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日以远 典型在夙昔

    耀邦同志不幸猝然逝世，四海震惊，与国同悲！党中央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他光辉的一生作出了崇高的评价：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党的卓越的领导人……他是当之无愧的。
    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四年的十年间，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深切地感到耀邦同志各个方面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永远崇敬的。他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呕心沥血的献身精神，实事求是而又敢作敢为的高尚品格，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优良学风，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对同志既严格要求又热诚爱护的待人之道，等等，等等，都将永远铭刻在记忆之中。

生龙活虎的共青团工作

    耀邦同志在五十年代初期，就认为应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他的中心思想是，革命胜利以后就要以生产建设为主，把国家建设好，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革命的根本目的。他常告诉我们，如果解放十年二十年还不能使人民生活改善，群众对社会主义是会失望的，党的威信也会降低。所以他从党和人民的需要出发，按照团的工作性质和青年的特点，大力倡导和组织各种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比如，为了造福人民，改变祖国森林覆盖率太低的落后状况，他很早就大声疾呼，号召广大青年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并和林业部一起分别在井冈山和延安召开了青年植树造林大会，对全国的植树造林工作，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又比如，他及时总结了群众的经验，作出了在农村普遍组织青年突击队的决定，这种突击队适合青年身强力壮，文化较高，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掌握先进技术和工具的特点，对发展农业生产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又比如，他敏锐地看到我国人多地少，青年就业困难这个尖锐的矛盾，除了教育知识青年下乡回乡以外，及时组织青年垦荒队向荒山荒地进军，黑龙江萝北垦荒队、江西德安县的垦殖场（共青城的前身），就是屹立在祖国一北一南的两面旗帜。在工业、文教等各条战线上，那时的团中央也十分注意发挥青年和团员的积极作用。强调劳动实践，注重思想教育，加强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使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共青团的工作生龙活虎，蓬蓬勃勃，生动活跃而又扎扎实实，一代青少年形成良好风气，革命传统得到发扬光大，成千上万的先进模范人物涌现出来。在这个基础上，团中央于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八年召开了两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这些青年精英，现在已经成长为各方面的领导骨干，有的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想，他们是不会忘记耀邦同志的。这些工作成绩的取得，当然首先是党的领导的结果，但也和当时的团中央的领导特别是耀邦同志全心全意、鞠躬尽瘁的工作分不开的。

