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明：我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的十二年（中）

平反冤案

    1978年耀邦同志到中央组织部工作．那时期上访信件和上访人员较多，除了粱秘书外，耀邦同志办公室又增加了秘书张耀光同志。他俩负责办公室工作，仍由我陪同耀邦同志外出公务。那时，全国各地来京上访的人很多，长安街、中组部门口、甚至耀邦同志家门口、胡同里、小路上到处都能见到上访的人群。有群众，有干部，都是要求解决冤假错案问题的。

    有一次，一位新疆来的上访者，突然跑进耀邦同志的办公室要求解决冤假错案，耀邦同志听了他陈述，当面作了批示后，并对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不要看到有领导转来的信件就管，老百姓的就不管，那叫势利眼，我们可绝不能这样做。”在我和耀邦同志外出中，多次发生我们的汽车在行进中，突然从大树后面闪出一个人，一下跪在车前．双手高举一封信件，口喊“冤枉啊”，耀邦同志马上叫我下车，接过上访者手中的信件交给他，耀邦同志并摇下车窗玻璃对上访者讲：“收到了，回去等待吧。”有一次，当汽车在耀邦同志家的胡同里行驶，突然有个上访者一下跪倒在地上，汽车马上停了下来。那位上访者却很快钻到汽车的底盘下不出来。耀邦同志在车里说了好几遍，叫他出来，有问题就解决问题。但上访者就是不出来。胡同里好几个便衣的公安人员迅速赶来一起动员，方将那位上访者拉了出来。接了他的上访信，耀邦同志总是对上访者那句话“一定帮助你解决”。在路上，耀邦同志说：“我太理解上访者了，有的冤屈多少年了却无人管。”有时，我们的汽车行驶在长安街、组织部大门口的路上，我们也曾经多次遇见过许多上访者发现是我们的车、马上飞奔过来，跪在马路上齐声申诉喊冤。耀邦同志任中央秘书长职务后，虽然警卫力量加强了，但对于拦车喊冤者，耀邦同志一直都不允许工作人员对上访者态度不好。中央组织部每天上访信件有几麻袋，组织部专门成立了信访办公室处理申诉信件。1985年9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耀邦同志自1979年1月担任中央秘书长(1980年改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6年多的时间里，共批阅人民来信两千多封。在繁忙的工作中，平均每天要批一封人民来信。当时，我住在北京西城区一个胡同里，每天很晚回家，往往也会遇到有上访的人把申诉信交到我的手里，盼望冤案早日解决。近些年，我看报纸和有关刊物时，经常看到一些让我们回忆往事的报道。有一天突然看到报纸整版报道老摄影家吴印咸先生的优秀作品展览，看着对吴先生的人生评价和作品介绍，联想起1979年，我在中组部工作时的回忆。当时我的家住北京西直门内一个很窄的小胡同里，八平方米的平房二小间。往往晚上回家，老远就能看见我家门口有人在等待。尤其那个年代，冬天，夜里的天气特别寒冷，偶尔还会发现有小汽车停在家门口。吴印咸老先生当年就是通过他的亲属一一科学院的一位同事，在寒冷的深夜一直在我家门口等候．在我住的八平方米小房中接待了他们。吴老先生把他申诉的内容告知了我，并谈到在延安给许多国家领导人拍过照片，包括耀邦同志。我答应第二天上班将他的申诉信转交给耀邦同志，夜很深了，二人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我家。不久，他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没想到几十年后，我又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了吴印咸老先生的名字，中国很有名气的摄影大家，我也曾与他有过这样的往来。

