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星辰堪耀邦——写在胡耀邦百年诞辰之际
胡耀邦
“不是一阵风/刮跑了/荒原的宿草/是我们/在黑土地上/耕开深深的犁沟”......“这不是/山岘上的云雾/返照的幻影/是一座青年城/我们亲手所兴建/”
这样的诗意和愿景,迄今整整一个甲子,邵燕祥写下这样的诗句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酝酿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1955年初秋,胡耀邦主持的团中央召开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被提名参加大会的邵燕祥,写下了献给大会的《青春进行曲》。响应耀邦要求的“做伟大祖国的忠实儿女”,是当年无数邵燕祥们誓让“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的共同志愿。
而今,耀邦百年诞辰(1915~2015)在即,邵燕祥老人说了这样一段话:
“据我个人掌握的有限但可信的资讯,在今日中国,在几乎人人都在感叹道德滑坡,甚至认为整个社会形成的道德沦丧标志着社会的溃败之际,通观耀邦革命的一生,突显了其政治道德的崇高”;
“耀邦一生的言行,如日月昭然于天地间,他的局限性和缺点失误也如日月之蚀,无须避讳。他的生平阅历,他本人的自励自律,他与同志和人民群众的双向互动影响,铸成了独一无二的胡耀邦人格。不管各样人们怎样评论他,都不重要。因为真实的他早已成为真实的历史的一部分了。”
我常常在想,今天的年轻人,还会像邵燕祥们或者像我们这样,深深地记住胡耀邦、崇拜胡耀邦、热爱胡耀邦、拥戴胡耀邦、怀念胡耀邦么?
作为青年团中央的重要领导,身为当年的“红小鬼”,胡耀邦,首先就是青年人的榜样。毛泽东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晚年耀邦的榜样之力,更一如其英名,光照千秋,直抵人心。
李锐曾经对我说,中国共产党出了胡耀邦这样一位总书记,是历史的安慰。
十年浩劫,百废待兴,平反冤假错案何啻是惊天地、泣鬼神之举,面对当时种种有形无形的羁绊,置身于艰难险阻,“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耀邦大义凛然、掷地有声的铿锵之语, 一如他组织并发动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之今日,我们怎能不视为这个国家和社会能够真正站在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精神境界反思自身、与时俱进的思想之源?
今年85岁的杜高老人,是在抗日烽火中成长的一代人,时代环境和家庭影响,从小接受了左翼文化进步思潮的熏陶,12岁就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演剧活动。1955年反胡风运动风暴,改变了年轻杜高以及富有正义感为之鸣不平的吴祖光的命运。1978年9月中共中央发至全国的“五十五号文件”,使多少杜高、吴祖光新凤霞夫妇这样的知识分子,得以回归家园,得以拥抱健在的亲友,得以放声痛哭。
在为55万右派改正的过程中,耀邦身上展示的人格光辉,戴煌所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有完整的叙述。
如果说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顶住压力,为55万名右派分子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政治大解放和精神大解放,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他推动中国文艺界冤假错案的平反所产生的颠覆性影响,完全改变了整个文艺界的政治生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胡耀邦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提出这三个“高峰”的同时,他庄严宣布:“我们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把作家打成反革命!”会场上暴风雨般的掌声,见证了那个文化荒芜的时代的一去不复返。
很多知识文化界的同志至今记忆犹新,耀邦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时,在与文艺界座谈的大小会议上,他多次推荐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耀邦还曾当众兴致勃勃诵读马克思那段诗一般的语言,感叹“大家看看,马克思讲得多好啊!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
小平同志说过,不能万马齐喑。胡耀邦说,鸦雀无声,是走向灭亡的前奏,七嘴八舌人气旺,民族复兴有望。学术、艺术问题的讨论和争论,必须采取平等、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简单粗暴、不要无限上纲、不要乱戴政治帽子、允许反批评,这才是马克思的学术观、艺术观,是形成科学、文化发展必需的安定团结的环境和民主和谐的氛围。抚今思昔,知识文化界走过的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每一步,其实都闪耀着胡耀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独特的精神和人格魅力。
