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明:我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的十二年 上
今年11月2 0日，是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今天写这篇文章来表达对耀邦同志的怀念。同时，我曾答应过耀邦同志，帮助他寻找文化大革命中，保护过他的那位好人，那位当年的红卫兵小将。
初到耀邦身边
1975年，耀邦同志恢复工作后，中央派耀邦同志带领一批老干部到中国科学院，整顿科学院的工作。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交管处工作，任该部门的支部书记和负责行政工作。领导研究决定将我派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我与耀邦同志相识并一起工作，没有想到竟是十二年。
耀邦同志第一次和我见面就非常高兴地对我说：“那今后我就叫你大王，我们就是朋友啦。从今以后到我家里就不要客气，李昭同志在纺织局工作。四个孩子都工作了，所以到我家你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一定不要客气。”记得在送耀邦同志回家的路上，车在行驶中，我向耀邦同志谈到，科学院交通处工作不好抓，现在风气不正，许多司机都不愿意给首长开专车。因为开专车太辛苦，照顾不了自己的家里不说，我们还有一些首长和家属把司机当成家中的佣人，什么都叫司机干，老婆孩子把首长专车都当成私家车。我告诉耀邦同志：我已把周总理批发的国务院红头文件打印出来，先组织专车司机学习，按照要求，“专车就是指领导上下班、开会等公务活动所用的车，除此之外的用车，按国务院文件规定都算私用车，私用车就要收费。”我并把国务院文件印发给中国科学院每位首长和家属，严格要求首长和家属按照周总理批示的文件来执行，刹住了自解放以来，专车私用的这种不正的风气。耀邦同志听后，非常赞赏和支持我的做法。
我同时还讲到，我们党内有许多老干部，活着的时候对自己不能严格要求，对自己的老婆孩子们也不能严格要求，等到自己死了，老婆孩子们却为悼词中的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斤斤计较，组织部门不能达到家属们的满意，追悼会就不让开。尤其有些老干部去世后，他们的家人却在报纸上，违背事实地去宣传报道所谓的事迹。这些怪现象在我们的社会已经很普遍了，所以老百姓对这些干部“活着不争气，死后瞎宣传”是看不惯的，是要骂娘的。耀邦同志表扬我说得对。接着对我讲：“大王你问问梁秘书就知道了，文化大革命中，在团中央，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但没有一张是我生活作风方面的，没有一张是老婆孩子特权方面的。我今年60岁了，我还能为党工作多少年，你和梁秘书一定要为我把关啊。”话语中充满了真诚和恳求，我当即答应耀邦同志，一定要为他把好关。并对他说：“我希望当您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凭自己的良心，无愧地去宣传、去报道。我真心希望耀邦同志能去做共产党人的楷模”。耀邦同志满意地笑了。这次短短的谈话精神，自此以后一直伴随耀邦同志的工作和生活中，一直都是时时刻刻的体现着。
耀邦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以及任中央秘书长期间，由于工作忙了，信件多了，办公室里又增加了一名秘书张耀光同志，我们三人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他俩主内，我仍主外。我陪伴着耀邦同志参加外面的无数次会议，看望过许多老同志，接触得多了，相互之间谈话也就多了，我和耀邦同志的感情就日益加深了。耀邦同志参加会议，只要会场门口有人接，他就先下车，步入会场，然后我再去会场找他。如果门口无人接的会议，我俩就先把车辆停好，然后我陪同他一起进入会场。多年的工作中，我一直都是这样默契的配合耀邦外出和工作。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期，我既是他的司机也是他的警卫和秘书(耀邦同志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之后，中央警卫局为他配备了专职警卫秘书)。
“今天，我们的人都到齐了，从今以后。我们几个人就是一个工作班子。从工作职务上来说，我是中央的秘书长，我们分工虽然不同，但都是革命工作，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希望我们大家要互相配合，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好。”这是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九日耀邦同志在他住地的客厅里，专门召集身边工作人员开会时说的一段话。不论在各部委工作时，还是在负责中央工作以后，耀邦同志是这样说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和工作人员以同志相处，战友相待，他把工作人员都看成是自己工作班子里的成员，并严格要求他们在工作、生活、作风上为他把关，他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