    1986年9月14日实行教师节的第一年，河北省永年县20位小学教师来北京游玩。在北京颐和园游玩后，教师们就在颐和园附近一家餐馆就餐，每人要了一碗面，结账时老板发现桌子上多了一个空碗，老板就认定是这20位教师吃了2l碗面，要收2l碗面的钱，教师们就与老板讲理，当时改革开放初期的个体户大部分是无业人员，一般素质都不高，最后个体老板拿起凳子、大棒，把20位教师劈头盖脑打了一顿。有八名教师受伤，三名教师被打晕在地。轻伤的教师跑到北京市委、市公安局反映此事，一周过去了，也没有人给予解决，于是他们准备第二天带伤到中南海新华门静坐。教师们来京后，一直住在炮兵司令部招待所，正巧那天我的一位战友到炮兵司令部去办事，听说此事后，就劝阻他们不要采取静坐的方式，影响不好。虽然当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但我的战友还是将申诉的教师带到了我家中反映情况。听了他们的陈述，我对他们说：“今年是第一个教师节，又是耀邦同志提出的。不能采取静坐的极端方式、影响不好。你们是教师，回到学校，把教师节到北京之旅遭殴打之事向学生们一讲，你们的学生对北京的印象也就不好了。所以，你们回招待所马上写一份材料，我帮你们转交给耀邦同志，帮助你们解决。”他们回到住处后连夜写申诉材料，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就把材料送来了。我上班到中南海，把这一情况向耀邦同志进行了汇报。我说此事对教师节、对老师、对学生、对北京的形象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耀邦同志当即给北京市委书记批示：请将此事尽快查清，并将处理结果告我。

    上午九点收发室取走信件，中午前，北京市就收到了这封信。北京市委马上通知，下午两点召开北京市各区委书记，区长和公安局长紧急会议。第二天，北京市的情况汇报就放在了耀邦同志的办公桌上。汇报中说，昨日下午市委召开完紧急会议后，海淀区委书记马上到医院看望和慰问了被打伤的三名教师；海淀区长立即赶到炮兵司令部招待所，代表北京市政府看望八名轻伤教师。同时与轻伤的老师们协商好。由区政府派车将他们送回河北永年县。区公安局当天下午将三位打人者拘留，一人在逃，正在追捕。

    这件事很快在教师报头版头条刊登，耀邦同志关心受委屈的教师。1986年l2月16日人民日报也全文刊登。

    1983年，河北沧州地区一个砖厂的厂长来找我，他反映承包了村里的砖厂，和村委会签了十年的承包合同，过去的砖厂倒闭了，他承包砖厂后，生产的砖全年供应北京石景山钢厂，生意马上就红火起来了。这时，生产队长鼓动队里的农民想撕毀承包合同，砖厂承包人不干，双方发生了矛盾。承包人带着盖有大队公章的合同到县法院去告状，法院认为承包人合法，法院的同志乘车到村里去调解，生产队的农民就挖沟，中断砖厂通往外界的道路，使警车进不了村。全村的农民合起来，把法院的警车给掀翻了。最后，县公安局出车到村里帮助解决问题，农民把公安局的警车也掀翻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砖厂承包人到北京，把承包合同和申诉信交给了我。我听了他的申诉，认为村里中途撕毁合同是不对的，就将此信交给耀邦同志，并简单地讲述了申诉信的情况。耀邦同志对我说：这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搞承包制的过程中出现的“红眼病”。他马上给河北省委书记批示，警惕承包后“红眼病”的到来。河北省委书记马上在该村召开全省工作扩大会议，所有河北省县以上的干部参加，举一反三，防止在河北省再发生此类情况。不久该砖厂的负责人，拿着一篮鸡蛋专程来北京表示感谢。我说：“感谢收了，鸡蛋是不能要的。”对方高高兴兴回去了。

