究竟有什么问题，主要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引进先进的成套的设备。开始同日本订长期协定，只同日本订，日本鬼子翘尾巴，英法吃醋，拼命请我们去，同日本人抢生意。谷牧、顾明、姬鹏飞等出去，总统、总理接见，都是要做生意。法国主动提出把美元存入我国银行，低利，50亿到200亿美元。我们有两条路：第一条路，从外国引进设备，让他们剥削我们一点，付一点学费，但求得一二十年翻过身来。第二条路是，林彪、“四人帮”的阿Q精神，“自力更生”。50年搞得起来吗？我们已浪费了十几年了。华主席告诉我们，唐山的一个日本的现代化发电站，他们帮我们安装。我们派人学了半年，回来还不能操作。因为培训半年中不给你实际操作，现在还是靠参加基建安装的人操作。资本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最大的家伙也愿意给你……汉口的轧机说部分东西自己造，但不行，耽误了一年多。不要相信林彪、“四人帮”吹的那一套，什么万吨巨轮，罗马尼亚都造5万吨的。华主席说，原来想进口65亿成套设备，常委讨论180亿。现在想法变了，进口500亿。不是没有牺牲，要承受一点剥削，剥削加上当。资本家的本性是唯利是图。不然，乌龟爬行，一百年，几百年，还上不去。这是一大决策。

第二个，怎么搞计划。二中全会一听，是先进计划。现在，华主席说，耀邦啊！我们落后了，要重新搞啊！不要以为我们思想很先进了。有一个困难，农业怎么加快，要全党再动脑筋。现在已开始务虚，要提交工作会议再讨论一次。

第三是外贸问题。500亿美元引进什么，怎么花？现在存了20亿外汇，花不出去，不知买什么。外贸怎么搞？多少年前就是打猪肉、苹果的主意，还有工艺品，搞得辛辛苦苦，才几十万元。

第四个问题是管理人才问题。华主席谈得多，非常多。耀邦啊！我们确实不适应，领导不适应，工程技术人员不适应，大学生不适应，我们的工人也不适应。他批评了一些现象，从历史上谈了许多现象。插秧机是我们发明的，日本引进去，三年就普及了。我们自己到现在不能过关。然后讲养鸡场。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情况，人家机械化养鸡，15万只，只两口子，加上两个上学的孩子。红星农场21万只鸡，280人，保卫干部4个。我们现在这一套，管理水平之低！人家挖煤，日产40万吨，5个人。美国现在一年7亿吨煤，19万人。我们5亿吨煤，220万人。今年钢可达3100万吨，工人300多万。这同全世界所有炼钢工人加起来差不多。华主席还当场批评一个农业先进单位。本来给他的机器（可以）收割90%，结果只用10%，还是出大力，流大汗，把这叫先进思想。什么先进思想，是落后的，小生产思想。什么全靠两只手，白天黑夜干。然后谈到按劳分配，要下决心，总的方针还是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罗马尼亚就不同意这种口号，搞定额，连部长也只发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办得好，加（嘉）奖。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关键工人，工资比厂长高。一个礼拜休息两天，开汽车出国旅游。我说，告诉你一个消息，上海十年来第一次敞开供应鱼，原因之一是拿出产量的1%作奖励。华主席说，现在井上井下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准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文通知，改变工资制度，不然误国误民。有错误的传说，按劳分配问题上，中央有不同看法，没有。教育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有很大魄力，留学生今年出国一千，明年出国三千。小平同志特别讲，审查不要那么严，跑掉几个不要紧。今天我对组织部人讲，跑人，最早是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总政委，多少机密啊！怕什么啊！过去审查留学生一年多，结果一些人还是不合格。还有，高级干部怎么办？保守无知，强不知以为知，当官不当家。

最后，华主席提了两条：一条出国考察一下，不但部长、副委员长、副总理、省委书记，连有些厂长，也要出国考察。今年下半年他也要出国。邓副主席、李副主席也要出去。出国有什么好处？扩大影响，领导是团结的嘛。扩大影响，开眼界。我插了两句：我们一是夜郎自大，一是坐井观天。第二，要号召高级干部学一点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他说，你们考虑一下。现在高级干部价值规律不懂。我说，省委书记说到党校半年受不了，是否可以两个月，来学一门。他说好啊！

我回来后想，华主席为什么找我谈了九个多小时。华主席对经济情况非常熟悉，数字很熟。搞得好，把方法搞对头，把大干快上的关键抓好，我们花十三四年，是可以搞上去的。这是二三百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问题，是今后几代人的问题，是全国人民命脉所在的问题。十几年打他一个翻身仗，我还能看得上，这是最令人神往的东西。

刚才忘记了讲几个情况。

华主席说，中央已决定了，1985年前，搞20万吨聚丙乙烯，等于4000万担棉花……现在每年只用1000万担棉花解决穿衣问题。那就要进口设备。现在整套的领导方法、管理方法根本不行。我们《理论动态》曾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究竟怎样的一场深刻的革命，我也不知道。

要大干快上，国内要安定团结。这就要消除一些不利团结的因素，或者说，扫除安定团结的障碍。全国人民是要求安定团结的，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前天晚上也有一些交谈，我归纳起来：

第一条，总要把“四人帮”余党，同阴谋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尽可能搞干净。这是不安定团结的主要祸根。十次路线斗争死党，毛主席说200人，现在200人打不住，加十倍，二千，也不多，三千左右。历史上搞历次政治运动，战略上是需要的，但战术上很粗糙，右派47万。这一次，死党骨干三千左右，上海八十几个，山西准备定四百二十几个。华主席说，现在管干部，你在那里，我相信你是稳当的。真正控制在三千左右，比解放以来任何一次运动都控制得好。

第二个问题，要把多少年来下面那个大贪污、大盗窃犯，民愤很大的打砸抢分子解决。这几种人，确实是林彪、“四人帮”的社会基础。这是下面搞“双打”的问题。有的地方已搞了，有些地方还未搞。不搞则已，要搞就搞稳妥。哪些地方要搞，哪些地方不搞，如社员里，工人里，学校里，机关里，搞不搞。要搞大的。最近财经会议讨论，说（贪污）1000元以上的人很多。又要坚决，又要稳妥。至于“文化大革命”打了人的，打死人的，哪还能查得清啊！华主席说，请你考虑一下。我想搞一个关于“双打”中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总之伤人不要过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要么就不搞，要么就过火。29个省加上中央三万人，加一倍六万人，不算什么。要搞，教育意义很大。不要太急了，不要太快了。

