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来山西解疙瘩
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６日至２９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１９５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１４人，列席会议的５３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等同志分别主持了会议。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与会人员的认真审议，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辉煌的历史文献。
６月２９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宣告结束。全会发表公报：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改选和增选，选举的结果是：
一、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二、赵紫阳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三、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四、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五、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六、习仲勋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这次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总结经验、团结奋进的会议。这次会议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胡耀邦在６月２９日全会的闭幕式上，作了热情洋溢和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
我是在我们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
今天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点，这几年谁的贡献大一些？我看贡献大一些、多一些的，还是老一辈革命家。拿常委来说，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４位同志。小平同志因为经验特别丰富，精力很充沛，加上长期斗争建立起来的巨大的威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
第二点，两个没有变。本来，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除小平同志之外，无论从水平、从能力、从资望上来说，还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适合，就是年纪比我小一些，而且确实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也不乏其人。……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想，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职务突然上升了，他的本事也随即膨胀起来。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对待这样的问题，当然主要是靠我自己有自知之明，但是，也要请全党的同志按照这次历史决议的精神，实行监督，首先要请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进行监督。前面我说过，这些年常委起主要作用的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四位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这不是什么秘密。连外国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现今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有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词，叫“主要设计者”。不管是那个词，意思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央领导，政治生活很正常，真正恢复了集体领导。好几位老同志就说过，现在中央的政治生活，算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我是同意这个话的。老一辈革命家仍然是中央起主要作用的核心人物。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告诉全党呢？我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