    还有一件事，我记忆最深刻。1985年的一天，中直管理局刘胜玉局长告诉我，齐白石的长孙叫齐西来，原来在水利部工作。1957年反右运动时，水利部当时差一个右派名额，最后就把他递补成了右派，然后将他派往甘肃偏远的大山里，在一个小水电站劳动改造，至今他的右派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当即就告诉刘局长，l978年耀邦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的时候，中央就已经发文件为全国的右派平了反，当时报纸电视同时进行报道。现在是1985年了，怎么还有右派呢? 当时，我对刘局长讲，既然你说他现在没有人管，那就叫齐西来给耀邦同志写份申诉材料吧。很快齐西来同志就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了关于自己情况的材料，我给耀邦同志看后，耀邦同志乐了，他说这是中国最后一个右派。他马上批示水利部尽快为齐西来同志落实政策。第二天，我按信封上的地址到北京百万庄的楼群里找到这位中国最后的一个右派，我告诉他耀邦同志已批示，希望他耐心等待组织上帮助他解决。这也是我多年接触申诉者，而体会到他们的心情，让他们早一点知道，早一点解脱自己。

    1978年，耀邦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有一次我去中国科学院办事，回来后向耀邦同志反映，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头头柳忠阳等人现在都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同时被关押的还有文化部、国家体委等单位的造反派。耀邦同志听后，向我说道：“关起他们干什么? 你还要有战士看管，还要管他们吃，管他们住。我就不相信他们能翻天，放出来接触社会，接触群众，这对他们的思想改造会更有好处。”第二天，他马上召开北京卫戍区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的会议，解决此事。不久，科学院同事来电话告知我，柳忠阳等人已被放出来，回到了家中。当时，让我回想起在科学院工作时，造反派对耀邦同志的批斗，尤其在天安门四五事件时，造反派从上到下对老干部咄咄逼人的情景。耀邦同志的包容大度，不记私仇，光明磊落的胸怀，这件事得到了科学院人们的好评。

    有一天，我无意翻阅一本刊物，突然看到我国著名演员杨再葆先生的回忆文章。在文章中谈到1983年，他演了一部改革开放的电影片，多次审核都不能通过，影片改来改去把片中的改革主题都快删没有了。他直接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耀邦同志能够协助解决一下这部电影迟迟不能通过的问题。他拿着信直接到了中南海西大门，他想将信交给门卫帮助转交，可是大门警卫有规定不能接收信件。我正巧下班回家。老远就看见警卫人员与一人交淡，走近了发现是杨再葆先生。因为我看过他演的改革影片，演的很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警卫人员马上向他介绍耀邦同志办公室的同志来了，我向他询问了信的内容，并答应他一定帮助转交耀邦同志，他当时很激动，非常高兴地握住我的手，再三表示感谢。我将申述信立即转交给耀邦同志，耀邦很快作了批示，问题得到了解决。致使很多年过去之后，杨在葆先生仍然铭记在心。

    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中，我帮助许多人落实了冤假错案，这都是耀邦同志的思想在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使我对伸冤者产生同情之感，尽自己最大力量为他们工作。

难忘的讲话

    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期间，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会议，就是l978年召开的全国组织部长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各省组织部工作的一次盛会，来自全国各省的200多位老同志相聚大会。“文革”十年后，大家见面倍感亲切，会场上热闹非凡。耀邦同志走上主席台刚一讲话．会场即刻就静了下来，整个会议大厅鸦雀无声。耀邦同志在会上讲话两个多小时．让我感觉到会的老干部们都像小学生一样专心致志地聆听耀邦同志的讲话。在他的讲话中，多次出现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在回家的路上，我对耀邦同志讲，今天您的讲话太好了，参会的老同志，他们太兴奋，太高兴了，整个参会人员都被您的讲话所打动。看到今天的会议，让我想起了1975年在科学院共青团举行的长征四十周年大会，整个礼堂参会者2000多人，您在会议上《新的长征》的讲话有两个多小时，整个会场中没有一个人走动，没有一个人咳嗽，没有一个人上厕所，全场的青年团员们被您的讲话所打动了。至今，科学院的人们仍然留恋您那次生动讲话情景。