第三，狠狠抓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问题。第三战役究竟抓什么，不要动摇，就是抓肃流毒，摆事实，讲道理，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就是推不动，要就是抓起来，要就是我这里没有流毒。我在组织部说，我就有不少流毒，拥护过林彪。有些人要么就是打棍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针对谁？就是抓这个。“三不主义”要扩大为“四不主义”。我们脱离群众吓人啊！有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吓人，坐在办公室，下乡就前簇后拥。好多事情现在顶牛得很厉害。《理论动态》上写的定额管理、集市贸易、家庭副业，都是华主席讲过的。他不看。是人家增产还是你增产？华主席说，他批评了他们，郭凤莲都哭了。这个自以为是，可骄傲了。肃流毒要心强手软，非讲得厉害一点不行，夜郎自大。要打招呼，不然将来整风不好办，我们是真整风不是假整风。有些地方摸不得，只能讲成绩，讲缺点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帽子大得很。不把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方法、作风大力冲刷一下，团结不好，没有思想基础。

第四，要坚决落实政策。五大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不下乡行不行？我说凡是能不下的尽可能不下了。同工农兵结合先同工人结合。现在的上海、天津、北京，到1985年还要下乡1800万。现在下面的800万，每年花10亿，下面还要花10亿，一年20亿。为什么不把这些钱在城市搞建筑和其他事业。快速铁路、快速公路，什么时候搞，在哪里搞？东北、京津、长江三角洲，都可以搞。我同意小平同志讲的，下乡徒有虚名，群众又不拥护。民族问题之多，边疆问题之多，冤案之多！组织部门先走了一步，公安机关有的地方管不了……现在脱产干部1670万，可能有200万要复查。前天华主席还讲，有些大的历史案件，组织部研究一下，提出意见，中央小范围讨论一下。有的大队，地富反坏到了30% ~ 40%，叫人痛心。

第五，现在和今后必须功过分明，是非分明，赏罚分明。现在还是有是非不分明，功过不分明的问题。不然，党史怎么写？华主席说，干部队伍要从长计议一下，要发现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我认为好。选拔干部要走群众路线，召开挑选优秀中青年干部汇报会，这个办法好。还有要把有才干的老干部选出来。还有赏罚分明的问题。工人要考核，教师要考核，干部能不考核吗？干好干坏一个样，干部里更严重。是否一年考核一次，由群众评议，要加紧研究这个问题。有几个问题要解决好，年老体弱的生活上政治上一定安排好。犯错误的干部一定不要整得过火，整过火了不得人心。能不处分的不处分，可以用调动工作的办法就用调动工作的办法。华主席讲得很多。华主席说，你对干部稳妥，我是赞成的，放心的。现在，29个省市，中央77个部门，106个一把手，加上二把手212位，加三把手318位。106个人许多是新安排的，换的也不少了。换一个人，国内就有一个波动，国外就造谣。现在，106个大部分很能干，很优秀，老当益壮。是不是也有少数同志群众有意见，有的，我同华主席讲了。华主席感到非常为难。只有不得已的时候才调换一下。每个同志都要爱护团结的旗帜，又要用妥善的办法消除不利团结的因素。

华主席这两条，一条是大干快上，一条是安定团结。

这半年多来，一次谈七个小时，一次九个多小时。他主要的心思、心血，（是）关心这两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路线，就是大局。关系我们民族的前途，带关键性的两条。我们观察问题要抓住这两个问题。这是生死攸关、前途命运的问题。

以上是我当时作的笔记。

这天，胡耀邦情绪亢奋，话语中流露出对华国锋的敬重之情。半年多来，华国锋找他谈了两次。这第二次是7月4日，是在中央正酝酿加快发展，提出建设120个大项目以后（二、三月间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

胡耀邦完全赞同华国锋的主张，并积极贯彻。他把中央党校党委同志和各教研室同志找来，传达华的讲话精神，就是要他们贯彻。会后，他把理论动态组成员留下来，要求撰写文章，宣传阐释华国锋的思想和主张。

半年中，华国锋两次与胡耀邦长谈，就治国治党大计同他商讨，征询他的意见。这充分表明，华国锋对胡耀邦是很信任、很器重的。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恰恰是在尖锐批评“两个凡是”的那一次谈话(1978年8月18日)中讲到：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主张推进这个讨论。可见，胡耀邦的谈话不是针对华国锋。再加上他们过去的合作共事关系，胡与华之间没有恩怨。

胡耀邦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前面讲到，胡耀邦要求我们宣传华国锋的思想观点和主张，但他明确提出：对领袖，可以引他的思想、方针政策，加副词的办法我一般不主张，歌颂的词可以不要。这表明，胡耀邦是反对搞个人迷信那一套的，对华国锋也是这样。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老的个人迷信继续盛行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个人迷信——颂扬英明领袖，到处挂英明领袖的像，高呼英明领袖万岁。但毕竟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这种现象很快引起不少人的注意。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央党校，对此更有旗帜鲜明的立场。

1978年12月，中央党校二部组织学员到北京市郊红星养猪场参观机械化养猪。大家看到，华国锋去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等物品，被放在特制的玻璃橱柜中，当作圣物一样让人参观。学员王立本回校后，就给华国锋写信批评这种做法。他在信中说：“我们曾经参观了北京市一个机械化养猪试验场，场领导和职工兴奋地向我们讲了你关心人民生活，亲临该场视察和题词的动人情景，我们深受教育。”信中接着说：“在该场的会议室内，看到了广大职工对你的热爱，故将你在那里用过的物品，如热水瓶、茶杯、椅子等，陈列在特意制作的玻璃橱柜中。这种爱戴之情，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这种形式，事后一直在脑中打转，有没有必要？不知你到过的基层单位，是不是有这种类似的形式？今后，你还要到千千万万的基层单位视察工作，假如也都模仿起来，在人们精神中会产生什么影响？”王立本进而指出：“对于这种形式，我认为不利于恢复、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种作风，如遇有地位的大唯心主义者赫鲁晓夫，经过他的利用和发酵，就有可能发展到从人变成‘神’，把人民领袖和人民之间的同志关系变成封建关系，以此来破坏民主生活，镇压革命者，进行他的卑鄙勾当。”王立本建议：“从今以后，对健在的党、国家和人民的领袖，不要用这种方式表示敬爱。”这封信是1978年12月29日写的。1979年1月16日，华国锋给王立本写信答复，表示接受他的建议。信的全文如下：

