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知青：我给胡耀邦写了三封信

耀邦百年，中央以最高规格最隆重的方式予以记念，我感到这是发出一个鮮明的信号：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习和继承胡耀邦同志一心为民、敢于担当的精神和品质，党的事业才能千秋万代！这几天看到许多纪念胡的文章，很受感动。在这里将我个人亲身经历感受过的几段往事记述下来，寄托对耀邦同志的思念，亦了却一桩个人的心愿。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作为一名普通的下乡知青，曾给胡耀邦写过三封信。

（一）

一九七六年到七七年，我还在志丹县下乡插队，当一名生产队长。当时基层县乡出现了一些干部以强迫命令搞大干快上，以虚报浮夸骗取大寨县称号的乱象，最极端的是为达到人均上交千斤公粮的指标，竟将老乡家的口粮强行收走，还以“秋后再向国家申请反销粮”为由，要求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做工作。弄得百姓口粮无着，怨声载道，却又不敢说话，一些老红军老干部出面论理，还被扣上“反对学大寨”的帽子被批斗。我们看的这些情况，愤然不平，感到这正如老乡所讲，“中央的好经被下面的小鬼念歪了”。一九七八年春天，我与在公社当团委书记的李小康一道，在县乡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后，在窑洞中闭门几天，联名给中央写信，反映县里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上面的重视，扭转下面的这些乱象。

这封“告状信”通过在延安大修厂的插友送回北京，又通过知青的母亲（在中组部工作）送到耀邦同志桌上；同时也通过北京干部的爱人（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编入“内参”报到中央。此信立刻得到胡的高度重视，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马上报给中央领导，确定由陕西省委组织工作组查清事实后进行处理。在中央领导做批示时，耀邦同志特意嘱托要加上一句：要保护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的两名知识青年，绝对不准打击报复（由此看出耀邦同志考虑得多么细致周到）。事后我们也了解到，当县里知道我们“告状”，确实有领导提出让武装部派人到村里带我们上县去。但第二天一早，中央电台（全县喇叭都能听到）播出中央领导批示及陕西省委派出工作组的消息时，方才作罢。

经过工作组调查后，志丹县的问题被作为一个典型，进行了专门的整治。又是根据耀邦同志的提议，由中央发了一个文件，通报对陕西旬邑、志丹少数干部问题的严肃处理，要求全党以此为戒，认真转变作风。

经历此事，从耀邦同志身上，我们看到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追求真理的信念的力量，也使人更加坚信中央拨乱反正的决心和立党为民的意志——不是说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二） 

一九七八年秋天，因为李小康入党问题多年未获解决，我们从县里和公社的同志中了解到，主要是政审中他家庭和海外关系等问题。小康的父母都是华侨，也是我党的老同志，经历过革命战争的历程，后从延安被派到海外开展工作。五十年代时其父被错误定为“右倾”。在李小康入党问题上，县与公社的许多同志都感到他表现优秀，早已具备党员的条件。但面对这种“复杂”的问题，有的不敢拍板，有的更是以此为由进行阻挡。

我很是打抱不平，为什么有些营私舞弊的人能够入党，为什么真正干事业干工作人却不行！但又找谁去说理去呢？遂下决心给我最信任的耀邦同志写信，在信中反映小康入党碰到的几个问题，并提出不应以家庭情况作为入党标准；更何况中央已经做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右倾”问题也不应作为政审不过关的理由。

这封信送到了耀邦同志手中后，他立即作出批示，要求有关方面会同地方党委组织部门调查属实后加以解决。还对由哪一级组织部门解决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要求抓住这个典型案例，同新华社人民日报配合，精心报道并加评论，使拿党票营私舞弊的人受到惩处，使为人民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人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接纳。

这不仅促成小康同志入党问题的解决，并且为一大批碰到类似问题的青年人加入党组织铺平了道路。一九七九年，在耀邦同志提议下，中央又专门发了文件，对被错误定为“右倾”的同志进行平反改正，其中专门列了一条：对家属子女过去受牵连处理不当者，应按党的政策处理改正，今后在入团入党参军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应受到影响。