    耀邦同志便向我讲起1953年，他率共青团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时，在苏联的万人大会堂举行一个欢迎大会，请耀邦同志讲话。耀邦同志在讲话的过程中，突然，一个工作人员递上一张纸条，耀邦同志停止了讲话，看完纸条，耀邦同志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对大家说：共青团员们，我刚才收到国内发来的电报，报告了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了敌人几千人。会场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耀邦同志在长久的掌声中，用更高昂的声音说：我们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挥得好。掌声更加热烈，耀邦同志接着用更大的声音讲到：那更是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打得好!万人的会场响起了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在耀邦同志整个讲话过程中，一遍又一遍的掌声不时打断了他的讲话。回国后，毛主席请耀邦同志去吃饭，到了中南海刚一见到主席，主席就开玩笑的对他讲“好个胡耀邦啊，我在延安抗大演讲，掌声持续不断最多一次才十分钟，听说你在苏联讲话掌声持续了十三分钟，你都把我超过啦。”耀邦同志边说边回忆着当年的情景，他的脸上流露出了无限幸福之意。

    接着，耀邦同志对我说：“讲话是要有艺术的。一站在讲台上，你就要想办法让台下的每一位听众的思想，都集中在讲话者的身上，要让听众的注意力都跟着你的讲话走。所以，就要在讲话中，你的脑海要不断地思考，讲话不断地变化，时刻吸引着大家，你的讲话就成功了。”耀邦同志的这次谈话，对于我受益匪浅，多年以后，当我搞企业，在几百人或上千人的大会上讲话时，我就遵循耀邦同志的教诲，让我每次讲话都能获得成功。

    耀邦同志在中组部工作和任中央秘书长期间，我陪耀邦同志经常外出看望老干部。我记得有一次到北京饭店，去看望他的老战友谭启龙同志。我从小生长在北京，一个出身在工人家庭中的孩子，我还是第一次走进这么高级的饭店。饭店的地面上、楼道里全部铺满鲜红的地毯，让我惊讶和喜悦。我当时．还不知道上楼有电梯，就陪着耀邦同志边说话边爬楼梯。耀邦同志首先问我，这里是不是富丽堂皇啊?我说，是的。他接着对我说：“想当年，解放军打下南京总统府时，我们的战士，恐怕把总统府内的地毯弄脏，很多战士都脱下自己的鞋、光着脚往里冲。”

    不知不觉我俩就到了三楼，我帮助耀邦同志找到30l室，他和谭老谈了近三个小时。谭老留耀邦同志吃饭，耀邦同志叫我一同陪他俩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在回家的路上，耀邦同志跟我说：“在延安时，我们俩都是红小鬼，延安搞AB团运动时，我们俩同时差点被杀掉。”所以，耀邦同志与谭启龙同志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我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中，看望过许多老干部，很多人都曾留耀邦同志吃过饭。在我的记忆中，前门饭店、四川饭店、香山饭店、密云水库和人民大会堂等，耀邦同志都是叫我同桌用餐。几十年过去了，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最深刻记忆的，就是那次在北京饭店耀邦同志与谭启龙同志的相见。

勤于政务，严于律己，严待家人

    耀邦同志时时处处对自己、对待家人的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当耀邦同志了解到一些干部在生活方面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时，曾情感真挚地对我说：“一个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在老婆方面，在孩子方面，在生活方面，处理得不好，真是得不偿失啊!”他要求秘书工作人员：  “你们天天和我生活在一起，你们是旁观者，俗话说，‘旁观者清嘛’。你们是最了解我的，你们也最有发言权。如果你们发现我在哪个方面做得不好，一定要及时提醒我。你们在工作、生活、作风方面为我把好关，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和爱护!”他还对工作人员说：  “我是中共总书记，我应当在各个方面做出好样子，带头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1975年在中国科学院时，耀邦同志就要求我，帮助他把好关，特别在车辆的使用上，对夫人、孩子们更是严格要求，为他争气。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的十二年中，他的夫人、儿女们从没有用过一次汽车。