反潮流的胆识

    耀邦同志为国为民忧国忧民之情常常溢于言表，有时愤激之词脱口而出。一九六○年，出差到他工作过的川北，从广元到南充几百里的路上，他看到许多群众衣不蔽体，面有菜色，身体羸弱，精神疲惫时，激动地说：还不如解放初期我在川北工作时吃得好，穿得好，难道这就是“大跃进”吗？我们随行者当时只得相对默默无语。
一九五八年秋“大跃进”声中，我随他一起出差，从河北、河南直下湖北。起初看见一些地方的庄稼长势良好，他也很兴奋，继后逐步发现一些不寻常的现象，使他陷入沉思，并表示怀疑了。比如看到深翻地到一丈多，他说，有必要掘地一丈吗？麦子的根须能扎到这样深吗？当时，深翻地是毛主席大力提倡和号召的，对此表示怀疑岂非大不敬！当他亲自看到“人民公社”对上级和参观者以大鱼大肉丰盛的筵席款待，而群众却在食堂内围绕着锅台喝稀饭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慨然长叹说：“毛主席曾经引用《孟子》说的话，‘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事实上他是受包围受蒙蔽，得不到真实情况呀！”真是语出惊人！但事实的确如此，当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好象演了一出“皇帝的新衣”。
    最使人难以忘怀的是在河南禹县的一场经历。其时，正值热火朝天大炼钢铁的时候。那天，包括耀邦在内，我们一行七八人都在该县三个炼铁基地中最大的一个参加炼铁劳动，把一筐一筐的矿石往小高炉里面倾倒。这些矿石究竟含有几分铁质，烧出来的铁水究竟凝成了什么样的铁块，这都姑且不论。当晚住到县招待所，晚饭后耀邦就同县委的主要负责人交谈，闻知他们和北京来的记者准备上报禹县放了一个炼铁的大卫星，其数量超过实际产量的近百倍。这使耀邦大吃一惊，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发生了。一方说，要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并且用亲自参加了劳动后的材料仔细算账，认为当天全县出铁量顶多不过三百吨；一方则认为，“大跃进”嘛，要敢想敢干，不能泼冷水，算账要算大账，并说除了县里直接掌握的基地外，全县还有数不清的群众自己建立的小高炉，是你们所不知道的。一方面是苦口婆心，反复劝诫，说这样搞是非常错误的；一方则铁了心要震惊全国，态度可谓十分顽固。直至次日凌晨也谈不到一起，只好不欢而散。当天早晨六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里报道禹县放了日产铁二万吨的大卫星，《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赫然刊登了这条消息。耀邦同志听到以后，气得脸色发青，手一挥，叫“走”！没和主人告别就坐上吉普车急速离开了禹县，主人也没有来送行。
    今天听来这好象是一篇神话故事，但是在那个头脑高度发热的“大跃进”的年月里，“保钢铁元帅升帐”，是何等惊天动地之事，在“气可鼓而不可泄”的盾牌下，什么瞒天过海的事情、稀奇古怪的假话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畅行无阻，一时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而耀邦同志“不识时务”，偏要逆潮流而动，给热气泼冷水，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

他为什么能创新

    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把上级指示、理论知识和实际结合起来，耀邦同志在这方面堪称典范。他自己熟读马恩列和毛主席的书，博览文史方面的书籍，用自己的模范行为提倡干部要刻苦用功读书，而且要理论联系实际。所以他能够在工作中创新，不拘一格。他最忌教条主义的照本宣科，形式地传达上级指示，什么事情都等待上级拿主意，自己不动脑子。一九五六年暑假，团中央举办了一个高等学校的团委书记学习会，耀邦同志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其中他谈到：你们希望请毛主席来作报告，指示如何做好团的工作，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是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的工作，忙得很，你们提的问题大都是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怎么好拿去麻烦他老人家呢？再说，团的工作，毛主席早已指明了原则，就是既要引导青年在党的中心工作中发挥作用，又要按照青年特点开展团的独立活动。至于具体的业务上的问题、办法和经验，首先要靠我们自己去实践、去研究、去总结，不能都去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否则，还要团的干部做什么呢？这番实事求是实实在在的话，无论在当时和现在来看都是说得很对的，但是在“文革”中却成了耀邦同志一大“罪状”，说他“煽动大家反对毛主席”。实事求是真不容易。

妙语益难忘

    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他非常重视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除了通过会议、文件、文章对全团部署各方面的工作以外，他本身就是一个出色的宣传员、报告员。他每到一地都要向团的干部、团员、青年作报告，事前要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和问题，所以讲话内容针对性强，而不是言之无物。由于知识渊博，旁征博引，妙趣横生，极富感染力，使听者如沐春风，受到教育而又不感到压抑。一九五八年秋天他出差到南阳，给当地青年作报告时，讲到干革命要像诸葛亮那样鞠躬尽瘁，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他说：你们这里有一个卧龙岗，那里挂着一副对联，“功在国家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分襄阳南阳”。现在借过来把它改一下赠给大家：“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利用当地文物材料化为新鲜教育内容，使全场活跃，效果特佳。
    他多次教育干部要正确对待和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进步。他说，批评人家是为了帮助同志，治病救人，不能搞“无情斗争”，不是讲战友吗，既然是朋友，怎么能“无情”呢？但是我们是革命队伍，又不能搞“温情主义”。他用两句唐诗来形容“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真是神来之笔！
    有一次向大学生作报告时，他针对有的学生因为学习上、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而发愁时，教育他们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打掉悲观失望的不健康的情绪，随口改李煜的名句说：“问君能有几多愁？小小困难值不得低头”以鼓励大家。
    这样的事例很多。耀邦同志博览群书的学习精神，生动活泼的引导青年的方法，在当前形势下，是特别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效法的。

