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胡耀邦与《第二次握手》

“文化大革命”后期，故事梗概完全相同而文字长短不一的一本小说，有多种手抄本在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中秘密流传。它就是后来光明正大地正式发行的《第二次握手》，并被拍成了同名电影。但这部作品产生的过程，及其作者张扬遭受过何等劫难又如何获救的经历，恐怕知之甚详的人就不是很多了。

一

作家张扬，1944年出生于湖南。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家庭由于阶级出身的差异，属于抬不起头、过着凄苦日子的那一类。1963年，张扬以自己舅舅的苦学求成的经历和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为素材，写成一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取名为《浪花》，意为洁白的浪花即意味着水的纯净。

1965年9月，张扬到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他一面劳动，一面充实改写他的《浪花》，一下扩展成十万字，易名为《香山叶正红》。他改变了原来悲剧性的结尾，着力描写了周恩来总理与我国科学家之间情真意笃、笑语交融的场景。因为很多真实的故事使他深深地感受到，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尊重和爱护广大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在他这部有关科学家的作品中，出现周总理的这种形象，是自然而然的应有之笔。

他对这一次的充实改写很满意。但他只给为数寥寥的几位好友浏览消遣，根本没有发表的意念。因为“千万不要忘记”又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和文艺作品成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尽管他的这部小说，是歌颂共产党、赞颂社会主义的，但那些被“批倒批臭”的作品，有哪一部不是歌颂共产党和赞颂社会主义的呢？只要有人存心让一位作者下地狱，从这位作者的某部作品中，总会挑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骨刺来。

1967年夏，武斗的枪炮声响遍三湘四水。张扬躲在生产队的一座土屋中，改写了这部作品的第三稿。之后，他又改写了第四稿。这第四稿比前两稿精练了许多，由十万字左右精练成六七万字，恰好写满那个塑料皮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他把书名改成《归来》，意即于海外学成业就的许多科学家，都陆陆续续地回归已是社会主义的祖国，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国家和同胞。

二

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张扬从长沙去别处看望一位朋友。他预感可能出事，便将随身藏着这部书稿的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陈的知青伙伴家，身无“牵挂”地去看望那位朋友。果不其然，浏阳来的警察正在那位朋友家等着他。他立即被铐起双手，押解到浏阳蹲大狱。虽然，他从未见过拘留证或逮捕证，但罪名却有了一大串——“恶毒攻击林副统帅”“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

1971年9月13日之后，“林副统帅”就不再是“亲密战友”了，直到1972年12月29日张扬才被开释。他白白地被关押了两年又十个月，有冤难申。

他回到了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后，将小说全文扩展到二十万五千字。

这时候，张扬却不知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临头。

自从他1970年2月，被两个警察铐进浏阳大狱之后，他的弟弟从姓陈知青朋友家中取回第四稿《归来》，又借给了自己的一位好朋友，而这位好朋友又有好朋友。他们爱不释手，有的照抄《归来》，有的讹抄为《归国》，还有人把它们传到了北京。传到北京标准件厂机械修理工刘展新手中的一本，都已破得没有了封面。他细心地通读了全文，又多次悉心研究，自个儿给这部书稿起了个名字，叫《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被传抄到华北、东北、西北，传看的人越来越多。

1974年，湖南省有关部门在其《情况简报》中，反映说《归国》是一本“坏书”，但并未导致大搜查大搜捕。同年10月初，《北京日报》在其第960期《内参》上，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严重情况”。姚文元看了这份《内参》后，于10月12打电话给《北京日报》说：“请找一份给我，并查清作者在哪里。”《北京日报》立即给他送去了一个手抄本。

10月14日下午四点钟左右，姚文元再次给《北京日报》打了电话。他说：“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尧、吴有训等。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般的坏书。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姚文元的这个“指示”，很快就被转送到了“四人帮”死党刘传新掌管的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专案组查明了张扬的下落，即刻给湖南省公安厅发出如下公函：“按照姚文元同志的批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已查明，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的一个插队知识青年张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望）及时处理。”

接着，新华社《内参》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详细反映了流传情况，并认定小说内容“极其反动”。这篇《内参》说：“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指示，对坏书《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清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现在已初步查明，作者是湖南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公社插队知青张扬。”

三

湖南省公安厅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函后，经报省委常委会讨论同意，于1975年1月7日上午逮捕了张扬。

身陷铁窗中的最初几个月，张扬对公安预审人员有问必答。然而，时日一长，铁窗里的现实终于使他恍悟到，他又掉进了一个烂鸡毛坑，越是使劲地拍打，越是拍打不干净，因为他的反复说明、澄清、解释等等，虽能使预审者耳熟能详，但似乎都不符合他们的胃口。

同时，张扬的全家都在遭大罪。

按照当时的办案特色，青少年犯罪，其后都必有“教唆犯”。张扬这次一入狱，公安人员就跑进一家医院，对张扬的身患重症衰弱不堪的姨母拍桌子打板凳，掐住她的一只大拇指，往一个笔记本上摁手印，并被打成“教唆犯”。

与此同时、张扬在长沙的姨母和在北京的舅父，也都被打成了“教唆犯”。全国各地，凡是阅读、传抄过这部作品手抄本的人，也几乎都被公安机关传讯、搜查过，有的还遭到了拘留。

湖南省公安厅的人，还跑到汨罗县乡下，用“开除公职”“开批斗会”“管制戴帽”等手段相要挟，逼迫张扬的一位当教师的朋友捏造伪证。他们又去张扬插队的地方组织“声讨会”，挨家挨户搜去社员们的印章，以“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炮制了一份《控诉书》，“一致要求”判处张扬死刑。

