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胡耀邦对于上山下乡拨乱反正的点滴事
——文革话题小议之六
1976年10月6日，随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被捕，标志着历时十年的文革被终结。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
1978年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于9月18日开始，10月5日结束。9月25日，胡耀邦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后来，胡耀邦主持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特别强调：“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
耀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对于在文革期间发生的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事情，他一直本着为民爱民的情怀、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拨乱的勇气予以对待和处理。
一、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
1978年摧枯拉朽的思想解放春潮，荡涤了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教条。在胡耀邦大力推动组织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长期支撑上山下乡运动的“左”的理论不堪一击。从中央到地方，凡是有知青存在的地方都开始了各种形式的返城。
思想的解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尤其是文革期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亲自提出的，要不要否定？怎样否定？十年上山下乡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条路是很难再继续下去了。只有否定，广大知青才能理直气壮地提出返城要求。
那时，各个行业都在拨乱反正，都在平反冤假错案，一句话都在否定文革！那么对于文革期间发生的上山下乡运动如何看？
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渐减少下乡，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方针，是可能做到的。安置方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参见《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39页）
这是中央层面的领导首次严肃地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否定了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
所以，胡耀邦要求国务院知青办要明确责任，“讲明这种可能性”。就是不再搞上山下乡了，主要在城市安置青年就业。
言简意赅：上山下乡这个路走不通，必须废止。
二、心是好的，基本观点也还是可以的！
1978年10月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在北京复刊。
复刊以后的《中国青年报》一鸣惊人——
2008年10月18日，已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叶辛回忆对说：“我最早是在上海人民广场的大字报栏上看到《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文章的。我清楚地记得，时间是1978年11月23日。标题好像是《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头版都快满了。”
那时，叶辛被临时借调回上海修改他的知青小说《蹉跎岁月》，借住在上影厂的宿舍。他当时的身份是贵州省修文县砂锅寨的插队知青。
一篇评论员文章为何会掀起轩然大波？叶辛认为：“这篇文章在当时许可的情况下，针对近十年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说了不少真话和大实话。”
曾担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徐祝庆是这篇评论员文章的作者，当年他35岁。他告诉我们：“那时我在评论部工作。这是报社主动写的，不是上边要求的，应该是写出了知青和家长的心里话。”
写出知青和家长的心里话，这在当时尽管把“四人帮”打到了，也是一件很不易的事情。
另一位老报人王文翔回忆：“当时我在报社青年运动部工作，我们后来还配发了江苏扬州市琼花街道全部解决回城知青问题的稿件。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邢崇智看到后，打电话来要了100份报纸，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发了下去。”
徐祝庆回忆：“听说，国务院知青办向国务院领导告本报的状，报社有压力。”
“当时的信呀，像浪一样涌到报社，有几千封。”王文翔说，“写信的人，有知青，更多的是家长。”
这一切都发生在北京正在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
北京在开会，云南知青在起事。全国的知青都在寻找出路。在这个关键的敏感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禁锢了十年之久的《中国青年报》于1978年11月23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国青年报》本报评论员的《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一文，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一次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相公开袒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评论员的文章认为上山下乡的起因是城市就业压力的加大。实质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在文章里，例举了大量的上山下乡的严重后果，结论是必须拨乱反正！
评论员文章发表后，留在农村里知青们奔走相告。大量的支持信件飞向了报社。刘小萌撰写的《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书里讲到的——
“在有影响的大报上，对上山下乡历史真相进行过全面剖析的文章，仅此一篇。这篇文章还用犀利的笔锋驳斥了长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些‘左’的理论教条。”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被某些领导人认为是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国务院的知青办甚至发出通知，强调这篇文章并不代表国务院知青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求统一口径到“充分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成绩”。
“（这篇）文章的要害在于，对于我国的上山下乡活动缺乏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分析，把上山下乡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阴谋捆在一起，使统筹解决知青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不利于在安定团结的气氛中稳妥地解决知识青年问题。”（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138页）
胡耀邦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在三个月以后的1979年2月23日的共青团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上特意指出：“国务院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没有完的时候，团报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可能有某些缺点，心是好的，但没有好好鼓舞大家一下。知青上山下乡对祖国作了很大贡献，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还要坚持下去，这方面的话说得太少。有些地方的知青就拿着这篇文章质问知青办，说《中国青年报》关心我们，你们不关心，给做具体工作的人增加了困难，我看，心是好的，基本观点也还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至少鼓励绝大多数青年继续干下去，好好干，这个话讲得不够，这当然是个缺点，要引以为戒。”（许法：《我所知道的知青工作》雅文编辑部，1998年出版）
心是好的，这是肯定！基本观点也还是可以的，这也是对于这篇文章的肯定！
三、你们这个要求不过分！
从1963年7月到1966年7月，三年内共动员10万余名上海知青来到新疆，其中安置在兵团的9.7万人，安置在地方的3000多人（如：达坂城的柴窝堡、阿克苏地区的拜城等地）。到1984年4月，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只剩下近三万多人。他们“就像被大潮留在了沙滩上”，永远留在了新疆的土地上。
这些留在新疆的知青，此时唯一的渴望是能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回到上海去？
1985年，胡耀邦到新疆考察，他应留在新疆的知青要求题词：“历史贡献与托木峰共存，新的业绩同塔里木河长流。”
据记载，时任新疆农一师政治部主任的上海知青倪豪梅，代表留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向胡耀邦总书记提出：我们一辈子扎根新疆就算了，希望能留个根在上海。
留个根啊！
善解人意深得民心的胡耀邦当即表示：你们这个要求不过分！
（http://www.kankanews.com/a/2015-11-01/0037195532.shtml《看看新闻》网站“阿拉要回上海去”2015年11月1日）
于是有了一项新的政策：同意新疆兵团的每户上海知青，包括夫妻一方不是上海人的家庭，安排一个子女回上海落户。条件有三个，第一，要有监护人，第二，年满16岁，第三，初中毕业。
这就是以后被称为“小新疆”的上海知青的后代。
四、知青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
1982年10月，一位叫萧芸的女知青上书北京，请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改为工龄——
各位领导：
我们都是1964年至1968年下乡、1978年至1979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15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热泪回到“娘家”。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为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作为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8000万知青在农村，在边疆，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穿用)，身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肩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油里，我们曾经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说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杀。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的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无法理解，也不能忍受……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语：“不使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订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唤回国家领导传送的“福音”。
此致
崇高的敬意
不算工龄，意味着你在农村这些年白干了！这绝对是人为地制造一种不平等！就像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有着巨大的差异一样，人为地制造这些不平等，实际上是在无视基本的人权啊！
1988年6月，中央365号文件明确规定：知青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这年9月，知青农龄普查工作在全国展开，知青的农龄全部变成了工龄。
后来，这封改变了知青命运的信被人们称“知青福音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