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平息“突破”事件

1981年，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拍摄成电影《太阳和人》，没有公映）挨批，被称作《苦恋》事件。胡耀邦同志对此事件实事求是处理，让《文艺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唐因、唐达成的批评文章，使事件得以妥善解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1981年，也是由胡耀邦同志实事求是处理了“突破”事件，使该事件得以平息，从而保护了当时文艺界思想解放的势头。

“突破”事件是怎么回事呢？据我了解，1980年10月5日-12日，江苏省作家协会在无锡太湖饭店举行青年创作会议。10月5日，陆文夫作了《谈突破》的发言，着重谈文学创作如何突破。10月6日上午，《雨花》主编顾尔镡作了《也谈突破》的发言，也是主要谈文学创作如何突破的问题，其中讲到目前有些生活领域作家还进不去；进而谈到作家在政治思想上也要突破。顾尔镡说：“政治上突破，最主要的是‘四项原则’。四项原则，我们是要坚定不移遵守的，怎么又要突破呢？首先，‘四项原则’本身也是在发展的；其次，我们对‘四项原则’的认识也是不断加深的。突破的问题，就由此而产生。”（会后，以《也谈突破》为题，在《雨花》1980年第12期发表）。顾尔镡发言后，到会同志都把顾的发言理解为：“四项原则”也要发展；对“四项原则”的认识也要不断加深；这是“突破”一词的应有之义。因此，会上风平浪静，水波不惊。不料，事后，有人给中宣部打小报告，截头去尾，只说，“顾尔镡要突破‘四项原则’”。这还了得！“于是，老顾的文章，成了将要开展批判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文艺报》被指定要对此文写一篇批判文章”。但《文艺报》“裹足不前，迟迟落实不了作者，到5月初，南京《新华日报》上发表一篇批判文章”。“5月5日召开的作协党组和书记处会议上，张光年（记录者按：张为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指定《文艺报》这一期就转载《新华日报》的文章，下期再发表评白桦（《苦恋》）的文章。”但是，“过了几天，罗荪（记录者按：即孔罗荪，《文艺报》主编）又在编辑部干部会上说：‘昨天与光年说了，《新华日报》批《也谈突破》的文章不转载了，下期一定要组织文章。”但是，“最后，《文艺报》始终没有发表批判文章”。（记录者按：王正同志以上口述，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0页。刘锡诚当时是《文艺报》的编辑部主任。）原来把《也谈突破》和《苦恋》一样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予以批判的“突破”事件，竟到此戛然而止，这是怎么回事呢？真相是胡耀邦同志实事求是处理《也谈突破》，悄然平息了这一“突破”事件。

胡耀邦同志是怎样平息“突破”事件的呢？我从对顾尔镡作些简介以及他在“文革”中和新时期到来后的表现说起。

我和顾尔镡（1925-1999年）都是上海通州中学校友，我比他高一年级。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即参加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党员。全国解放后，我俩同在江苏省省级机关工作，他先是在江苏省总工会，后调到江苏省文联作家协会，任《雨花》编委，江苏作家协会办公室主任。他本是演员出身，这时成了剧作家。就我所知，他和别人合作的锡剧《红色的种子》，誉满江苏，后改编成电影，是地方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一炮打响。他又创作了话剧《雨花台下》，得到戏剧界好评。但因为我俩分处两个单位，大家忙于工作，交往不多。“文化大革命”一来，我作为江苏省委办公厅的主任，一下子被“打倒”，定为“走资派”。顾尔镡在江苏省文联是中层干部，不是当权派，算是革命群众。但是，他在省文联批斗“李（进）、章（品镇）、亚（明）”大会上的惊人表现，为我熟知。有次，文联造反派批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李进，党组成员、《雨花》主编章品镇，党组成员、江苏省国画院院长亚明，即所谓“走资派”李、章、亚。造反派头头点名中层干部顾尔镡揭发章品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顾起初不吭声，后一字一字地说：“对章品镇，我没什么好揭发的。”造反派头头火冒三丈，狂吼：“你坚持反动到底，你就站到他们一边去！”这时，顾尔镡“登、登、登”地上台，与李、章、亚并肩站在一起，排在第四位。造反派头头一想，顾不是当权派，叫他上台，与“走资派”站在一起不合适。又高呼口号，“顾尔镡滚下去！”顾下台时，昂首挺胸，用鼻音哼出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听说了顾尔镡的这个真实故事，在心里留下深刻印象，称赞“老顾是条汉子”。（记录者按：章品镇有一篇纪念顾尔镡的文章《他冷我、烫我也给我正直的支持》，载内部刊物《南通今古》2006年第2、3期，细节略有不同，但顾尔镡“稳稳当当，不紧不慢地向我们这边走来，准确地在第四个位置上站定，毫不声张；却有一团凛然正气慑服了全场。全场寂然无声。”唱《国际歌》时，“虽然口不出声，但唱得是何等的庄严”。可见确是事实。）新时期到来后，顾尔镡被任命为《雨花》主编，率先为1957年被错打成“探求者反党集团”平反，发表社论《探求无罪，有错必纠》（记录者按：《雨花》1979年4月号发表）其后，中共江苏省委很快下达了为“探求者”平反的红头文件。有人问顾尔镡：省委还未给“探求者”平反，你怎么胆敢在《雨花》先给“探求者”平反？他说：我曾长久考虑，江苏文艺界拨乱反正，必须从为“探求者”平反开始，这一大冤案不平反，拨乱反正云何哉！如果什么事情都要等省委作出决定后我们才动作，那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思想解放，就得敢为天下先！”