关心工作人员的学习和生活
关心和爱护工作人员，这是耀邦同志领导作风的一个显著特点。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以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国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主要领导，以后又先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主席。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日，在党的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耀邦同志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此期间，耀邦同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多次耐心地教导我们“要抓紧时间多读点书”。他说：“书籍是一个人进步的阶梯。你们青年人精力旺盛，记忆力好，更要抓紧时间多读点书”。他还风趣地说：“俗话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们现在就要努力，老大就不会伤悲的”。他告诉身边的同志：“我书房的书很多，你们都可以随便去看。需要什么就看什么”。“书本是前人积累的经验，不要轻视，要使自己将来有所作为，不下苦功夫认真大量读书是不行的”。耀邦同志几次曾深情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我小时候家里贫穷，没有读多少书，又很早参加了革命，许多知识都是在漫长的革命工作中抽空自学的”。耀邦同志的亲切话语，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以极大鼓舞。当知道我准备报考大学时，耀邦同志十分高兴，热情地鼓励说：“我支持你考大学，现在好好努力，将来一定是很有希望的”。
耀邦同志酷爱读书，知识非常渊博。他通晓古今，才思敏捷，记忆力强，出口成章，颇给人以启示。耀邦同志常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读书学习的道理．还从具体的学习內容和方法上及时给以指导。耀邦同志说：“读书最怕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你把书上的东西理解了，就容易记住，一遍不行，可以多看几遍，一定要弄懂讲的是什么意思。读书要用心，学习的时候要有信心，要有毅力，要有百折不挠的韧劲。”他还说：“一个人不能完全在学校里念书，要重视自学，没有时间要挤嘛!”耀邦同志是这样说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多年来，耀邦同志养成一个习惯，不论走到那里，不管工作多忙，他每天都要挤出时间读书和看报。在耀邦同志的鼓励下，他身边的好几位工作人员都从中南海大学毕业了。
在耀邦同志身边，是听不到“总书记”、 “首长’’的称呼的，大家一律称他为“耀邦同志”。耀邦同志总是真诚地对我们说： “在我们党内，大家是一律平等的，应该称呼同志，你们就称呼我耀邦同志”。在耀邦身边工作大家无拘无束，始终洋溢着革命同志、战友之间的平等友爱的气氛。我们有心里话，都愿向耀邦同志倾吐，他总是认真地给予指导与帮助。
难忘的合作
在我的人生中．给我留下最难忘的合作，就是和秘书梁金泉同志的配合。
记得197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一名科技人员的信上作了批示，当年那个时代，就是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发表。早上六点，耀邦同志接到报告，马上作出决定，科学院各所的所长上午九点钟，到院部召开紧急会议。耀邦同志7点钟吃完早饭，就叫梁秘书几次给科学院交通处打电话。因为头一天晚上，耀邦同志与我讲好第二天早上去协和医院看一下病，然后我们再去科学院上班。这天早上，我刚到单位，同事就告诉我，耀邦同志家中已经来过好几个电话了，问你到了没有? 我便知道有大事，赶快开车赶往耀邦同志家，汽车离他的家还很远，我就看见梁秘书抱着文件包和耀邦同志在大门口等我，二人上了车，在去科学院的路上，我们谁也没说话。到中国科学院后、耀邦同志快步走向自己的办公室。我赶快到梁秘书的办公室询问情况，才知道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了。梁秘书对我说：今天还真不错，耀邦同志没有向你发火，我俩在耀邦同志家的大门口已经等你很长时间了，远远望见了你的车，我就向耀邦同志说：“大王来了，您可不能向他发火啊，发火他着急开车，出了事您可负责啊。另外，大王他也不知道今天主席有最高指示发表。”这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梁秘书又提起早上耀邦同志着急的样子，对他说：“今天早上，大王来了，您表现不错，没有对他发火。另外，今后再有这种情况，您不要太着急了，您是科学院的第一把手，晚一会儿到也没什么关系。上午订好九点开会，不是我们到了，还有几位所长迟到了吗”。从车内的反光镜中，我看到耀邦同志虽然没有说话，但还是点头同意梁秘书的说法。