《工人日报》原总编辑张宏遵回忆,耀邦在中央党校时创办的《理论动态》上每期都会有一些外界看不到的好文章,他的一些讲话,在学员中广为流传。让张宏遵记得最清楚的是,耀邦让青年干部要认真读书,他说一个地市级干部一生至少要读2亿字的书。在耀邦看来,人一生无非三种可能,一是平庸之辈,二是昏聩之徒,三是有为之人。他希望青年干部不甘平庸之辈,更不能当昏聩之徒,要努力做有为之人。张宏遵说,自己就是从那时起订了个读书计划,在60岁退休之前,用20年时间每天至少读28000字,每月读84万字,一年读1000万字。他说他这辈子立过的许多志愿,多有主客观原因没能最后坚持到底,但耀邦提出的读2亿字书的要求,他做到了。
张宏遵忆述耀邦当年审阅中央准备下发的一个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时所说的一番话: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思想政治工作从内容到方法都要适应这个,既不同于战争年代,一切为着战争胜利,也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为中心,更不同于文革十年,反修防修,全面专政。把这个大背景、大形势搞清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任务、目标才讲得清楚,有的放矢,取得实效;不改进就没法加强,改进了,也就加强了。战争年代,我们有一条过得硬,就是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示范,这个传统我们如果不发扬,你让群众艰苦奋斗,大干四化,你在那里搞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搞特权腐败,这个不改变,发多少文件也不行。我总是觉得,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做,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优势,但要看到,今天有很多所谓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大相信社会主义,不大相信党的领导,当然也可以跟他们讲些道理,但光讲道理恐怕解决不了他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努力做好,把路线政策搞对,首先中央机关带头,把党风搞好,带动全国,等到两个文明抓上去了,人民得实惠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都很廉洁,思想工作才更有说服力,什么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就自然消除了。”
在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作过一个发言。但在其主导主编的纪念耀邦的文集最后付梓之前,朱厚泽却撤回了发言稿。2014年公开出版发行的《向太阳向光明-朱厚泽文存》收入了作者的这篇题为《全面改革的宣言书》的长篇发言稿。朱厚泽从五个方面梳理了他认为值得挖掘的耀邦思想及其留下的政治遗产:一、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二、耀邦的富民思想;三、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四、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五、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朱厚泽也好,李锐也好,胡绩伟也好,于光远也好,吴江也好,王若水、王元化也好,在与笔者忆述胡耀邦的以信待人的坦诚、赤子之心的率真、不玩权术的襟怀、廉洁奉公的操守时,都有一个共识,即耀邦是一位本色的政治家,是发扬党内民主的典范,是知识分子真正的朋友。耀邦在主持起草、讨论修改文件的时候,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平等谦逊的态度、知错即改的作风、睿智博雅的底蕴,让人感受到的不仅是领袖气质,没有家长意识,更是有责任担当、民主开明的高尚风范。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庞大的弱势群体,严峻的反腐形势,执政者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僵化,农村的文化萧条,民企乏力,教育退化,社会阶层固化,底层群众的心理失衡,仇官仇富,戾气充斥,有人将种种这些显而易见的现象归结为社会溃败,认为这些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奋发有为的景象对比鲜明,说明了我们的改革亟需达成新的共识和凝聚力。今天,纪念胡耀邦百年诞辰,并不是要突出他个人的历史作用,恰恰是要把他放在他所处的变革时代与当下我们所处的转型时代一并认知和认真研究。缅怀和纪念耀邦,公正地看待历史人物,既是体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更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思路的客观要求。朱厚泽曾经对我说,每一个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问题或矛盾,每一个地区的、民族的、宗教的、心理的情结或困扰,都积聚在同一时空;复杂而多样,深刻而尖锐,持续不断而变化多端,融合渗透,难解难分,这就是当今的中国现实。
哲人其萎,最是星辰堪耀邦。我想,幸逢如此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大好时代,胡耀邦这三个字的意义,就是大仁爱,就是大无畏,就是大智慧。(感谢何振华老师提供的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