王立本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的物品撤去，今后遇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

致

敬礼

华国锋

1月17日，这封信送到了胡耀邦那里。1月18日，正是中央党校举行一、二部第二期学员结业会，胡耀邦借此机会大讲了一下。他向大家宣读了王立本给华国锋的信和华给王的复信，讲了北京市委落实这件事的情况，然后从更广的角度对这样的事发表了中肯的评论。

胡耀邦说：

我为什么要从这封信说起？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联想到许多问题。

这次同志们结业，中央领导人没有来与同志们见面、讲话、照相，在许多同志想来，可能是个遗憾，感到美中不足。但是事情往往也是两点论，从另外方面来想，确实可能有好处。中央开过三中全会，你们回去讲：我们毕业的时候，中央同志没有来同我们照相，这不是很好吗，多少年来我们每次会，不管哪一级，都是一把手一定要到场讲篇话，照个相，这才叫做领导支持了，一定要这样才算数。仔细想起来，这种风气并不好，对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并不利。

他接着说，党的三中全会在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一条就是不要突出宣传个人。我们必须执行。我们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里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改正这些东西，我的意见宜早不宜迟。他还提出，这封信的事，可以当作故事、消息带回去，加以宣传，加以实行。

胡耀邦还向学员提出，你们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应成为坚决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我觉得王立本同志的信之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个地方。他看出那些不符合我们党传统的东西敢于提出来。我们需要这种作风，需要这种勇气。

胡耀邦在这次讲话中，虽没有正面批评华国锋，但也没有一句赞扬华的话。中央党校这一次反对新的个人迷信，影响很大。

这里，还应当介绍胡耀邦的另一次讲话。

1979年2月28日上午，胡耀邦向中央党校全体学工人员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这次讲话中，他也着重讲了反对新老个人迷信问题。他说，我们党的生活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我们党内不能再制造迷信，不能搞特权，不要突出宣传个人。这一条非常重要。他具体地分析了这个问题：

不要突出宣传个人，就是不要制造迷信。同志们，我们吃了制造迷信的亏太多太大了。我们尊重领袖，尊重我们的导师，是非常正确的，可是不要迷信。我们多年习以为常，甚至我们现在的宣传还在搞那个突出宣传个人。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东西。我们党内，县委制造县委书记的迷信，说我们这里的第一把手某某同志，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艰苦奋斗几十年，英明呀，正确呀，伟大呀！同志们，这么搞下去，就不得了呀！多少年来我们的宣传工作、文艺工作都有教训呐！不是说这几年文艺方面没有创作，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东西，解放了思想，但是，也有制造迷信的流毒。搞迷信可要警惕呀，同志们，以后不要搞这一套噢。不要以为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什么组织原则，恰恰相反，这个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违背组织原则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嘛！

胡耀邦这一次旗帜鲜明的讲话，是对新的个人迷信的又一次有力冲击。

《理论动态》第118期(1979年2月28日)刊登了《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一文，又在212期(1980年6月20日)刊登《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笔者是这两篇文章的撰写者。当时的要求很明确，就是新老个人迷信一起清算。这两篇文章都是经胡耀邦审阅修改定稿的，在《理论动态》刊登后，先后作为《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尖锐批评华国锋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具体表现，并指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

胡对华的五个承认

华国锋第二次找胡耀邦长谈，是在1978年的7月4日，这正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开局面的关键时刻。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在6月24日发表的。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大家知道，“两个凡是”正是华国锋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式。而具体指导撰写“两个凡是”社论、将“两个凡是”作规范表述的人，则是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共同主张。但具体分析一下，华与汪在对待“两个凡是”上，又有差别。

多年来，特别是在10年“文革”中，汪东兴是“两个凡是”的坚决执行者，与许多事情有直接牵连，尤其是不少重要的专案，都是汪东兴亲自抓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就直接牵涉到他。所以，汪东兴不但规范地提出和发布“两个凡是”，而且在实践上坚决贯彻，寸步不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就立即采取反对和压制的态度。特别是汪东兴，又是找人谈话，又是召开会议，批评《实》文，指责“特约评论员”，在会上点胡耀邦的名，发出“下不为例”的禁令，强行删掉胡耀邦在信访工作讲话中关于“两个不管”的话，真是咄咄逼人。

华国锋的思想体系和基本政治态度，是“两个凡是”。但他来北京在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又主要抓经济工作，同“文革”中的许多政治性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或参与不深，在这一点上，他同汪东兴有很大的差别。

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后，在处理实际问题上还是比较务实的，并不是刻板地按照“两个凡是”办。不仅如此，华国锋主观上还是努力跟上历史脚步，有所前进。他赞赏《理论动态》文章中“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的提法，提出要“重新学习，从头学习”。他批评大寨坚守老一套办法。在1978年7月9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又讲：那天华主席讲保守思想，有些人把落后的东西看作先进的，把僵化的、保守的东西看作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华主张搞引进，主张领导人出国考察，特别是他提出大干快上，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实际上已放弃了“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那一套。另一方面，华为人比较谦虚，能听进不同意见，认识到自己的不对时，能作自我批评，不是固执地坚持“两个凡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表现很能说明这一点。

华国锋并没有因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疏远他。从上述他同胡耀邦的第二次长谈看，他对胡耀邦是那么地信任和器重。胡耀邦在中组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直接触犯“两个凡是”的，但华国锋未加阻挠(这同汪东兴大不一样)。胡耀邦在党校的这次讲话中两次讲到，华国锋认为胡耀邦在组织部的工作是稳妥的，对他在组织部主持工作是放心的。

但从思想体系上看，华国锋很难跳出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框框。这是他的历史局限。

从胡耀邦来说，他尖锐、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那么，他是从什么角度加以反对的呢？

在实践上，胡耀邦坚定地平反冤假错案，从实际出发，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胡耀邦着重从思想方法上批评“两个凡是”。

胡耀邦在1978年8月18日的一次谈话中，集中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现将他的话抄录如下：

自从“两个凡是”以来，我说实际上这种思想方法有一个特点，两句话：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一动，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四清、旗帜(的态度)，都不许动；再一句，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这种思想，从思想领域到政治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一套。过去的一切都是对的，都不许更改，都神圣不可侵犯，是非怎么会清？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县委对省委也一样。这个思想不冲破，怎么得了！所以，邓副主席讲，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现在各级都有这个问题。