还有一次，l979年5月12日，我已回家，晚上七点钟，华国锋主席的办公室来电话，通知耀邦同志晚上八点钟去华主席处。那个年代，我家里还没有电话，梁秘书接完电话后，赶快到耀邦同志家的大门口，找了一辆来家看望耀邦同志的首长汽车，粱秘书叫司机拉着他，直奔北京西直门南小街我的家。他通知我八点钟到华主席家去开会，我便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到中央组织部去开车，我的汽车行驶在长安街上，一路按喇叭奔向耀邦同志的家。梁秘书掌握好时间，估计我快到了，才赶忙进屋告诉耀邦同志，会客到此，赶快穿衣服去华主席处。我的车刚到，耀邦同志也走出了大门，我们配合的非常默契。在我和梁秘书配合耀邦同志的工作中，类似许许多多的往事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工作中建立的深厚友情
回忆在科学院那段时期的工作，耀邦同志每天早上八点钟准时离开自己的家，大多时间是九点钟赶到院部开会。只要院部没有安排会议，他就抓紧时间往科学院各个研究所去作调研。每天忙得很，他要把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颠倒过来；把严重混乱的局面扭过来；把被打倒的科学家、科技人员和干部们解放出来。耀邦同志曾几次对我讲，我十年没有工作了，我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当年，中国科学院要向中央汇报工作，耀邦同志亲自组织写作班子编写科学院《汇报提纲》。汇报提纲前后用了三个月，花了耀邦同志大量的心血。白天他要在科学院开会、调研，晚上十点钟，又要去国务院小礼堂召开汇报研讨会。每天的会议一般都在深夜二、三点钟才能结束。有几次从中南海散会出来，回家路过天安门广场时，耀邦同志看了看表说，五点多钟了，我们已经能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有许多晨练的人群在锻炼身体了。耀邦同志对我说：“岁数不饶人呀，过去在团中央工作时，两天一夜不睡觉搞文件没感觉，现在60岁了，看来一天一夜不睡觉还是可以的。回到自己家中他稍微躺一会，早上八点钟，我们又准时到中国科学院去上班，新一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在中国科学院期间。科学家、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如何调动，耀邦同志通过走访调查，首先就是要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先把他们的后顾之忧解决了，才能使他们安心搞科研。有些科学家和科技人员没房子居住，有的科技人员常年两地分居……那么就首先解决他们的房子、妻子、孩子、炉子、票子等“五子”问题。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多次召开有关部门会议，一项一项逐步落实，让科技人员们真真正正地感觉到春天来了。
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时，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1975年l0月24日，科学院团委举办的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纪念大会，请耀邦同志在会上的讲话。耀邦同志讲话的题目是《新的长征》，他号召科学院的青年人要努力工作去实现我国现代化，去造就我们伟大的人生，我们青年人要进行新的长征。耀邦激动、热烈的讲话打动了全场2000多名科技人员，全场掌声雷鸣，经久不息。两个多小时的讲话，居然会场没有咳嗽声、没有一个人走动、更没有看见有人上厕所。会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十多年了，我们好久都没有听到过这样振奋人心的讲话了。
在科学院繁忙、紧张的工作，使耀邦同志的胃病复发了。他每天都是在回家的路上躺在汽车的后座上，双手捂住肚子小声的哼哼。我经常陪他去医院拿药，他是在靠天天吃药维持着每天的工作。1975年l2月四人帮又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耀邦同志在科学院忘我的工作刚刚打开的新局面被破坏掉了，他也又一次在这场运动中被打倒了。