政治风暴中的同志情谊

    耀邦同志性格鲜明，对干部坦率真诚，既严格要求，又真心爱护。对闹个人主义，争地位待遇者，批评得很严厉；但在政治运动中，又多方保护同志，实在迫不得已时，也尽量设法使当事人少受伤害和委屈。他对一九五七年那场“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就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我就听他气愤地说过：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家搞成“右派”呢？
    我对“大跃进”中那种虚报成绩，大放“卫星”，强迫命令，人民公社化，大办钢铁，大办食堂等等，在党内说过不同的看法。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主动作了检查，同志们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这样轻松地“过关”了，当时我自觉很侥幸。到了“文化大革命”，揭发耀邦同志的“罪行”时，说他“包庇右派”，我才知道，当时有人要把我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耀邦同志坚持不同意，说曾某不过是犯了自由主义错误，检讨了就可以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动辄罗织罪名，置人于绝境的岁月，这是“包庇”还是“德政”，答案已是非常明白了，而这样“包庇”施诸团中央的干部，何止二一人而已！
    耀邦同志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信条，对同志不故示亲热，见面不讲一般应酬话，彼此相见以诚，朴实、自然，可以交心，无话不谈。我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政治上、思想上，为人处世方面受到的教益自不用谈，就是调离以后，也仍然得到耀邦同志的关怀和帮助。“文革”中在经过六年之久的批斗审查以后，我终于获得了“解放”，于一九七二年被军代表赶到了四川（军代表把四川也当做边远的充军之地），省革委根据我长期从事青年、文教工作的经历，把我分到重庆大学做党委书记、校长。其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化之际，运动一个接一个。学校刚开始复课，学生大部分是只有小学程度的“工农兵学员”。军宣队、工宣队是实际的领导，教职工中的造反派不断兴风作浪。在这种情况下，根本难于开展工作，我心情极为苦闷。那时，耀邦同志刚从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京不久，当他听说我处境困难时，托一位熟人带口信给我，大意是：目前这种情况绝不会持久，告诉老曾，一定要沉着应付，不能急躁，硬顶硬碰不行，也不能完全照他们那一套搞，能拖就拖，有时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在那人斗人、人防人的年代，耀邦同志这些话，真是“空谷足音”，弥足珍贵，感人肺腑！
    一九七四年夏，“批林批孔”已经发展为“评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日益猖狂，造反派把矛头直指校领导，工作更无法进行。我一气之下，借口有病跑到北京，躲避灾难一个月之久。其间，两次去看耀邦同志，“万方多难此登临”。其时，他“赋闲”在家，以读书和接待各方朋友为务。我们已近十年没有在一起交谈了，劫后重逢，彼此感慨万端。谈起“文化大革命”在四川和全国造成的灾难，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气愤地说：天府之国，流民三千万，真是荒唐透顶！他说：孙中山搞革命还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嘛，“文化大革命”是什么纲领？究竟为了什么？搞了八年还看不到尽头，抗日战争也才八年嘛。不过，“多行不义必自毙”，那几个人呀，“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杜甫诗句），他们能“颠狂”多久，“流”向何方？我们走着瞧吧！从这些发自内心深处，肝胆相照之言，也可见耀邦同志的精神境界、意趣和眼光之一斑。
    七十三岁，在一般人来说也可以算是长寿了，但对耀邦同志来说，则未免太短了。“不能百年，曷足谓寿”（韩愈）！这是使千百万人感到十分痛惜的！死者已矣，我们后死者的责任在于传播他的嘉言懿行，启迪后来人，承担起耀邦同志的未竟之业，实现他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遗愿，以此告慰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