1978年8月23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又批评了“两个凡是”。他说：

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过去错的也不许动，今后是你上面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照搬，从实际出发，今年是没有希望了，明年是否能做到？一个县、一个公社，都要从实际出发。主席在井冈山时说“拿本本来”，现在是“拿文件来”，别的都不算，报纸、马克思主义原理、方针、实际情况，都不算。

1978年10月11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又讲了很重要的一段话。他说：

现在有些干部有个忧虑：是否是十二次路线斗争，是不是要抓什么分子。我们就在思想理论上讨论，不要讲前途命运。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千万不要搞进攻的姿态，可搞防御的进攻。你说我砍旗，我说你连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不说你砍旗。我说林彪是假高举，不说现在是假高举。

胡耀邦很注意防止在干部中产生又一次路线斗争的错觉，强调这个讨论是解决思想理论问题。

很明显，胡耀邦是把“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来反对的，而不是着眼于反对某些人，所以他反对用“凡是派”这样的提法。

在对待“两个凡是”上，胡耀邦与邓小平也有差别。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特别敏感，他最早表示了反对的态度。

由于自己特殊的处境，邓小平除了从理论上从政治上深刻批判“两个凡是”，还很自然地将“两个凡是”同个人的复出相联系。他在1978年5月同汪东兴、李鑫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来访的金日成谈话时再次提起此事，他说：“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个“才出来”，一个“才能参加”，其言耿耿，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及其代表人物。

就胡耀邦来说，他没有从华国锋那里直接感受到“两个凡是”的阻挡，相反，华国锋对他的工作是支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恰恰是在尖锐批评“两个凡是”的那一次谈话(1978年8月18日)中讲到：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主张推进这个讨论。可见，胡耀邦的谈话不是针对华国锋。再加上他们过去的合作共事关系，胡与华之间没有恩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两人还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中批评了华国锋，胡耀邦作了长篇发言。即使在这样的场合，胡耀邦对华国锋也是采取力求客观的态度。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对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对华的错误，第一，讲过了头不好；第二，讲枝枝节节的事情不好。讲得公公道道是得人心的。我在政治局的讲话中，有五个承认，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胡耀邦说，没有这五条，我们站不住脚。

胡耀邦的这“五个承认”，是有针对性的，讲这五条，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耀邦的这个发言，在当时那种氛围中，比较起来还是公道温和的，但有的问题讲得也有些过头。

还有一点，包括胡耀邦在内，人们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工作上和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对这样的问题，不能简单化，需要全面看，要作具体的分析。

作家好眼力  结识胡耀邦

来自三剑客、著名作家白桦所著《我所见到的胡耀邦》，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五名。这是一位中国作家，也是一位中国军队知识分子，从亲身感受谈中共前最高领袖，其中的酸甜苦辣和是非曲直令人唏嘘不已。

他扭头看了我一眼：“啊！少壮派！”

1952年夏天，西南大区的军政首脑在成都开会。西南大区机关所在地山城重庆，是有名的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相形之下，成都当然要凉快得多了。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还居重庆的时候，每年夏天，他们的军政大员也都到成都开会兼避暑。成都有很多军阀时代留下来的小公馆，这些公馆往往门面很不起眼，而且在小巷深处。

贺老总在东二巷的临时住所，就是这样一所过去军阀的公馆。巷子很窄，贺龙乘坐的苏式“吉姆”卧车刚好能开进去，“吉姆”当时在四川只此一辆。军阀时代的小公馆一般都是中西合壁，东二巷的这所也不例外。中式的朱漆门楼，院子里有两组建筑。一组是西式楼房，两层。老总和他的家人住在楼下，我当时在他身边工作，我的房间就在贺龙卧室的顶上。楼下还有一间大厅，天花板上装着一个美国“奇异”牌大吊扇，每天中午，我都要在这个吊扇下的长桌上睡午觉。另一组是几间中式平房，分别作为秘书班子的办公室、餐厅和会客室。

贺龙一周大约只能抽出一个下午和我交谈，往往就在他卧室的窗外走廊上。所以我比较清闲，除了和孩子们玩以外，晚上经常陪同贺龙外出看川戏或是跳舞。当年，他的精力特别旺盛。如果在家里举行舞会，我就是组织者。所谓组织者就是打电话邀请女伴，那时的禁忌不多，没有政审之类的手续，全靠自觉自愿。名单在我的手里，惟一的条件就是舞跳得比较好。那时的成都，会跳舞的女士很多。贺龙告诉我，抗战时期，有些援华美军就驻扎在成都，最早教会四川人跳交际舞的是美军官兵。

那一次，西南大区的军政要员在成都开的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扩大会议，按中共中央的要求，是商讨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署合并的大计。与会者经常来贺龙的住处参加舞会，有：邓小平、李达、李井泉、李大章、谢富治、宋任穷、张际春、胡耀邦......还有后来在“文革”中被迫自杀的阎红彦。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从不跳舞，要找人陪他打桥牌。其中有些顿导人，我在四十年代的战场上都见到过：邓小平、李达、宋任穷、张际春。

因为胡耀邦没有在第二野战军工作过，所以在此之前没有见过他。听说他是红小鬼出身，有名的革命煽动家。一听到革命煽动家，我就想起列宁。列宁是小个子，胡耀邦也是小个子。胡耀邦看起来很年轻，两眼炯炯有神，不像一个高官，与他地位相等的李井泉、阎红彦相比就完全不同了。李、阎二人神情阴郁、哼哼哈哈、不苟言笑，而且处处摆出居高临下的样子。

李井泉曾在晋西北当过贺龙的政治委员，又将荣任合并后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好像只有他才可以和贺龙平起平坐。他是中国因极左而得宠的几位“封疆大吏”之一。

宋任穷曾经是我的兵团政治委员，在昆明时，他给我起过一个绰号“少壮派”。当他叫了我一声“少壮派”的时候，胡耀邦立即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啊！少壮派！”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胡耀邦。他猜不出我是什么人，因为在贺龙身边的年轻人，一般应该是保卫人员，可保卫人员怎么能在首长们中间跳舞呢？

胡耀邦坚持的“标准”