    记得那一次，1979年耀邦同志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时，参加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议。按照往常开会的经验，这样的会议时间都不会长，可偏偏赶上这次会议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下午五点。会议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的汽车刚刚驶出钓鱼台国宾馆，梁祕书就跟耀邦同志说：“哪一天的会议都不长，怎么今天的会议这么长啊。下午三点，眯眯出院(二儿子的女儿，当时几岁)，要求大王帮助去医院接一下，可巧今天会议时间开的这么长。”一听说，要用车接孙女，耀邦同志马上就火起来了。我赶忙解释道：“小孩子发高烧，住在武警总院．有脸盆、衣服等东西，我同意可以去接一下，我们接小孩出院按私用车缴费就是了，这种情况在中国科学院、中央组织部都是可以的。”没有想到，耀邦同志听后非常生气，大声说道：“收费也不行，这些孩子就是不听话，不争气，回去之后，我就去找他们。我就不相信，工人、农民的孩子病了，没有汽车就出不了医院，我就不信！”我和梁秘书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多年了，第一次看到他发这么大的火、生这么大的气。从这以后，孩子们病了再也没有提过用汽车接送。

    在这里，又让我回想起在中国科学院时，有一天，我去接耀邦同志，他还在吃饭，我在院子里等他，李昭同志就悄悄地走过来问我耀邦同志上午的工作安排，我说上午到所里开会．李昭就告诉我，上午安黎(耀邦同志的大儿媳)要去妇产医院做流产手术，去时自己走去，手术完后，能否从医院接她一趟。此时，正好耀邦同志从房间出来，马上就问我，刚才李昭在说什么，我让李昭同志向耀邦同志讲，谁知李昭同志一说此事，耀邦同志马上就火了，连说了几个：“不行!不行！”李昭同志一直从后院跟到前院，希望耀邦同志能答应(因为当年北京的出租车很少)．但最后耀邦同志也没有同意这次用车。耀邦同志的亲哥哥从湖南老家来北京，看望自己的弟弟耀邦同志，他每次都是下了火车乘坐公共汽车到耀邦同志家，每次走时，同样走到公交车站乘车到火车站，耀邦同志从来都没有动用过汽车接送。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同志当选为党的主席。他就更加争分夺秒地工作。他首先在家中，召开了家庭会，向孩子们谈到自己的工资345元，每月固定缴纳一定党费，再加上夫人李昭同志的工资200元钱，四个儿女，一直维持全家共同生活。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也都工作了，又都结了婚。耀邦同志说，你们每个小家庭又增加了一个后代，老大家是两个小孩。由于各家的孩子都小，每个小家还都需要请一个阿姨看小孩，现在全部加在一起，已由过去的4个孩子，变为现在17口人的大家庭了。耀邦同志告诉儿女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虽然同住一个院子里，警卫局将为你们每个家庭的门口盖个厨房，各家学着自己开伙做饭。李昭同志这里由警卫局派个人来给她做饭，我自己搬到中南海办公室吃、住。每个周六的晚上，我从中南海回到家中，陪李昭同志及孩子们吃一顿团圆饭，这顿饭算我请客。耀邦同志从这天开始、就搬进了中南海办公室，他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又增加了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当总书记六年，他就是以办公室为家，六年如一日，从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中睡过一次觉。他从早到晚批阅文件．开会、会客，在中南海中接待外宾，每天紧张的工作后，深夜睡觉前，他还要阅读一些书籍，然后必须吃一片安眠药才能人睡。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人民日报清样八版，准时送到他的床前，他都要一张一张认真看完，多年都是这样。耀邦同志每周六晚上匆匆忙忙从中南海回到自己的家中，陪李昭和孩子们吃一顿团圆饭、一般前后就一个小时。又要赶快回到中南海办公室。耀邦同志若出差、出国回到北京，都是直接回中南海办公室，不是周六从来都没有回过家。

