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写作出版

一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2004年7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再版，又一次在全国掀起了阅读热潮。近年，笔者频繁采访过此书作者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并撰写《良心树———戴煌其人其事》一书。纵观戴煌一生，十分忠诚、勤奋地写作，著述颇丰，其中有一批反响极大，影响几代人的佳作。抗美援朝时期的名篇《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便出自他的笔下。纵观戴煌一生之作品，《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在国内外影响最大，应为其代表作。该书的写作、出版，经历了20年之期。

戴煌写作此书的直接动因，产生于1979年初夏。

1979年6月上旬，中纪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对“文革”后，全国普遍存在的“派性风波”、“信任危机”、“党风不正”等等歪风邪气，污泥浊水，提出了批评及严肃整治的方案。

新华社国内部政治组的戴煌，受命参加了这次会议，负责会议报道。在研究、撰稿时，戴煌发现了一个问题：会议上，每一位中纪委常委的发言，都强调了迅速消弭那些祸患的重要性、紧迫性。可以说，整个会议把整顿党风与建设四个现代化，提到了并列的高度，作为当前全党工作的两个中心。

这一来，当前全党工作不就有两个中心吗？会议是这么开的，戴煌的稿子当然也就这么写。这与中纪委召开的另一次会议———新闻舆论界座谈会的“纪要”内涵，也是相吻合的。为慎重起见，6月13日晚，戴煌来到中纪委副书记魏文伯处，就此稿的修改进行了专门研究。正商讨间，胡耀邦来电话，因为此稿提到了他的讲话，他也很想看看这篇稿子。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其时已晚，魏文伯副书记还是派人将稿子送了去，稿子到达胡耀邦手中，该是晚上8、9点钟。

回到家，戴煌又将底稿琢磨、改写一番，时至午夜，才躺下睡觉。

“咚咚咚———”两眼刚合，戴煌又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起。敲门者是同事赵永西，他来转告社长办公室电话：“耀邦同志约你明天早晨7点前往他家里去，磋商修改中纪委会议新闻的事，总编室要我陪你一道去。”

翌日一早，新华社办公室派车在候，小车很快抵达东城富强胡同6号。戴煌看了一下手表：6时40分。跨入这座相当陈旧的小四合院，秘书热情地迎上来，一边沏茶给客人一边说：请你们稍候，耀邦同志正在加速度喝稀粥。

一会儿，耀邦一阵风似地进入客厅，与戴煌等人一一握手，随即掏出一包启了封的中华烟，请来客随意吸。当他在那把破藤椅上坐下开谈时，戴煌注意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老式电子钟，7点正。说明他是个很守时的人。

耀邦谈话的重心，是关于党的当前中心工作问题：

“我们的工作只能有一个中心。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就是同心同德，一切都为了奔向四个现代化。不管你干什么工作，都要为这个中心服务。否则，人家就会以为我们有几个中心。中心多了，就会冲击和抵销真正的中心。毛主席早在40年代就说过，不能抓了具体政策忘了总政策，抓了具体任务忘了总任务。我们现在的中心工作，就是扎扎实实地干四个现代化。”

“现在有些工作推不下去，就是因为有些单位、部门和地区，总认为他们的一些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从而冲击干扰了总任务。这不但说明体制有毛病，还有个思想不解放的大问题……倘若有人叫他们动一动这些不合时宜的规定，他们就说这也是中央过去的规定，那也是中央过去的规定，一丁点儿也不能动。”耀邦晃了晃一只小指头，乐哈哈地说，“不错，有许多确实是中央过去的规定，但也得要看看这些规定是哪一朝哪一代的嘛，不能刻舟求剑嘛！”他又笑了。“我们要革命，就得改革。不但经济体制要改革，干部体制也要改革。各行各业的许多规章制度都适应不了这一形势，不改革还得了？！我建议你们写有关评论和稿件的时候，最好能突出这一点，并希望整个新闻舆论界都协助中央解决这个大问题。”