“文革”后，亿万伤痕累累的中国人都面临再一次的思想觉醒，也包括中共的领导层在内。胡耀邦这个名字，像万马齐喑后的钟声那样，一次又一次在我耳边轰鸣。

他不就是我24年前见到的那个小个子年轻人么？胡耀邦，是中共高层最先觉醒并立即勇敢地走进前列的人之一。1977年底，他还是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敏锐地从劫后余生的群众呼声中，意识到解决一切问题的障碍首先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诸如怎么看教育上的“两个估计”、“文艺黑线”专政论、老干部和“走资派”、“反右”刚争、知识分子、乃至“文革”1976年的“TA门事件”……等等。他勇敢地肯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准则，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在当时对于长期只有群体意识、而没有个人独立思考的中国，无疑是一颗振聋发聩的超级炸弹。几千年来，在中国，真理只属于一个人，那就是世袭君主或终身制领袖。如果实践可以检验真理的话，岂不是也可以检验君主或领袖了吗？这太不可思议了！许多在历次政治运动受伤害，甚至致残、致死的人（包括某些高级干都），都不能、也不敢接受这种“异端邪说”。

我记得，1977年冬天，我请还没有复出的罗瑞卿，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观看我写的话剧《曙光》内部演出。由于很多人认为这部《曙光》无光，没能公演。坐着轮椅的罗瑞卿对如此真实揭露三十年代中共党内极左灾难的戏剧，先是十分困惑，他说，他曾经在红一方面军担任过保卫局长，他坦白承认：“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生活的真实是一回事，编成戏演出又是一回事，演出会产生什么效果，不知道。”他回去以后，深夜时分才给剧组的一位演员打了一个电话，说：“我想了很久，觉得是可以公演和应该公演的。”可我想，当时如果已恢复了他的职务，他会怎样讲呢？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在政治上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坚持“两个凡是”既是一种为了维护传统特权的需要，又是一种盲从的习惯。

历史的机遇使胡耀邦脱颖而出，毫不夸张地说：胡耀邦的脱颖而出，又给“文革”后的中国增强了复苏的希望。我在1979年的春节晚会上，含着热泪朗诵了一首题为《春夜的歌》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不要再惋惜已经流逝的年华，

不要再叹息被扼杀了的青春，

青春怎么会死去呢？

她姓勇敢，名叫斗争！

还有：

我们花费了两年的时间，

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这就铺下了长远长远的坚实的路基，

虽然有些枕木不那么平整。

胡耀邦坚持这个“标准”，在中央组织部长任上平反了千千万万件冤假错案。而且不管哪个时期、哪个阶层，甚至力争纠正1955年“反胡风”和1957年“反右”运动的错误，这些运动伤害到的知识分子数以万计。为此，他遭到中共内部某些人强有力的抵制，最终总算得到了平反，虽然并不彻底。在知识分子等同资产阶级的时候，他的这些“冒尖”行为不能不说是在冒险。他的勇气来自他自己在实践中的认识，他在“文革”中挨斗和赋闲的时候，接触过许多知识分子，对知织分子也没有偏见，所以渐渐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困苦、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劫难中九死不悔的爱国热情，才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当时的中国，没有比他更忙的

1979年夏天，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胡耀邦，请文化部代理部长周巍峙找了几位当时比较活跃的作家，到富强胡同的胡家开了一个无拘无束的座谈会。我依稀记得，他的家，离老舍先生故居很近。这个会很特别，一反过去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先生讲、学生听”的老办法，而是“学生讲、先生听”。

那时的作家们所关注的是：抚摸人们心灵上的伤痕，冲破陈旧的观念束缚。因为无数观念的束缚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致命障碍。胡耀邦只在作家发言时进行插话，他的插话很风趣，没有一句教条。他对作家们的招待除了茶水就是西瓜。我能感觉到：胡耀邦对“文革”后的形势充满信心。他热情洋溢，平易近人。没有模棱两可的意见，简练、明快。听得出，他读过很多书，但并没有张口马、恩、列、斯、毛，闭口马、恩、列、斯、毛。胡耀邦说的，都是通过胡耀邦自己的大脑思考过的胡耀邦的语言。那次座谈会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也产生了一些错觉，认为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像胡耀邦一样，真正接受了“文革”的惨痛教训，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在文艺领域内的宽容度更应该大些。

那年秋天，我有很多话想告诉胡耀邦。托了一位年轻朋友向他表达了我的愿望。很快，他就安排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如约来到了富强胡同的胡家，在第二进的一间客厅里见到胡耀邦。当时的中国，恐怕没有第二个比他更忙的人了！所以，他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问：你想谈什么问题？

还没等我开口，一个秘书就进来了，向他报告说：宋部长来了！他说的宋部长，一定是不久前接替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只有他可以不预先打电话就登堂入室，因为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压力最大，几乎全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苦主来京上访，都要涌到中央组织部。

中央组织部一位负责信访工作的老干部对我说：“信访处的同志不要我听那些上访人员的倾诉，说：‘你的眼泪会比他们更多。’”是的，听不得，但我非听不可。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并不是“文革”中才有冤狱，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冤狱。在胡耀邦的任期里，处理过许多重大的问题，但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的最后落实，基本都有一个长期马拉松式的过程。宋的到来，一定有重大的疑难问题和胡耀邦商量。相比之下，我的约见只好放弃。

我和宋任穷有20多年没见过面了，我和他寒暄过之后，就起身向胡耀邦告辞了。在胡家的沙发上顶多只坐了五分钟，惟一的印象是胡家的沙发太破，沙发里的弹簧顶得屁股疼。那次见面我一言未发，感到非常遗憾。

关键时刻投下的一枚棋子：胡耀邦与《苦恋》

1979年冬天，我在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国内外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胡耀邦看了这次发言后，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其中第三部分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问题，他认为大可不必忧心忡忡。我当然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并非多虑，而是他过于大意了。

仅仅一年，《苦恋》（即《太阳和人》）摄制完成，在文化部送审期间，引起轩然大波。据外电报道：中国不少有地位的人士愤怒要求严惩剧本作者，重新戴上“右派”的帽子，押送还乡，劳动改造。个别人的主张尤为极端。有些人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胡耀邦说成是“炮制反动电影《苦恋》的黑后台”。这样一来，一部再现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电影的问题，就上升为政治问题了，中国人立即敏感地联想到《清宫秘史》、《海瑞罢官》。中国知识分子凭籍历史的经验，完全能嗅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了。拍案而起者有之，投书抗辩者有之，从此躺倒者有之……