1981年，我搬到了中央警卫局305医院的后院，我家的窗户直对着周总理在305医院的病房。有时晚上和305医院的医生、护士们散步，走到总理当年病房的窗外，他们告诉我总理逝世前，两年内做了13次手术，去世时体重只有30.5公斤。尤其谈到总理膀胱癌晚期时，吗啡和各种止疼药物都不能减轻总理的疼痛时，我们敬爱的总理曾要求值班的医生，同意让他大声地吭吭几声。看到总理那疼痛难忍的表情，邓颖超大姐和医务人员哇哇痛哭地告诉总理，想哭就哭，想喊就大声地喊吧。多年以后，这些陪伴周总理走完最后人生的他们，每当想起总理离世前那悲惨、那痛苦的情景，仍流泪不止。让癌症远离我们，恰逢我人生中，有幸遇上了中草药珍品一一红景天。开发红景天，造福百姓健康，是我终生所追求的目标。
总理逝世后，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掀起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耀邦同志每天到中国科学院上班都要经过天安门广场，看到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人群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耀邦同志多次提醒我：“你可不要去”。他老人家可能有预感这个地方要出事，但当时我年轻．没有理解耀邦同志不叫我去的后果。我只被那特殊的环境和那无数的人民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感情所打动、所吸引，因此我每次送耀邦同志回家后，就把汽车停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的小广场(当时还没有建毛主席纪念堂)，然后步入悼念总理的人山人海中去。我看着几个人合着朗诵怀念总理的文章，我又走向人群的深处，看见几个人托起一个人，拿着小喇叭高声朗颂着纪念碑上的诗词。有时我也会偷偷的抄一些自己喜欢的词句，晚上拿回自己的家，把抄来的诗词放在自己的床垫下藏起来。
“四人帮”把天安门的这次悼念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后称：四五事件)”，在北京实行全城大清理，在北京城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一批一批被逮捕关押。中国科学院的“四人帮”爪牙，对院内也大搞人人过关，相互举报。他们发文件、下通知，要求各研究所各部门严查去天安门广场的科技人员，上缴前去天安门广场抄写的所有诗句。当时北京许多单位的情景还真是有些恐怖。我自己当年也受到了调查，公安部有关负责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同志约我谈话，他们拿出用微型照相机，拍下我停放在天安门纪念碑南面的黑色吉姆汽车的照片，(当时北京汽车还很少，一看这辆车就知道是部级干部的专车，车牌号是京A2359号，他们查到是中国科学院的汽车，再一查是耀邦同志的专车。)我很坦然的告诉他们，我每天送完耀邦同志回科学院，途经天安门广场转一转、看一看，并没做任何违法违规的事情。这几位公安人员没有对我进行任何的为难，也没有往耀邦同志身上牵连。科学院的这次大清查，对于我就这样很平淡的过去了。但在中国科学院“小四人帮”们搞的还是非常紧张的，他们严厉追查干部子弟传出的关于“四人帮”的小道消息，对有些干部子弟还成立了专案组，进行关押，严格审查。
那年，科学院在中关村体育广场，召开了“天安门事件”的宣判大会。科学院“小四人帮”要求当时被打成走资派的老同志参加。开会的那天，我和耀邦同志把汽车停放在离会场较远的地方，我俩前后向会场走去。整个体育场可容纳几千人，进门时，几百人在会场进口拥挤。我就用手轻轻拍拍别人的肩膀，示意请他们让出一点路，让耀邦同志过去。这时，有些‘造反派”看见我和耀邦同志后，故意不理釆我们，还有一些人老远就喊；“王立明。大家都看你呢，你管他干吗?”甚至有的人，挤过来，拉扯我的胳膊，叫我不要管耀邦同志。我轻声告诉耀邦同志，这些人就是想让您们老干部出洋相，让老同志丟脸。您看，我们每次参加大会，李昌同志都是自己找主席台(科学院二把手)，好半天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有些造反派们就希望看他出丑。刚进了会场，老远我又看到李昌同志在会场东北角转，我对耀邦同志说：您看，李昌同志还在那边找主席台，主席台在西边。我陪同耀邦同志到了主席台，那里放了几张小学生课桌和小学生椅子，我安排耀邦同志坐好后，并再三告诉耀邦同志散会后，千万别动，我会到这里来接他。科学院的“小四人帮”主持宣判大会，整个大会开得就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种批斗会，押上20多个参加天安门广场活动的科技人员，当场宣布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当场逮捕，戴上手铐，押进警车投入监狱。大会自始至终给人们留下了恐怖的记忆。
