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陵 荀瑞昌：难以忘怀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时期，计算技术研究所有职工1800人左右，分成两派，两派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在中关村地区是出了名的。1975年7月耀邦同志到科学院工作后，先后多次来计算技术研究所调研和指导工作。他深人群众，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工作提出了重要而明确的指示。作为当时研究所的负责人，我们虽然与耀邦同志的直接接触并不是很多，但他的工作作风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很正直，不偏不倚

    说实话，开始的时候，对于耀邦同志来计算技术研究所指导工作，我们是有戒心的。我们弄不清耀邦同志是来干什么的，他支持哪一派。记得在计算技术研究所阶梯教室召开了一次会议，有室主任、支部书记和机关各处的负责人参加。当时就有一位同志．也是党小组成员，就是不来参加会议，他说我又不是为了当官，我还搞我的业务。可见当时大家对耀邦同志来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心态是多么的复杂。会上，耀邦同志反复讲，要大联合，要消除派性．不要搞内耗。听了耀邦同志的讲话，大家感触太深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搞派性斗争，干部群众受到很大伤害，所里几乎都无法开展工作了。他不支持一派打压一派，而是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要讲团结。我们感觉，耀邦同志确实不同于一般的领导，确实非常正派，非常正直。这样的领导，一定会受到群众的拥护。我们做研究所领导的，心里也踏实了，工作也就好开展了。

注意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他讲得很严肃，不靠专家，不靠知识分子，这些基本力量不调动起来，靠谁把科研搞上去?要知道在当时，这些专家可被视为“牛鬼蛇神”。落实政策，耀邦同志既坚持原则，准确把握政策尺度，又启发鼓励我们大胆工作，不要缩手缩脚。所里有一位同志是四平战役的功臣，延安炮校的第一批学员，“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说他是什么叛徒，他受不了，最后上吊了。耀邦同志来了以后，叫我们抓具体，落实政策。家属说是他杀，专案组说是自杀，怎么办呢，耀邦同志鼓励我们认真琢磨解决问题的思路。经过反复研究，最后我们定性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逝世”。材料报给耀邦同志看，耀邦同志一字一句地看，一边看，一边说好，最后他非常认真地在稿子上批了两个字：“很好”。落实政策，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给你扣，我们没有见过这样高级的干部这么做的。这个问题最后落实得比较好，几方都没有什么意见。耀邦同志除了掌握大的方针政策不偏不倚、非常平稳外，对具体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他也认真负责，敢于负责。有一位支部书记，1941年参加工作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说他是假党员。当时没有查到入党志愿书，介绍人也找不到了。后来调查了几次，查到一个跟他一起参加过组织生活的人，但这个人也死了，最后确实没法再查了。后来“蹦”出两个人党介绍人，他去见了一面，说：  “不对，不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这么一个非常老实的老同志。耀邦同志知道后很生气地说，这样的好同志，还抓个什么劲，不要再查了。说实话，在那种历史背景下，一般人是不敢承担这个责任的，有人会说你包庇什么叛徒，包庇假党员，这个受不了。最后，这位同志的政策也得到了落实。

要求领导班子要团结，不要受派性的干扰，

要有党性，以党性战胜派性!

    耀邦同志注意安抚干部、了解干部、鼓励干部。领导小组开会时，每个成员他都要问，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时间参加工作的。问到高陵，他说是47军转业的，在南泥湾开过荒、种过地。耀邦说，你是个好同志，要把南泥湾的精神拿起来工作。他对干部要求也是很严的。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他讲完了话，当时的所长阎沛霖同志还是老一套，“耀邦同志的讲话很重要，我们下去研究研究怎么落实”。当时耀邦一听就急了，“什么研究研究，这个没有什么可研究的”。耀邦同志的这次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反响强烈。大家私下议论说，耀邦个子不大，胆子不小呀，他非常直率，真敢讲。他讲的都是事实，有这样的干部真好。阎沛霖是南开大学毕业的，算是老知识分子了，他后来讲，咱们党的高级干部要都像耀邦同志那样，那就好了。

非常关心群众生活

    在他的倡导和帮助下，解决了影响科研人员的“五子登科”问题。一个是孩子问题。当时计算技术研究所将近两千人，孩子最多的

时候有214个，大家都带着孩子到实验室去，影响工作，孩子也不安全。在耀邦同志的支持下，所里雇了一个临时工，在办公楼下的平房里办了一个托儿所，后来托儿所的条件又不断得到改善。另一个是帮助解决夫妻分居两地问题。有的科技骨干的爱人在外地，也是那个单位的骨干，人家单位不愿意放人，我们去做工作，人家也希望我们放人。也是在耀邦同志的亲自过问下，解决了这问题。还有煤气问题、房子问题和票子问题，都是先后在耀邦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得以解决的。耀邦同志关心群众生活的点点滴滴，大家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这么好的领导，群众的干劲就上来了，效率就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