因此，当1981年5月初《新华日报》发表对《也谈突破》的大批判文章时，我是有想法的。只抓住一句话：“政治上突破，最主要的是‘四项原则’”，既不管前言，又不顾后语，更不考查顾尔镡在文革前、文革中、新时期到来后的一贯表现，就上纲上线，这怎么能服人呢？

1981年5-6月间，我作为江苏省科委负责人去北京参加由中国科委、中国科学院等四单位举办的一个会议。会议前，我给耀邦同志写过一信（记录者按：王正同志在上世纪50年代是江苏省团委书记，与胡耀邦同志很熟悉），讲了关于我对开发江苏沿海滩涂的意见。会议期间，我看望一位老同志，在那里见到50年代初胡耀邦同志的警卫员李汉平同志，此时他已担任国家保卫局副局长。我请他带口信给耀邦同志，问他有没有看到我的信，能否找时间和我谈谈。没几天，耀邦同志派车把我接到办公室。关于开发滩涂问题，谈了约一个小时，告一段落。耀邦同志有向下面来的同志进行调查研究的习惯。耀邦同志问我，最近江苏情况怎么样。我因去北京开会前，已听说过顾尔镡因一篇文章被批斗，就讲了这件事，并说，因为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就批斗顾尔镡，不好。我说：“突破”不是贬义词，不是否定，不是毁弃某一事物；从正面理解，突破是发展，是前进，是上了新台阶，是指事物在原有基础上进入新阶段。例如，一位体育健将，在赛跑、游泳竞赛中速度更快，突破了原先的冠军纪录，不是不承认、不是否决原先的纪录，而是突破。突破，对历史、对未来的进步都有鲜明的积极意义。我相信，语言、文艺、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此会有广泛、深刻的共识。耀邦同志听了我对“突破”的理解、说明后，赞同地“嗯”“嗯”了两声。接着又问我：顾尔镡这个人怎么样？我说，顾尔镡同志是个好同志。他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作风正派，为江苏文艺界做了一些好事……（略，见上）耀邦同志又问：他在文革中表现如何？我就详细讲了上面顾尔镡在批斗“李、章、亚”大会上的真实故事，他从容上台和被打倒的“走资派”站在一边，下台时哼《国际歌》……（略，见上）耀邦同志听我讲完这个真事后，为之动容，考虑了一些时间对我说：你回去立即给江苏省委打电话，不要批斗顾尔镡了。请省委传话给顾尔镡同志，要他振作精神，抬起头来，搞好今后工作。我回到住处后，回忆整理了一个记录稿，请保卫局副局长李汉平给耀邦同志阅后再给省委打电话。不料，李汉平很快回来告诉我：耀邦同志说不看记录稿了，你直接打电话给省委吧。于是我按照我回忆整理的记录稿给省委打电话，接电话的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康贻宽同志。等我回到南京，“突破”风波已平息。（记录者按：耀邦同志对《也谈突破》的意见，肯定也传达给了中宣部，所以对《也谈突破》就不再发批判文章，“突破”事件在北京也偃旗息鼓了。）

后来我听说，江苏省委副书记胡宏、宣传部长汪海粟找顾尔镡谈话，都是鼓励为主。因此，顾尔镡在“突破”事件后，在江苏文学界的声望有所增高。在其后江苏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江苏作家协会副主席（常务）兼秘书长。

要不是耀邦同志实事求是地处理了“突破”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批判《苦恋》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批判《也谈突破》，中国文艺界对这件事也许是另一个状况了。因为耀邦同志给文艺界办的这件好事，鲜为人知，所以，我要把这桩事告诉大家，也想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写者提供一点史料。

在这件事的过程中，意外地接触到耀邦同志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使人了解耀邦同志在大量工作中的沉重负荷，往往难以顾及自身的休整。在谈完工作后，我问及他的健康，他一改平日笑颜愉悦的常态，略显苦恼地望着我说：“不晓得什么缘故，近来臂膀很痛，连手都举不起来，举过头就痛。”这出乎我意外，我连忙说，要请医生诊断，很可能是肩周炎，要请医生治疗，要热敷，请医生开处方，不能受凉。这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也可见耀邦同志对自己的健康很少关注，专心致志于工作，这可是他长期的、一贯的精神状态啊！

（王正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科委副主任，陈辽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