散会后，我去找到耀邦同志，他坐在原地等我，我们一同向停放的汽车走去。我俩一起并排走，仍看见有些人在指指点点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我向耀邦同志谈了我的思想。我说：“科学院的人说您是走资派，我不管您是不是走资派，您是老干部，为了新中国流血流汗，经历了枪林弹雨打下了江山，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作为一个年青人，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您保护好。”耀邦同志听后，好长一段时间没说话。汽车从中关村行驶到国家图书馆的大门时，他才向我说了一句话：“大王，你是个好人啊。”耀邦同志就没再说话。我从反光镜中看到他在沉思。我想。可能他在想我刚才对他说的话，也可能他在沉思刚才大会的情景，四人帮之流在科学院那猖狂的样子，那么多的科技人员被抓走，在为他们的命运担忧。
“四五事件”以后，耀邦同志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由于气愤加劳累，他真的病倒了，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科学院“小四人帮”仍然不放过他，他们把耀邦同志还揪到大连科研所进行了批斗，由于给耀邦同志吃了腐烂的饭菜，使耀邦同志急性中毒，差点在大连丢掉性命。
到了科学院，我再三告诉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等我，我来接您，咱们一同回家(当时，我最担心科学院造反派以各种理由把他带到別的地方或其他房间去，在整个科学院大楼中去找耀邦同志就很难了)。追悼会散会后，天已黑了，我到耀邦同志的办公室，一开灯，他老人家正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等我。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我再次劝耀邦同志一定要保重身体，还有许多革命工作在等待我们去做呢。我能体会到，耀邦同志对我的话还是比较采纳的。在以后和耀邦同志的工作中，有的时候，李昭同志跟他说了好长时间的话，他未必能听，但我可能说一句话他就接受了。例如，有一天去中央组织部上班，我走到院子里，看到李昭同志跟在耀邦身后也从北屋走出来，李昭看见我就说：“大王啊，今天的天气多冷啊，我叫他多穿一件衣服，他就是不听，你劝劝他。”我走到耀邦同志身边，用手摸了摸他的衣服，对他说：“今天天气冷，这件衣服不行，再多穿一件吧。”耀邦同志马上就说：“好吧。”李昭同志赶快把手里拿的衣服帮他穿上。
粉碎“四人帮”以后，耀邦同志到中央党校工作。中央党校距离城里较远，耀邦同志每天就住在中央党校。当时我在科学院，有一天，我去军事科学院办事，路过中央党校，突然想去看望一下耀邦同志。我开车直奔中央党校大门口，门卫哨兵远远就举手叫我到传达室进行登记。负责门卫登记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她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如实地告诉她。她又问我找耀邦同志干什么，我说：“呆会儿。”，她非常诧异，一连问了我几遍找耀邦同志干什么，我连续说了好几遍“呆会儿。”。她可能认为我有毛病，于是忙拿起电话打给耀邦同志的梁秘书，说科学院有一位叫王立明的同志来找耀邦同志，赶巧当时耀邦同志正在电话机旁和梁秘书说话(我在电话机这边都能听到他的声音)。梁秘书马上告诉耀邦同志，科学院的大王来了，电话里马上传出耀邦同志高兴的声音“赶快叫门卫告诉他怎么走”。那位工作人员放下电话，十分客气又十分耐心的指点我到耀邦同志的办公室如何走。我进了党校大门一路往北，远远就看见耀邦同志和梁秘书站在办公室的门口等我，我边向他俩走过去边说：耀邦同志啊，您这门卫也真够严啊，他们不让我进来。耀邦同志开玩笑地对我说道“你告诉他们，我们是战友啊”。到了耀邦同志的办公室，耀邦同志马上催促梁秘书“告诉食堂加一个人的饭。”然后，我俩坐在沙发上，我从口袋里掏出0．38元一盒，北京产的香山牌香烟，递给耀邦同志，并说： “烟不好，抽一支吧。耀邦同志接过烟，边抽边说他在团中央时，在河南干校劳动，每天来回100多里地去拉砖，有时几个月没有生活费，烟瘾上来了，他就把纸卷个筒，放在嘴上，耀邦同志对我说这样都管用。接着他又谈到昨天和中央党校的员工们去河北省固安干校割水稻，到今天自己的腰和腿还都很疼呢。我与他开着玩笑说：耀邦同志啊，农民怎么不腰疼啊，说明我们还是干得少啊。干多了肯定腰不疼了，腿也不疼了。耀邦同志点头微笑，接着，他又关心地问了我一些科学院的情况．中午食堂送来午饭，我俩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就餐。他给我倒了一小杯红酒，自己一小杯，边吃边聊。耀邦同志就是这样．对待我比对待自己的家人还亲热。前几年，我与梁秘书见面，谈起这次和耀邦同志在党校的见面，还如同昨天，我俩都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