第三点，我们的劲该往那里使呢？现在我们领导上的劲，中央领导同志、省市同志，我们的指导思想上的劲，应该集中主要的精力，来考虑如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考虑如何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胡耀邦激昂慷慨、热情奔放的讲话，激起阵阵掌声。
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主席后不到两个月，即到山西视察，他走了几个县，在基层班子里耐心解疙瘩，促团结。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有一篇当年高平县委书记贾培宏口述，他人代笔的文章，题为《胡耀邦高平之行》，记载了胡耀邦在高平帮助县委班子解疙瘩的过程。特摘录如下：
１９８１年８月１２日晚１０点，当时的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从晋城给我打来电话，说党中央主席胡耀邦要来高平，吃喝不用我管，只管住宿就行了。
１３日上午胡耀邦到达高平前，座机先在阳城、沁水、晋城、陵川四县上空转了一圈。１０时左右直升飞机在高平南王庄上空转了一圈后，降落在南王庄东边的丹河边的沙草地上。胡耀邦下机后，早已等候在此的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省长罗贵波、副省长张建民，山西省晋东南地委常务副书记白清才、专员赵锐、副书记王林堂、副专员宋志敏、县长赵国发和我上前迎接。随即从南王庄一路坐车到了县招待所。胡耀邦坐定后，拿出了刚才在空中拍的４个县的照片，让我辨认照片分别拍的是哪里。前几张拍的是士敏县（今沁水县东部）东西峪山头，后几张拍的分别是沁水县郑庄和陵川县府城村……
胡耀邦问我：“高平既不高也不平，为什么叫高平？”我回答说：“战国时这里有两个县，一个晋城高都，一个长平，两县合并后，各取一字就叫高平县。这个县志上没有，我在山西省博物馆查出来的。”胡耀邦点了点头，又问我：“沁水县也有平川，为什么县城设在一个沟里，飞机飞高了看不清，飞低了要碰到山。”我回答说：“沁水县面积大，东西300华里长，又很分散，那里是全县的中心。”胡耀邦接着问：“高平历史上出过几个宰相、阁老？”我回答说：“出过一个毕阁老。还有一个祁贡，两广总督，现在祁贡的坟还在，保存得比较完整。”胡耀邦说：“有时间去看一看。”
胡耀邦问：“毛主席著作里有三个成语和高平有关，你知道是哪三个？”我回答说：“一个‘纸上谈兵’，说的是赵国与秦国交战，最终导致‘长平大战’；一个‘不遗余力’，也是那时的事，赵国抗秦不遗余力……”胡耀邦点了点头，打断我的话说：“不用再说了。”
午饭安排在招待所二楼。
……开饭时，我们上瓶红果酒。胡耀邦让拿走。我说：“这是地方上产的饮料，不是酒。”胡耀邦说：“瓶子上写的是酒，拿走拿走。”胡耀邦吃了几样本地特产，喝了几口川汤，吃了几个饺子，又吃了点拉面就离席了，大盘菜一点也没吃。烟、茶都是自己带的。
……汇报时间到了。到场的有国家经委党组成员赵文成、煤炭部副部长邹桐、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商业部副部长刘毅、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省长罗贵波、副省长张建民、山西省晋东南地委常务副书记白清才、专员赵锐和高平县委的常委们。
工作人员把我安排在胡耀邦的对面坐下。汇报开始后，胡耀邦问：“山西多少年来倒过来倒过去，有没有这个情况？文化大革命以后有过几次？现在干部的心情怎么样、大家关系怎么样？我在北京听到过一些反映，不一定准确。心有余悸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应该解决了吧？”
等了５分钟没人说话。胡耀邦用手指着我说：“来了这儿，你先说。”我正在想胡耀邦提的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武斗和“善终”等问题。胡耀邦点了我的名。我立即就他的提问一一作答。进行了详细汇报，当我汇报到高平的武斗和“善终”时，胡耀邦坐不住了，在地上边走边说：“落实政策落到哪儿了？”我说：“受过批判的５００多人，现在还有３３个同志未落实政策，因和案件有关，正在落实。
胡耀邦又问：“没有分配工作的还有多少？”
我答：“工作是都工作了，但工作不积极的还有１０来个。”
胡耀邦：“为什么不积极？是你们对问题没有解决好？还是他们本人有问题？”
这时县委副书记王福堂说：“法院有个院长，让人家当农工部长，人家还要求回法院。贾培宏派性大，不让我参加常委会。”