他快人快语，妙趣横生，常常使人们忍俊不禁，他自己也不时地哈哈大笑。这个嗜烟如命的人，点燃了一支烟，走到写字台旁，拿起了戴煌写的那篇稿件。说：“如果我们这样报道出去，国内外不明所以的人，可能会说我们党内又紧张了。我觉得，如要报道党风问题，似乎最好能强调这几点……”对于稿件的修改，耀邦要戴煌把他刚才说的主要内容，充实到这篇新闻中去。耀邦又点燃了一支烟，征询戴煌等人的意见：“……不知你们以为如何？”

他微微笑着，左右环视着戴煌、赵永西，认真地等待他们回答。

一般人，此时也就是附和、赞同中央领导的意见。戴煌却不然。他对耀邦谈话的个别观点不同意，如“内外有别”的观点，更主要是对稿件的如何修改有分歧。既然有意见分歧，他也就当面说。

“这篇稿子是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消息。在整个会议上，所有发言的同志，几乎都把整顿党风与大搞四化当作全党当前两个中心工作来提的，如果按照你所讲的这些重新改写，而且仍然以会议新闻发表，那么参加过会议和看过会议材料的同志，就会说当时的会议上并没有这许多内容，而是新华社记者后加的。同时，这也不符合新闻真实性的要求。请耀邦同志考虑：是否可以会议新闻归会议新闻，只是适当地修改一下，另外再加发一条你刚才对我们的谈话？”

这就打破了耀邦原来的思路，耀邦低着头，背着双手在地毯上来回踱步沉思。

“对，你们说得很对！干脆，连会议新闻也甭发了。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意见，也可供中纪委的同志们参考。可我一时来不及去说，请你们帮我去转达一下，怎么样？”

当天下午，戴煌前往中纪委，向中纪委常务副书记王鹤寿同志转达了耀邦同志的谈话。几天后，又应《人民日报》政文部王泽民、范荣康等同志要求，向他们转述了耀邦的谈话以及自己的感受。闻者无不受教育受感动，耀邦的这一故事也不胫而走。 

二 

此次直接接触耀邦，在戴煌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常想：一个领袖人物，真正的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同志式的无拘无束地商讨，而不是居高临下发号施令；对别人的不同意见认真思考，相当尊重，最后收回成命，而不是神圣不可侵犯地“我说了算”；由于他太忙，十分信赖同志，要自己帮他向中纪委转达新的见解，而不像另一种人，凡事都要先看看对方头上有没有乌纱帽和这帽子的尺寸大小，同时还要再琢磨琢磨亲疏远近之别……如果所有“日理万机”的人都能这样重视新闻工作，又都能这样与人商讨问题，一经提出，还能立即收回自己不尽妥善的意见，那该有多好啊！

在戴煌接触过的国家领导人中，豁达明快、平易朴实者，除了越南的胡志明外，耀邦亦是第二人。他写了胡志明，由此，也决定要写耀邦。几年来，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大刀阔斧，义无反顾，“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早已为戴煌由衷钦佩，在脑海里铭刻深深印象。

不过，耀邦身居高位时他不想写。因为，身居高位者不乏赞扬，多一篇少一篇无所谓，赞扬多了，反而容易助长不良风气。而且，历史仍在检验这些身居高位者，戴煌相信：随着时间推移，会有更多事实来证实一个人的品质。当然，不立即写，却应多多收集素材，来日方长，以后再写。 

三 

作品，确是岁月煎熬之物。

日积月累，案头上，关于胡耀邦的素材在渐渐长高。写作中，戴煌越发觉得：当年，耀邦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支持下，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倒“两个凡是”、全面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日日夜夜，是耀邦一生中最最辉煌、也是全国人民最最难以忘怀的岁月。如果，没有当初那波澜壮阔、把全党全国从崩溃边缘奋力挽回的岁月，就不可能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书写那岁月中的尖锐复杂、艰险斗争，广及于当代并留传后世，十分有意义，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晃，数年过去。1988年10月，有编辑约稿，请戴煌写写耀邦同志。此时，耀邦离开总书记职务，已经1年零10个月之久，于是，戴煌欣然动笔，将那次会面速成一篇5千余的文章，题为《一次无拘无束的谈话———记与胡耀邦的一次会面》，在文章题记上，他首先写道：他在塔尖上，我不想写；他似乎默默无闻了，我却乐于把这沉睡多年的草页公布于世。此文完稿，首刊于《新闻三味》杂志1989年1月号上。 