    已故的中央党校秘书长宋振庭，当时打电话告诉我，尽管沸沸扬扬，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抵制了那些“左派”同志，重申他的一贯主张：再也不能以一个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

1981年1月10日晚，我求见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这次见面，还是在那间小客厅里，比上次多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张藤椅。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

后来，这部电影一直没有通过。真的很遗憾，1981年全年，举国上下都卷入了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事件，与共和国的主人——所有的普通人民一样，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席却没看过这部影片。春节后，一个日本有影响的报纸发出一则消息，题目是：《批（苦恋）意在阻挠胡耀邦出任党主席》。是海外传媒经常把中国的文艺和政治扯在一起呢？还是中国的文艺本来就和政治分不开？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举国哗然！举国愕然！文化部事先不知道，胡耀邦事先也不知道。如火如荼的批判与过去历次批判运动相反，出现的是与原声迥异的回声。

5月17日，胡耀邦有一个讲话，希望了解并考虑知识分子的情绪。7月17日，邓小平召见几位意识形态方面的负责人，很激动地谈《苦恋》的问题，对自由化泛滥讲了一番十分严厉的话（显然，他看到不少这方面的报告），这篇讲话后来经胡乔木按自己的记录，在语气和用词方面进行了修改，比原话缓和很多。8月3日，胡耀邦受命主持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作为当事人，我在武汉军区接受批判，而没能参加。有几位著名的知织分子上台表态，捶胸顿足，义愤填膺。而吴祖光先生的表态和他们的激昂慷慨形成极大的反差，吴先生说：“这部作品温柔敦厚。”在座的人都是1957年的过来人，当年的“左派”，故伎重演者有之；当年的“右派”，一反常态者也有之。可惜，那些发言稿我都没能保存下来，仅靠记忆记下的，已经很有价值了。如果有录像就更好了，放出来，一定比故事片还要好看！

胡耀邦的讲话，已经尽了他之所能，把调子压低了很多。他说：“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评做好。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作品的，但是《苦恋》就是对人民不利，对社会主义不利，应该批评；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代表了一个错误倾向。”

我相信，这是他所能说和必须说的话。9月25日，胡耀邦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大会上，对当时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应该了结了，你和白桦熟悉，能不能写封信给他，请他给你回一封二百字左右的信作为文艺讨论，表个态就行了。”

荒煤事后对我说：“我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怩？有些人显然还不肯罢休。”10月，《文艺报》发表了唐因、唐达成署名的遵命批评文章，后来唐达成见到我的时候拱手对我说：“冒犯，冒犯！”我说：“可以理解。”

听说，胡耀邦在见到张光年的时候说：“《文艺报》的调子太高了！”当光年反问他：“这调子是上面定的呀……”他只好哑然一笑。他当然也知道，即使这样，也还有人（而且不是一般人）认为火力不够猛烈。10月13日，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刚刚从巴黎国际笔会回来的巴金。一见面就问：“巴老！你看过我的文章吗？”巴金回答说：“没有。”胡耀邦说：“我的文章本来把批《苦恋》应该结束的意思放在前面，有些老同志的气不顺，我只好把这样的意思摆在后面。你在文学界德高望重，应该给中青年作家以正确的引导。”

巴金没有顺应胡耀邦当时非说不可的意思，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那些有才能、多产的中青年作家——比如白桦等。”

这时，正在用电影摄像机拍摄的记者祁鸣眼前的取景框模糊了，他发现自己在流泪。祁鸣事后对我说：“按过去多年来的习惯，不管你是多么有名的文艺家，在倾听中共高级领导人说话的时候，你只能唯唯诺诺，而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巴金却胸怀坦荡地为文艺家大声呼吁。”

1981年对于我来说，是一本沉重的书，这本书是许许多多人用自己痛苦的思索写出来的。将来我会把这本书编排出来。

最后一次见面

我和胡耀邦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12月29日。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开幕，那是一次空前轻松的大会，那是一次空前透明的大会，那是一次空前自由的大会，果然，会后就有人称之为“典型的自由化”的大会。但人们对“自由”二字的解释是那样的不同，有人要的是人身自由（包括表述真知灼见的自由）；有人要的是限制别人人身自由的自由。所以人类经常为了不同的“自由”而产生激烈的矛盾。

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胡启立、薄一波……等前来参加。胡启立“受书记处的委托”，在开幕式上作了恐怕是他一生中赢得掌声最多的一次讲话。因为他在讲话里说了——

“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特色，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像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技巧。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

“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

会议的主持人，还宣读了几位没参加会议的负责人发来的贺电，却意外地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由于作家们第一次获得鼓掌的自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戏剧性效果，大家的掌声因人而异，有长有短，从而表达了作家们的爱憎，引起了个别人的极大不快。但是，或热烈、或稀疏的掌声已经成为历史的存在，所以，谁也无法改变或抹去了。

开幕式以后，胡耀邦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作家们合影留念，这已是我国开大会的“习俗”。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我曾不只一次地站在众人之中，和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拍过这种纪念照，我都是站在最后排，也从来没有订购过一张、装上镜框以示荣耀。甚至在贺龙身边工作过那样长的时间，也没有和他、没有和其他领导人拍过一次合影照，那样的机会很多很多。这一次我却一反常态，站在前排李准和李瑛之间，为了让胡耀邦进来的时候看见我。

果然，胡耀邦径直向我走来，伸出手来和找握手，因为场上人声喧哗，他连续几次问我在写什么，我第三次回答他，他才听清。胡耀邦身后的薄一波用地道的山西话对我连说了三声：“很有名！很有名！很有名！”我至今都没有弄明白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后来这张照片在国内外的报纸上发表，从照片上看，作家们对这一瞬间都感到欣慰，因为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绽开着发自内心的笑容。那张照片，着实引起了海内外很多朋友的错觉，纷纷来电、来信，以为知识分子（尤其是我）的境遇会好起来。结果，仅仅一年，在新的一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前夕，1986年最后一天，作家们在北京体育馆举行了一场名叫“你们，我们”的朗诵晚会上，已经听到沸沸扬扬的私下议论，胡耀邦可能引咎辞职。

我很久都在猜测：他的“咎”是什么呢？三天后，胡耀邦就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让人感到既突然而又意外。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再次“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与世长辞。

他首先向知识分子伸出坦率、热诚的手

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认为胡耀邦是一位从打土豪、分田地愤而冲出土屋草舍，走向漫漫两万五千里烽火长征路的那一代先驱者中最不墨守成规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的杰出，还表现在他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比较少。