胡耀邦问我为什么不让王福堂参加常委会，我说：“地委在离高平２００多华里以外的地方搞了一个引沁水入丹河的灌溉工程，高平抽了５０００个民工参加建设。王福堂同志任总指挥，工作很忙，路途远，又不好走，因此县委召开常委会时，只在研究大事时通知他参加，小事就不一定叫了。”
胡耀邦问王福堂：“你过去是什么职务？”
答：“副书记。”
问：“现在呢？”
答：“副书记。”
胡耀邦说：“党不欠你的账，你王福堂的问题，是非问题，你说不清也清了，你说清了也不清。不清为什么让你当副书记？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清了，也可能还有些小是小非不清。历史上的问题不可能搞得太细了。我们这些人，革命几十年，谁都有缺点。你们贾培宏、王福堂我都不认识，你们两个工作了几十年，都是好同志，可以肯定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胡耀邦问我：“你们抓了多少人？”我回答：“抓了８０人，住看守所的现有１２８人。”胡耀邦说：“天津一个工人打死厂长，他们过去没什么仇恨，是‘文革’派性引起的，现在又放了这个工人。北京一个学生打死教师被抓起来，过去没仇恨，也是‘文革’派性引起的，也放了。这个问题到解决的时候了。我这次到河南，问张学清同志的情况，这个同志是１９６８年周恩来指名让他到平顶山当书记的。听说现在分配他工作，谈了３次，他不去。一个同志给我讲，这个同志工作没少做，冤枉气没少受，错话没有少说。我说，你归纳得很好，我们几十年来许多同志都是这个情况，这一想就想开了。我对不起你的，我就承担责任；你对不起我的，就主动去谈心，互相之间的问题就这样来解决；要有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你们（指县委的同志）对那３３个人，要主动做自我批评。你们的威信不会低，会更高。贾培宏同志，你现在是一把手，胸怀要广阔一点嘛！”胡耀邦接着说：“我们现在做工作，不善于走群众路线，我们还是发扬党的三大作风，不要忘记群众路线，不要忘记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这两条，你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像法院那个同志，说他要回法院工作，可以来个民意测验嘛。让大家投票，多数同志愿意他回去他就回去，多数人不同意他回去，他就不要回去。我们办事情都要光明正大，不要搞小动作。搞复查工作不要靠专案组几个人包办代替。开个会，大家讲怎么办，简单明了，又快又好，又搞得比较正确。我们中央书记处就是有事大家商量，大家发表意见。现在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事就好办。也难怪，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５０年代后期忘了，有些同志忘记了，有些年轻党员不会。毛主席是提倡群众路线的，后来他自己忘了。周恩来一直是好的，经常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
胡耀邦说了这些后，汇报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向胡耀邦汇报起各自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胡耀邦不时插话予以解答和作出指示。
当霍士廉汇报中讲到一个县总有几个人无理取闹时，胡耀邦插话说：“那不行。我们要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要维护三大秩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
当高平县委副书记郭随信谈到“文化大革命”在干部群众中结下的思想疙瘩还没有解决好时，胡耀邦插话说：“这个提法好，我主张这样提。你讲派性，人家不服，你说他有派性，他说你有派性。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形成的隔阂，结下的疙瘩。我们党６０年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疙瘩没有这十几年结下的疙瘩多。我们大家都要自觉，所有的共产党员，不管你是中央的、省里的、地区的、县里的，都要有高度的自觉性，消除思想疙瘩。”