    我在耀邦身边工作十多年，李昭同志给我留下的印象也非常深刻，她是耀邦同志的原配夫人，自延安和耀邦同志结婚后戎马一生。战争年代为了不影响耀邦同志工作，把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送给延安老乡抚养。她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在我的印象中，在耀邦同志家中很少能看到她的身影。她每天早上七点多钟拿个小书包，放上中午饭盒，走着到北京纺织局去上班。她每天都是很晚才回家，夫妻二人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每天，耀邦儿女们都上班了，全胡家大院就由保姆金阿姨掌管家务。金阿姨在耀邦同志家工作几十年，整个大家庭的生活全部由她一个人打理，她把自己和胡家这个大家庭融为一体，耀邦同志和全家人对她都很尊重。

    中央经常要召开大的会议，耀邦同志大多数都是自己准备稿件，往往忙起来有好长时间周六都不能回家吃一顿团圆晚饭。李昭曾经有几次周日上午带着孩子、孙子来到中南海办公室看望耀邦同志。中午十二点耀邦同志开饭时间到了，李昭同志就会说：“孙子们，爷爷要吃饭了，咱们也回家啦，爷爷吃饭有补助，咱们不能沾爷爷的光啊。”带领孩子和孙子们高高兴兴地离开办公室，赶回自己家中去吃饭。

李昭同志在我的印象中，她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普通人之中，从穿戴到说话、做事都没有一种总书记夫人的感觉，没有一点特权．她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她在北京市纺织局工作，给人们留下同样的好印象。李昭同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真正可以作为我们领导干部夫人们的楷模。李昭同志严格要求自己。严格为耀邦同志把关，有她的全力支持才使耀邦同志能够真正成为我们全党和人民的榜样。   

耀邦同志经常到下面考察，当地干部代表当地人民往往送给耀邦同志一些当地产品，做个留念。比如去江浙地区，当地领导代表当地人民会送给耀邦同志一些丝绸品的礼物，耀邦同志每一次对送的礼物都要求工作人员放在中南海办公室保存，绝不允许拿回自己的家中。接见外宾时。这些礼品叫工作人员去北京饭店换上新包装，送给他所接待的外宾。

    记得有一次耀邦同志去新疆考察，新疆政府代表新疆人民送给耀邦同志一匹玉马，并告诉耀邦同志很珍贵，价值一万多元。耀邦同志在住地，在飞机上几次告诉工作人员，一定要把玉马放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千万不要拿回家。若把这匹贵重的玉马拿回胡家大院，就会把孩子们给害了。李昭同志非常理解耀邦同志的思想，一直都坚决支持耀邦同志这些做法。

    美国总统里根访华，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接见里根时．他把这匹玉马送给了里根总统。当外交部的同志把这件马的来历告诉里根总统时，里根总统很受感动，再一次向耀邦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

    为了国家和人民，为了祖国这个大家，耀邦同志放弃了自己的妻子、儿女们的这个小家。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他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开放中南海和开放天安门

    1980年初，中央警卫局的同志告诉我，他们陪小平同志1979年到美国访问，美方工作人员告诉他．美国总统工作的白宫，每月定期向国民开放。当时，我们国家还较封闭，从中央到地方出国的人还很少。有些人走出国门一看，国外的发展和我们国内相比差距太大了。传到国内的消息都是西方国家一切都好，甚至到了西方国家，都有人说外国的月亮与中国的月亮不一样。

    第二天早上，我去接耀邦同志上班，在路上就和他老人家说起了这件事。当时我们的汽车正好行驶在天安门前，耀邦同志突然指着天安门说：“天安门五年小庆，十年大庆，平时闲置，这就是无形的浪费。今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到北京来旅游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来到天安门下面观看，我相信会有很多的人想到城楼上面看一看。我们能不能开放天安门，满足人们的这种愿望和要求。开放天安门，同时我们在经济上也会有所收获。”他告诉同在车里的梁秘书：“到办公室后通知北京市政府，组织有关人员研究开放天安门事宜，天安门尽快对老百姓开放。”不一会，我们的汽车就开进了中南海，耀邦同志又想起了我刚刚所说的美国白宫开放之事，他说：“美国白宫能开放，我们中南海也可以开放，我们可以在周六、周日、节假日对老百姓开放。你们通知警卫局杨德中局长研究一下，开放中南海得人心，同时还可以解决部队家属待业的困难嘛”。在耀邦同志的直接过问下，中南海从1980年下半年，每周六、周日和节假日对外开放。