中国的农民运动，包括中国共产党须导的农民运动，始终都没有摆脱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让人困惑不解的是：中共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在长征前自己的困厄时期，对中共中央执行的“左”倾政策，十分清晰。抗战时期有一段从实用的角度，的确注意到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建国以后又重蹈覆辙，任意践踏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织和尊严，乃至生命。从后果来看，比王明、张国焘等有过之而无不及。

胡耀邦却不同，“文革”以后，他对历史的教训有过深沉的思考，和知识分子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友谊交往。他不仅了解知识分子的苦难，也了解知识分子的心灵。冰心老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他是伟人！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我是说我自己，我快九十了，没死；他才七十三岁，却死了。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干了不少实事！道些年，他活得很累、很痛苦。而今他平静地去了，虽说早了些，毕竟摆脱了痛苦！”

她的话我很有同感，许多知识分子都有同感。

传说，在“文革”后期，当一位老知织分子坦率地问胡耀邦：“您能够举出一九四九年以后针对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政治运动，有哪一次不需要平反改正的吗？”面对这一难题，胡耀邦理所当然地很难接受，他首先是惊愕，然后是愤怒，甚至自然而然地对提问者的动机产生怀疑；但经过一番理性的思考以后，又不得不接受，并冷静下来，代替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刻反省。所以，当他在中国失望的荒原上播种着希望的时候，首先向知识分子伸出了坦率、热诚的手……在我们需要从他那里得到更多希望的时候，他精疲力竭地躺倒了！他在去世前不久，向一些电影工作人员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面对的困难很多，许多事在近期、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不能如愿以偿。谁让你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呢！生活在这个时代，就要承担这个时代的苦难和使命，责无旁贷！”

他没有虚伪的承诺，没有空洞的安慰，只有坦白地说出实情。那时的胡耀邦，可以算得上是身居高位的人了吧！身居高位而能实实在在地思考、诚诚恳恳地说话并踏踏实实地行动，的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1998年长江的特大水灾，国人好像才恍然大悟：原来长江上游的国家专业伐木大军是造成绿色植被严重破坏的主要原因，认识到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愚昧的行为。其实，在胡耀邦重访长征路的那年已经下达过这样的、断然的命令了，这是一道泽被子孙的好命令啊！为什么后来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了呢？在没有胡耀邦的十年之后，仅仅想到这一点，面对滔滔江水的我，就止不住泪如涌泉……

1994年10月5日，我和一批作家到共青城富华山胡耀邦墓地的时候，是一个满天云霞的傍晚。拜谒了他的陵墓，在题字的时候我无法控制地嚎啕大哭起来……胡耀邦“文革”后在中国政坛上的升起和陨落，说明了多少事啊！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至今都被戴着沉重的枷锁一一那也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而且是其中难以拒绝的一部分！

 纪念是心情  超越是使命

来自作者赐稿、本网老朋友木然老师的〈纪念胡耀邦，超越胡耀邦〉，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六名。这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学者纪念中共前最高领袖的随笔之作。当然，随笔而不随意，纪念不仅是思念，超越也是期盼。

木然老师写道，2015年11月20日，是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人们对胡耀邦的纪念，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既表明人们对政治理想主义的追求，也表明人们对清廉政治的向往。既表明对老人个人专断政治的不满与批判，也表明对民主政治的期盼与构建。既表明对暗箱政治的告别态度，又表明对阳光政治的向往与追求。既表明对极左、极右危险的恐惧，又表明对政治前途不确性的担忧。

木然老师认为，纪念胡耀邦的目的，是要继承胡耀邦，超越胡耀邦。在继承中超越，在超越中继承。离开继承的超越，容易犯政治乌托邦的错误。离开超越的继承，容易陷在好人政治的漩涡中难以自拔。

木然老师指出，纪念胡耀邦的目的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进行到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在胡耀邦的领导下进行的，是邓小平在此基础上进行推动的。这一大讨论，使得人们的思想告别了禁锢时代，走向了思想解放时代。使中国告别了毛泽东时代，走向胡耀邦邓小平时代。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时代，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告别了封闭的时代，走向了开放的时代。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走向了市场经济时代。现在仍然需要实践是检验政治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彻底告别传统体制，走向现代民主政治文明体制。

纪念胡耀邦的目的是建立民主政治。有人说，中国人总不出好人政治，纪念胡耀邦，纪念的是好人政治，好人政治阴魂不散。可在一个不健康的政治里，纪念一个好人有什么不好？难道好人不纪念，让人们纪念坏人？把人分为好人坏人未免简单化。从纪念一个好人，也推导不出纪念好人政治来。人们都希望好人，也都希望有一个好人政治。可政治上的好人与好人政治并不总能划等号。好人与好人政治联结在一条，得需要民主制度条件。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做坏事。制度好，才能让好人变得更好，让坏人无法做坏事。这样的制度，只在英美等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作为背景的条件下才存在，而这些，在中国是有待于追求的东西。纪念胡耀邦的目的，就是把有待追求的民主变成实践中的民主，让民主照耀中国。

纪念胡耀邦的目的是把依法治国落在实处。胡耀邦强调法治，重视法治。他亲身经历了无法无天的文革，看到了权力不受限制对所有人的伤害。他尽全力纠正文革的错误，彻底否定文革，主张通过法治保障公民权利。通过法治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通过法治约束领导人的言行，使法治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和看法的改变而改变。没有法治，领导人在迫害别人的同时自身也成为受害者，在治理别人的时候自身也会受到治理，在清算别人的时候也会被别人清算，在打击政治对手的时候也会被别人打击。没有法治，公民权利也会滥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都是以集体的方式滥用权利。群众运动，运动群众，利用群众整群众，都是人治的结果，伤害的都是所有的个人。没有法治，没有任何人都在劫难逃。没有法治，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纪念胡耀邦的目的是把平反冤假错案进行到底。这一方面要把自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各种冤假错案进行到底，现在给高岗平反开了一个好头。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也要把这些冤假错案的平反进行到底。不能平反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又增加了新的冤假错案。历史不能总在制造与平反冤假错案重复进行。当然，平反总是好事，平反比不平反好，平反比压着好，平反比历史虚无主义好，平反比历史虚构主义好，平反比历史淹没主义要好。评总比不评好。平反不是目的，目的是建立纠错机制，铲除冤假错案产生的机制。否则，旧的历史冤假错案解决了，新的历史冤假错案又产生了。中国的历史，总不能在历史循环中没有长进，不长记性。