当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刘世鸿谈到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只能批评别人，不能自我批评，这样思想疙瘩就不好解决时，胡耀邦说：“一个叫坚持原则，批评别人；一个承担责任，自我批评。只能批评别人，不能承担责任，那就说你是百分之百正确，这个很难找啊！叶帅、小平同志、先念同志、陈云同志，还有我们都作过自我批评。我们承担责任威信不会低，只会更高。要总结过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训，过去批评帽子太大，上纲太高。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批评，放弃不正确的批评。现在我们敢于批评的太少了，不敢批评不行。既要敢于批评，又要敢于承担责任，更要敢于自我批评。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原则就坚持不了。”……胡耀邦最后说：“现在大家都承认，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很好。中心问题是要解开思想疙瘩。有什么好办法？根本问题是提高自觉性，坚持原则，依靠大家，批评那些不顾大局的错误思想。但也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汇报会开完后，胡耀邦在高平住了一晚上。原通知省领导１４日早８时为胡耀邦送行，但实际上提前了。胡耀邦早上５点３０分就起床了。自己先到饭厅吃了饭，６点和大家照了相，６点３０离开招待所，乘车前往南王庄停机点上直升机。到了飞机跟前，胡耀邦登上弦梯，高声问：“高平县委书记来了没有？”我高声答：“来了。”并飞快地跑到胡耀邦跟前。胡耀邦伸出手来和我握手，说：“你们先上车，把车门关好后，我再进飞机。飞机起飞时风很大，你们不进车要吃土的。”去送行的人都上了汽车，胡耀邦才进飞机。飞机起飞了，我的心情异常激动。飞机飞得看不见了，我们才返回县城。
送别了省领导，我反复回忆胡耀邦来高平的每一个细节和说过的的每一句话，从中悟出了许多道理。根据有关领导的指示我们县委成立了两个工作班子，分头落实胡耀邦的有关指示。
高平县在“文革”中是武斗重灾区。据据著名作家赵瑜在其书稿《牺牲者》中记述，九大前，受军队支持的联字号在高平掌权时，红字号被定案为土匪的群众多达１６８４６２人，枪决和重判了一大批人。１９７７年王谦主政山西，批谢、曹流毒，事情又翻过来，高平县突击抓捕联字号大小首领近４０人，重点清查了１３０８人，将６６００多人关进了清查学习班令其交待问题。胡耀邦来山西解疙瘩，第一站选在高平，大约和这种背景有关。
在基层调研几天后，胡耀邦在８月１７日下午，在太原湖滨会堂，给山西省直系统县处级以上干部作了一次讲话。其用意，就是希望山西省级系统的干部们带头解疙瘩，不要让“文革”在广大干部心中结下的疙瘩，再影响山西的改革开放大业了。赵瑜先生在《牺牲者》书稿子中，详细描述了这次大会，介绍了胡耀邦的讲话精神，现摘录如下：
胡耀邦是很善于演讲的。他一开始先说：“人这么多，三千八百多人，天这么热，我普通话没有学好，话又难懂，恐怕不能讲得太多。”一下子拉近了他与地方党员们的矩离。
总书记（孙涛按：此时应称党中央主席。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共十二届全委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中共中央总书记取代了原中共中央主席一职）先把国际国内形势做了一个简单慨括，倡导“开动脑筋，解放思想”。他讲到农村责任制冲破了三十多年的老框框，换来了增产。针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牢骚，胡耀邦说：“哪能一个晚上退到解放前呢？没有嘛，解放前土地是私有的，后来土地入股，现在不叫土地入股，不搞坐地分红，而是责任制。”
他并不回避“文革”结束以后，全党“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组织上的焕散，领导上的软弱；说“有的人批评不得，一批评就说是打棍子。这是两回事，批评是两个字，打棍子是三个字嘛！”
胡耀邦讲到：山西搞经济的调子比较低了。人均生产总值为６０００块钱，处于中等水平。中国十亿人口，总产值６０００亿元，每人平均６０００块钱，山西正好处在这个中等水平。但潜力很大，优势突出，因而“建议省委再深入讨论一下”，努力把本省经济搞上去。
接下来，一多半时间，胡耀邦把话题全部让给了“解疙瘩”，他表示“这是我今天着重要讲的一个问题”。
胡耀邦借助山西古代大家柳宗元的《晋问》，首先讲到山西人民有五大优点，一是扑实，艰苦扑素，节衣缩食；二是“好谋而深”，思考周到谨慎；三是“和而不怒”，不爱发脾气；四是“忧思而畏祸”，不愿若事生非；五是“恬以愉”，安适自在，乐观主义。据此，胡耀邦话锋一转，联系实际说：“山西人民很讲和气，更谈不上武斗，我们的祖先是不赞成武斗的！”
将近４０００人的会场鸦雀无声。十五年来，这个大会堂举行了几百次会议，上演了无数场闹剧，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听众从来没有这样专心过。胡耀邦讲到了人们心中最关切的大难题。
胡耀邦说：“山西脱产干部４８万，这支强大的队伍应该是２５００万山西人民的带路人，指挥者，是山西人民彻底翻身的组织者、鼓舞者。山西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大批干部，散布在全国的干部粗略估计不少于１０万人，加上军队的就更多了。现在我们湖南、江西的好些干部是山西人，山西干部是我们的父母官。山西干部总得看有许多优点。但是，当前存在着一个突出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好。几天来，我同省委以及一些地、县委的共同商量，感到了干部队伍的团结不够亲密，不够坚强。４８万干部结下的疙瘩相当多，相当大，相当紧，简单说是多、大、紧。