    中南海在高高的红墙里，大门口有威武的部队战士持枪把守，他在人们的心目中，这里是个神秘的地方。中南海的对外开放，使我们的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同人民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人们称赞这一英明决定。

    中南海对外开放后，每到开放日，都会有近万人高高兴兴地走进中南海来参观。在耀邦同志办公室(勤政殿)的西面，是毛主席的故居(丰泽园)，毛主席从1949年到1976年，就工作和生活在这座院子中。耀邦同志办公室的南面是瀛台，清朝光绪皇帝戊戌变法失败后，就是被慈禧皇太后幽禁在瀛台。

    每次开放日规定下午五点静园，耀邦同志往往不等静园，他多次四点多钟就走出来散步，有关人员提醒耀邦同志还有参观群众，他总是乐着对大家说：“他们参观他们的，我们散我们的步，双方各不影响。”在中南海开放的几年中，耀邦同志只有几次被参观者认出。

    我记得有一次散步时，有七八个大学生与耀邦同志擦肩而过，突然有位同学走过后又回过头来．他惊讶地告诉他的同学，那不是总书记耀邦同志吗? 七八个同学赶快跑过来向耀邦同志问好。耀邦同志询问他们每个学生多大岁数，哪个大学的，还问了他们自己家乡的情况。学生们一一回答了耀邦同志，临分手时大学生们要求和耀邦同志合个影，耀邦同志高兴地和他们照相，大学生们满意地向耀邦同志挥手告别。中南海开放不久，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也相继对外开放。

1987年，耀邦同志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后，高高红墙内的中南海，开放的大门也随之关闭了。   

中南海的开放和天安门的开放，是耀邦同志亲民思想的体现，他所展示的是领袖与人民之间的深厚情感。耀邦同志曾经几次在大会上说：“我是党的人，我是人民的一员，人民养育了我，我就要认真地把人民的事办好，我就要为人民服务好。”   

如今，中南海开放的日子过去了。但我相信，不管您是否曾经走进过这红墙里面，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红墙内的中南海，曾经对中国的老百姓开放过。人们更不会忘记，那中南海开放的日子，就是耀邦同志当总书记的年代。

    今天，天安门的红大门继续向老百姓开放着。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做出这一决定的人，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伟大的开创者耀邦同志。

凭票供应与留我吃饭

    我陪耀邦同志外出看老同志，只要对方留耀邦同志吃饭，耀邦同志一定会喊上我一同入席。在他家也一样，如若吃完饭还要一起出去，他一定叫我一同就餐。记得有一次，我去首都机场接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到耀邦同志家谈话，他俩谈话谈到了吃晚餐时候，我唯恐打扰他们，就躲到住在同院的梁秘书家中。谁知吃晚饭时，耀邦同志还是叫金阿姨过来喊我一起用餐。耀邦同志在家吃饭，金阿姨除了给耀邦同志蒸一小碗好米饭外，其余的人不管是夫人、孩子们还是客人都是吃次米饭。我是北京人，我宁可吃窝窝头也不愿吃次米饭。当时是实行粮票限量供应的时代，每月耀邦同志和李昭同志的粮票都是26斤，孩子们相对多一些。每人每月半斤油、半斤肉。当年，从全国来北京开会的许多老干部，到家中看望耀邦同志，耀邦同志非常注重感情，一般都留他们在家里吃顿饭。但是，粮食是个大问题，没有粮票我们大家就想办法去找。有时，节日分配的好大米票．金阿姨只留一些够耀邦同志吃的好米票，其余就换给住在他前院团中央的家属，他们多给些买粗粮的大米票。天下，有谁能够相信，堂堂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秘书长的家中吃粮也是这么困难。多亏当时家中的金阿姨，她在耀邦同志家工作了几十年，把耀邦同志的家打理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