四 

1994年秋，《炎黄春秋》杂志主编杜导正同志，约戴煌为该刊写《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炎黄春秋》是一份以发表纪实作品为主的月刊，办得很有特色。杜导正对戴煌说：你写吧，文章可长可短，7、8千字，2、3万字都行。

约稿，又一次触动了戴煌的心，觉得积累多年，“是写作成篇的时候了”，便—口应允杜导正之约。这时，书房里关于胡耀邦的资料，已积有一大纸箱。为撰写《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戴煌反复研究了总数不下二百万字的参考资料。

1995年9月初，《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一部前六章未定稿完成。按照惯例，戴煌写作初稿是要征求当事人、知情人及被采访对象的意见，为此，《炎黄春秋》找人打印数十份，由戴煌及家属分送所有提供材料的同志，其中，包括耀邦的夫人李昭大姐，以及戴煌的挚友姚昌淦、徐颖夫妇等人，恳请他们核实补充和提出批评意见。第二部各章，大体上也送请有关当事人核实修改，力求准确稳妥。

1995年11月始，《炎黄春秋》摘编连载该书。随即，便有数十家报刊，相继转载或连载该书部分章节，立即赢得广大读者。这说明，有关耀邦的故事，特别是当年他在叶邓陈老一辈们支持下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正确落实“人”的政策的故事，发自内心的读者群是十分广泛的。许许多多尚未见诸报端的故事，则在民间流传。其中，河南省郑州旅游学校的女学生赵明，给戴煌写信叙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1985年10月26日上午，胡耀邦总书记来到嵩山脚下的登封县。在嵩阳书院，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国内现存最大的柏树，细听文物局长李振中讲“汉封三柏”的故事。

相传汉武帝时，这里就有三棵大柏树。武帝进了书院，看到第一棵柏树枝干挺拔威武雄壮，就高兴地说：“朕封你为大将军’。”再向里走，一棵更大的柏树出现在眼前，武帝想想说：“朕封你为‘二将军’。”待进了第三层院子，又看到一棵气势非凡、直插云天的柏树，明显大于前两棵。但武帝认为自己金口玉言不可更改?只得蔫没声地咕哝说：“肤封你为‘三将军’。”随行大臣觉得不公，建议重新封；武帝却明知有错也不改，没理找理地说：“先入为主嘛！”李局长接着介绍说：“由于年深日久，‘大将军’枝干弯曲，‘二将军’树干空裂，‘三将军’在一次雷电中化为灰烬。民间传说是，‘大将军’乐弯了腰，‘二将军’气炸了肺，，三将军’恼怒自焚。现在‘二将军’还蒙着委屈哩！”总书记听到这里，幽默地说：“知错不改是不对的。现在应该给‘二将军’、‘三将军’平反昭雪，就叫它们为‘元帅柏’、‘大元帅’吧！”

正因不论古今，或正事或笑谈，耀邦都贯穿着实事求是精神，并留下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广泽人间的业绩。所以，他才配得世人的真情赞誉。周而复在其《离世异俗，独行其意》文中说：“知道冤假错案并不难，平反冤假错案却很难；自己高谈实事求是并不难，要自己实事求是去做却很难：自古已然，于今仍是。耀邦同志力排众议，言行一致，坚持实事求是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自然受到人们的拥戴。”

五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完稿，部分刊出后，出书，却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

此书先在香港印发。但是，在新华书店内部书店也有卖。一本书的单价，在香港是88块港元，在我国内部书店卖人民币150余元，且常常脱销。

这时，《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在国内出版的呼声更高。不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又上门，与戴煌协商，要求出这部书。戴煌提出：文联出版公司出这本书也行，但要带上新华出版社，因为人家已经排版，做出了书的样子。

出书的关键是过审批这道关。文联出版公司很有办法，最后新闻出版署同意出这本书。

1998年5月，国内版本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终于面世，首印15万册，一下子成为了国内的畅销书，在中国北京、深圳等地新华书店，稳居排行榜首位。各式各样的盗版本趋之若鹜，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覆盖于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城镇乡村的书店、书窗、地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