“这些疙瘩是怎样结下的？干部中的隔阂是怎样形成的？山西１９６６年以前，１８年比较平稳，麻烦比其他省少，１９６６年以后的１４年，麻烦比其他省多，比许多省都多，持续时间长。从１９６６年起，断断续续延续到去年，１４年中间，有过六次折腾！本来，粉碎‘四人帮’以后，具备了解决干部疙瘩的好条件，但是没有把疙瘩解开。三中全会以前，某些问题尚属有情可原，而三中全会以后，当时的省委领导觉悟迟，没有很好地听从中央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简单说，中央对王谦同志，对陈永贵同志的看法，是公道的，既承认他们在历史上有过贡献，做过工作，又承认他们不是‘四人帮’的人。特别是王谦同志，在‘文革’中相当一段时间是挨过整的，是吃过苦头的！但王谦同志在恢复工作以后，有些事情办得不好。最近我们谈了一次话，承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三中全会后，在四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正因为他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的缺点错误，所以最近中央考虑分配他的工作。”
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孙涛按：此时应称党中央主席）对于王谦的公开评价。绝大部份干部听众，在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上，接受了胡耀邦的看法，觉得以上看法坦诚公道。既承认王谦历史上的贡献，同时承认王谦挨过整，吃过苦头，不是“四人帮”的人，同时指出他“没有很好地听从中央的意见”，三中全会前后犯过错误，认识错误以后还要分配工作。这就把山西头一个大疙瘩解开了。至于陈永贵和学大寨运动，胡耀邦在评议了王谦之后，未做任何评说。
接下来，胡耀邦分析：干部之间结了疙瘩，这个账应该算到谁的头上去？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党风败坏了，把人的思想搞乱了，把干部之间的关系搞坏了，“如果要算账，我的意见，首先不要追究我们自己同志的责任！”就这一条，让３８００多名有着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派别、不同倾向和不同担扰的省直机关干部们，一下子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多少年来，山西干部一个不留――全都让运动整怕了。人要整人，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起而斗争保护自己，直至把对手整倒。而今日讲话，与往昔有大不同，“首先不要追究我们自己同志的责任”――春风吹到了娘子关，雁门关，吹到了太行山、吕梁山，吹到了大河之东，高山之西，春风原来如此温暖。……
胡耀邦继续讲演：
“我们的干部中存在着疙瘩，不团结，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它是焕散组织的腐蚀剂，是搞四化的绊脚石。疙瘩解不开，很可能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钻空子。我们要找出积极的办法解决干部之间的不团结，解开多、大、紧。
“疙瘩靠谁来解？第一不要靠中央，中央矩离此地几百公里，鞭长莫及。第二不能靠省委。要解开干部之间的疙瘩，我的意见，主要靠大家的自觉性。如何依靠大家的自觉性？我提出八个方面的办法，供同志们讨论。“
以下，胡耀邦提出解疙瘩的八种办法，极富指导性。此前十几年间，中共从未有过此类提法。
胡耀邦的八种办法，第一条说，“凡是把自己的同志批错了，斗错了，定性定错了的，都要迅速加以解决，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胡耀邦进一步解释道：“参加过批斗的同志，特别是主持过批斗的同志，要积极赞成这个方针……批斗错了就要平反，其他错误可以批评教育。不平反纠正不善终，行不行？不行嘛！今年不解决明年也得解决，你在这里工作不解决，过两年别人来了也要解决；早解决比晚解决好，自己解决比别人解决好，随便冤枉一个好同志，不行了，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的时代，结束了！你是这一派，他是那一派，这是封建的东西，阎锡山搞‘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我们不能搞这一套。”