纪念胡耀邦的目的是希望中国能出一批政治家。政治家不是政客，政客只追求个人利益，政治家却追求政治理想，并让理想变为现实。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是勇于担当的政治家，是在历史关键时刻把握方向的政治家，是积极顺势而为的政治家，是敢于承担政治风险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与民众一心的接地气的政治家。胡耀邦就是这样的政治家。他作风民主，善于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勇于改革，勇于承担政治风险。他积极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不怕被人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怕因此被整下台。他做了政治家应该做的。

木然老师强调，那历史未竟的事业，是政治的耻辱。政治耻辱，反衬了他的政治荣耀，反衬了他人性的光芒。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木然老师最后感叹道，纪念胡耀邦有多种理由，以上的纪念，也算是理由之一吧。

……

政坛留佳话  习老挺胡总

名列选网上周文章访问量第十名的，是来自克危克险安全、作者为曾任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秘书林牧的《习仲勋仗义力挺胡耀邦》。

林文称，1982年9月，胡耀邦当选中共总书记，提出“全面开创……新局面”，目的就是进行全面改革。1983年1月，胡耀邦发表长篇讲话说：“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胡乔木反对发表和下发这篇讲话。习仲勋对胡乔木说，这么重要的讲话，如果不形成文件发下去，党的历史会形成一片空白，怎么给后人交待？胡乔木仍坚持不发。

在一次批判胡耀邦会议上，胡乔木建议解决胡耀邦问题，还私自发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知。万里找习仲勋询问，习说不知道，习又找胡启立问，胡也说不知道。在总书记、常务书记和中办主任都不知道情况下，竟有人私自发出召开要总书记下台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是任何政党、任何政府的法纪都不能允许的。习仲勋和万里认为党内危机迫在眉睫，同向邓小平报告。邓回：“胡赵格局不能变。”

1983年10月，中央决定整党，讨论方案时，胡乔木说：“这次整党要既反左也反右，反右主要是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胡耀邦打断胡乔木的话说：“你说的不对，主要是反左，其次才是防右。”习仲勋说：“我赞成耀邦同志的观点。干什么工作也得有个重点，不能东一锤子西一棒子的。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清理三种人，通过清理他们达到从组织上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正当中央整党时，“文革余孽”王力搅局。王力通过邓力群致书中央，建议取消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1984年2月，书记处讨论处理王力问题。习仲勋愤慨地说：“有些隐蔽下来的‘三种人’，他们伪装自己，似乎‘表现很好’、‘很听话’，骗得了某些领导人的欢心和信任，比如王力就是这样。”书记处都主张将王力开除出党。

在一次讨论干部工作会议上，邓力群离题介绍首钢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经验。在返回中南海路上，习仲勋忧虑而又愤慨地对耀邦说：“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他们看不顺眼，想整某个人了，就给他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胡耀邦感叹：“为什么我们一些很受尊敬的领导人也常常吃饱了饭没事干要节外生枝？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世界上本来没有鬼，你天天喊打鬼，倒好象真有鬼了。”

1985年9月，北京一批大学生上街。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对策。胡耀邦说：“充其量不过是学生们游行示威喊口号嘛，没有什么了不起。”邓指着胡耀邦说：“人们说我是西太后，你是光绪，这种语言是侮辱性的，是敌对分子的挑拨。”胡说：“对于流传在社会上的各种无稽之谈，我们大可不必太认真，关键是我们要把自身搞正确。”邓说：“不采取断然措施不行。”

在书记处讨论此事时，邓力群、胡乔木都杀气腾腾，主张“一定要对组织、策划这起事件的后台老板或一小撮坏人实行专政。”习仲勋打断胡乔木的话说：“不可这样！我对大学生游行的事情从心上不赞成，但他们的一部分要求的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呼声，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历史的回顾：匈牙利的卡达尔为何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原因是他总结了酿成事件的教训，采取了疏导、教育的方法。卡达尔制约官僚主义，采用了人民选举的方法，让那些得不到基本群众拥护的的官僚主义者自动淘汰……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民主的发展和法制的完善。这次，我认为学潮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所要教育的，是应该让他们懂得，民主并不是空洞的东西，民主是一个过程。”

1986年5月，胡耀邦说：“我们党将要如期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我们必须下决心解决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将有三分之一的老同志退休，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名新同志将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些同志中将有80%到90%是五十岁上下。另外，我们应该让一些年龄在35岁到40岁的更年轻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我快70岁了，也到退休的年龄了，那些已超过80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胡乔木则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我认为在我们国家政治制度面临转折关头，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政治领袖继续领导我们完成这个转变。这也是我坚决要求小平能在十三大继续留在党中央的立场。”

胡耀邦发言以后，邓纹丝不动。习仲勋说：“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实际上，今天这个会就是在昨天和明天之间选择。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经济甚至专管的办法去解决经济领域层层盘剥的问题，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防止封建专制披着革命的外衣顽固地盘踞在统治地位……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坚持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为了革命，为了前进和发展，小平同志退出中央，实行退休制，就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又立一次大功。”

邓说：“你们是不希望我再过问中央的事，嫌我干涉你们的工作了是不是？那好，我可以不干，一退到底。”习仲勋马上说：“不是这个意思，耀邦和我没有嫌小平过多干涉我们工作的意思。我只是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出发来讲这番话的，同时也考虑到小平的健康。”这次会议没有达成一致决议。据说，会后王震对邓小平说：“谁让你下台，就让他下台。”邓点头说：“那些做梦都想让我下台的人，矛头必然要针对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必须坚持，即使流血也值得。”

1986年11月，中国科技大学师生上街。1987年元旦，北京市又有大规模人群上街。元旦夜，在邓家，薄一波等人在开会。胡耀邦还被蒙在鼓里，而习仲勋凭敏感觉察到危机迫在眉睫，提醒胡：“我在为你担心！”胡不在意：“不会有什么，党毕竟已经成熟了。”第二天，邓见胡耀邦时说：“我打算开一次中央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摆在桌面上来谈，好好沟通一下思想嘛。”胡耀邦临走时，同邓长时间握手，也是最后一次握手。几天后，薄一波主持中央生活会，要胡耀邦深刻检讨。隔两天，再次召开生活会，会上，薄一波等要求胡耀邦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