一名知青的入党问题，得到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重视，不仅亲自批示解决问题，并且进一步宣传扩大影响和出台政策，推动一大批人的问题的解决。由此使人真切地感受到，耀邦同志将被错误处理的干部及其子女的问题放在心上的情怀，和拨乱反正务求穷尽，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和意志。也能体会到他对党的建设的明确主张和强力推进  。

（三） 

八十年代初，我回到北京，在国务院知青办工作。父亲下放多年后也从河南回到北京。在家里，我先是听到父亲与老同事谈及全国科技大会后他们振奋的热情和滿怀的希望。但以后更多的是听到他们对知识分子仍受歧视、政策不落实、作用难发挥的现实感到失望。这些建国前后周总理亲自从欧美请回来的专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在怀念周恩来的同时，也对文革后党的政策是否能落实产生怀疑，不仅个人和家庭在文革后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一直得不到解决，并且感到报国无门。听了他们的看法想法，我心急如焚，极为担心，并且感到事关重大。情急之下，又想到了胡耀邦同志，思考再三后下决心给他写信，反映我父亲及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及他们的心情，并恳请中央重视这一情况，尽快采取措施妥善解决。

这封信被直接送到时任中央领导的耀邦同志手中，他马上作出批示，要求组织检查中央机关落实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并明确要求不许讲空话大话，能解决的立即解决。中组部随即发出通知，要求进行紧急检查，检查事项具体到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结论复查、“海外关系”的档案清理、入党和工作安排方面问题的解决、专家助手的配备、影响科研出成果的因素、夫妻分居、子女照顾、住房困难、医疗治病等诸多事项，真是细之又细，实之又实。这次检查推进了中央机关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也带动了地方相关工作。由此重建了老知识分子对党的信任。时隔多年后，同在部里工作的退休老同志（曾参与过这项工作）将当年耀邦同志对我去信的批示抄件拿给我看，看到件中批示的内容，我热泪盈眶。一名知青，只因讲了一些实话真话，反映一些实情和民意，就得到了总书记这样的信任，我心中充满激动。我更体会到，这是耀邦同志终生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实是求是、立党为公的真实写照。

（结束语） 

一九七九年，部分省市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座谈会在京召开。当时召开这个会，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发现许多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被当地社会错误的认为是四人帮路线的执行者，一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被撤职甚至被批斗（如参会的侯隽、孙立哲），一些坚持在农村的同志也被误解而处境不佳（如参会的蔡立坚、张革）。记得知青办老同志介绍说，耀邦同志听到这个情况，就提出利用这次开会的机会，请这些知青到北京来，由中央领导接见，不仅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并且向全社会发出信号：党和国家对上山下乡知青的贡献是肯定的。这次会后，许多省市领导也仿照中央作法召开座谈会，欢迎知青代表。使一批知青老典型感受到党的温暖，并重新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我作为这次会议的工作人员，来自知青，服务知青，更深切地感到这一点。回想耀邦同志当年送第一批垦荒队员到北大荒，在江西与知青同创共青城，他对知青的感情真是深之又深，非同一般。

九十年代与新世纪初，我曾两次去共青城，瞻仰耀邦同志的陵墓。望着富华山上花岗岩纪念碑中耀邦同志的头像，我心潮澎湃：在这里，永远矗立着一个为党为国充当脊梁的坚强身躯，永远跳动着一颗为民为义无私奉献的赤诚之心。作为知青，我还要说：耀邦同志，您是我们知青心中的最值得信赖的支柱和靠山，您的精神和人格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说明：

1、本文撰写得到李华、李小康、张凡这些当年亲历者的帮助。李华还提出：当年志丹县的问题是上面宣传提法的误导与下面少数干部借机营私的结果，中央发文件在纠正县里问题的同时，也纠正了宣传提法之误。小康提出：所述之事有一大背景，就是胡耀邦在77年底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开始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如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大讨论等，由此来看本事件，绝非偶然，也更能显示胡的精神和品质。我十分赞成二李的观点，特原文照录，算作补充。

2、本文只作为个人的回忆和心声的表达，在知青和就业群中与大家分享。文中所述有关文件（均为公开发表）等内容大多是本人后来在国家机关工作后了解到的。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