第二条说，“如果自己被批错了，斗错了，定性定错了，平反纠正以后不要耿耿于怀，要不揪住批斗过自己的同志不放，更不要向组织提出过高的要求”。胡耀邦讲：“要彻底想清楚三层问题，首先，为什么要批斗我？第二，我是不是也错批过人家？这种情况在‘文革’中，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有，我就敢向大家报个名。人家批错过我的情况不少，我批错过人家的情况也有。‘文革’中，海军司令部李作鹏几次派人来，硬要我写个材料，证明一个同志是逃兵，我写了八次，都说不是，但我把错误扩大了，这还不是缺点吗？１９７５年恢复工作后，我向炮兵司令部一位副司令员写了一个检讨，我错了。所以说‘文革’中，人家批错过我，我也错批过人家，家常便饭，在劫难逃；第三，要想清楚，如果揪住人家不放，再向组织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合乎不合乎党和人民的利益？把这三条想通了，我看问题好解决。鲁迅诗中说，度尽劫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现在同志相逢，怎么办呢？还是你骂我，我骂你，这有什么好处？要讲风格，讲风度，有胸怀，个人恩怨不在话下，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第三条办法，“凡是在原地区、原单位工作实在有困难的，我建议不要勉强留下，本人也不应要求留下或派回去”。胡耀邦阐述此理说：“易地闹革命，既不降职，又不减薪，各方面都方便。谁也不能睹气，赌了气，我非留在那个地方不可，不留在那个地方我不干，这就不好了。我们又不是三岁儿童，不能凭意气办事。”
第四条，“某些同志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其他许多同志又不服，我主张在作好思想工作基础上，改变他的工作。”也就是不排除采取一些组织措施。
第五条，“每一个同志都要坚持两分法，既要看到自己做了一些贡献，又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第六条，“任何一个同志，特别是党员干部，要无条件为党为人民工作。”胡耀邦强调：“党内不应有特殊党员，除了生病、丧失工作能力之外，不能说党给我什么条件我才工作。”这是针对长期不上班的同志而言的。
第七条，“任何同志，在大是大非面前，都要有鲜明的原则立场”。胡耀邦敏锐地指出腐败现象：“现在，基层干部有三个不正之风，一是平调社员的东西盖房子，二是安排自个的子女，三是请客收礼。我看这种现象不但山西有，在全国相当数量的干部中，恐怕都存在这些不正之风。”胡耀邦早在１９８１年就提出了防止腐败这一命题，如今看来，是有预见性的。
第八条，“新老干部要加强团结，亲密合作”。在今日政坛看来，这一条似乎无关紧要，而在当年却是一大难题。那时，干部终身制问题尚未解决，领导干部退休制度无从建立，新老干部之间不能正常交替，老者不愿让权，新人上升缓慢，全社会权力交替继续呈现窒息状态。封建社会尚有科举之路可循，历经民国战乱，１９４９年之后反而无路可进，获取权力，要靠阴谋与斗争。文革造反派之构成，年轻人何其多也。毛泽东直至去世也不会退位，接班人这件大事，他始终不能解决好。而世界上发达昌盛的开明国家，再好的总统也不能连任两届以上。不久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酝酿组建中央顾问委员会，也是为了解决这一“吏制制度”难题，实行干部退休制度，迫在眉睫。因此，胡耀邦山西之行，经过郑重思考，提出新老干部要团结合作，同样是解开思想疙瘩重要一环。……
分析以上八条意见，说明胡耀邦从落脚高平到省城大会，先是接受了晋东南干部提出的“解开思想疙瘩”的建议，进而总结出山西干部之间疙瘩结得多、结得大、结得紧这一普遍现象，又经过一连数天调研思考，最终形成了一套解开疙瘩并尽快终结“文革”遗留问题的完整办法。细看八条意见，条条具体而有针对性，不说空话。针对“靠谁解疙瘩”这一关键问题，胡耀邦提出，“第一不要靠中央，第二不能单靠省委，主要靠干部的自觉性”。这是极富创意的，也可以说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理解决政治难题的又一典范。解玲还须系铃人是也。……
沉疴得良药，久旱逢甘雨。胡耀邦话音刚落，全场４０００人纷纷站立起来，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惊屋动厦。很久很久以来，人们不曾站在同一立场，为同一个人，为同一场讲话而鼓掌欢呼了。
胡耀邦讲话迅速传遍了山西城乡，各级干部竞相传阅讲话稿。怨仇易解不易结，解疙瘩唤醒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符合人心。
被无罪释放走出大狱的刘灏，有了自由之身，各种信息也就很容易获得了。王谦被中央调走了，省委正在纠正农业学大寨中的那种左的做法，他出狱前，中央就下发了《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省里、市里的党报上，都披露了省委和中央有关农业学大寨的新精神。接着，陈永贵落选中共十二大代表，种种消息，都让他看到了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力度。对自个的问题，他也理得更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