为了使这个“反动分子”死得心服口服，省公安厅求得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向“顽固分子”张扬打了两场“人民战争”。这“人民战争”的突击队队员，是搬自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师和“工农兵学员”。公安局的人给张扬戴上手铐，推上吉普车，押赴一间大会议室；突击队的男女老少几十人即刻围上去大叫大骂，还有的人威胁恐吓、拐弯抹角地搞诱供。

1976年3月24日，正当“四人帮”猛刮“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中共湖南省委批准省公安厅，将已“拘留”了一年两个月又十七天的张扬正式予以逮捕。同年6月18日，省公安厅对张扬的预审终结，并开始制作《起诉书》。

这份以长沙市公安局名义起诉的《起诉书》，历数了“被告人”张扬的“罪恶”，“被告人”简直死有余辜。它说：

……这本反动小说的要害是要资本主义“归来”，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这本黑书从头到尾贯穿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竭力鼓吹“叛徒哲学”“天才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

这样毒汁四溅的黑书，被告张扬却得意忘形地说：“我把书名改为《归来》，既切题又含蓄，不仅人归来了，而且他归来了。”从这本黑书描写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归来”的都是叛徒、特务、反动军阀、洋奴买办、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张扬书写反动小说《归来》的反革命动机，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对于《归来》突出了周总理的光辉形象，《起诉书》认为那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至于张扬说了一句张春桥是叛徒，《起诉书》则说这是“攻击中央首长张春桥同志”，“矛头甚至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除这些“主罪”外，《起诉书》还给张扬横加了许多“罪恶”，称他为“不可救药的反革命死硬派”，要求给予“严惩”。

对“不可救药”者的“严惩”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四

1976年7月28日，省法院不能不收下省公安厅送达的这份《起诉书》，及其附来的一大摞案卷，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李海初研读了《起诉书》，又认真阅读研究了《归来》的各种“版本”的手抄本，然后才认真研究了预审阶段的全部案卷。这位已达知天命之年的老法官得出的结论，与《起诉书》截然相反，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如果经他的手，判处这本书的作者以死刑，那么晚年回首平生，他会感到自己做了一件泯灭天良的事，是犯了滔天大罪！

但他其时只能默默地思绪万千而守口如瓶。他只能先把这个案子压下来，实行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妥善策略——“拖”！

当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却加紧了他们的“既定”图谋的活动。9月22日，对张扬来说，已销声匿迹了十一个月的省公安厅的那位主要预审人员，突然又出现在张扬的面前。他对张扬说：“你就是一个字也不说，我们也要把你这个案严办到底的！”他反复教训张扬必须端正态度，要“只争朝夕”。

1976年10月6 日，“四人帮”被粉碎了。按说，“反革命文痞”姚文元让办的这桩荒唐的案子，理应就此客客气气地了结了。老法官李海初向公安局预审处的一位老上司试探着说：“看来，《归来》这案子不好办咧！”这位担任预审处长的老上司板着脸说：“怎么不好办？你不办把案卷退给我们，我们交给浏阳县法院去办！”李海初一听，心想：那还不如放在自己手里“拖”下去保险哩！

“拖”到1977年8月8日，李海初认为根据形势的大变，某些人原来“内定”的要张扬的脑袋是不可能的了，可以把案子拿出来按法定手续公开研究研究了。8月10日，省法院刑事审判庭进行了研究；12月7日，刑事审判庭向法院党组作了汇报；第二年7月4日，省委政法领导小组也作了研究。省政法领导小组研究结果是：把《归来》鉴定一下，请文联提一提意见。

将这部作品送请省文联鉴定，是李海初老法官首先提出的建议。他的本意是，借助文联的权威意见，抵销当年以省师范学院中文系为突击队的那场“人民战争”。其时主持湖南文联的，是著名作家康濯。他和文联的许多同志认真审读了这部手稿，向法院写了正式书面意见。这书面意见是：

《归来》是好书，不是毒草。主题是好的，爱国的，健康的；……只要给作者提供一定的条件，这部小说未必不会成功。

但是，文艺界与法院的正义力量加在一起，也没有那些主张给《归来》及其作者下毒手的人们的权势大。因为那些人都是随自己的兴致给他人以生杀予夺的铁腕人物。对他们来说，什么党纪国法、人性良知都得统统靠边站。

五

正当实事求是的人们，与对“文痞”姚文元的批示也抱定“两个凡是”式态度的人们，在激烈交锋相持不下的时候，在过去长时期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带动下，一向敢于培育新青年和为社会正义而呐喊奋斗的《中国青年报》与《中国青年》杂志，在1978年10月双双复刊了。它们每天都收到成箩成筐的来信和来稿。一天，也经历过“文革”十年磨难的《中国青年报》文艺部女编辑顾志成，亲手拆开湖北宜昌树脂厂青年工人李谦的来信，信上说：

几年前，我从某种“渠道”，得到一部名为《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小说。当时，因为正在收缴这本书，我是怀着一种“犯罪”的心情，一口气读完的。我被书中那些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真实的、健康的思想感情深深地吸引住了。它压根不是什么“反动小说”，而是一本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实在难得的好小说……

看完信，顾志成才想起这不是第一封反映《第二次握手》的来信。她随即从废弃的来信来稿中，翻出了许多类似的信件。随之有关这部手稿的命运，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和一个同样大的惊叹号。

顾志成借回手抄本一口气读完。她立即向报社文艺部主任王石作了反映。由此，《中国青年报》所有负责同志，都十分关注这部手抄本及其作者的命运。

一天，顾志成去中国青年出版社看望一位部队作家，聊起了这个手抄本，引起在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维玲的兴趣。他从《中国青年报》借来手抄本也一口气读完。一大早，他就从家里赶到出版社，把手抄本往该室副主任李裕康面前一放，急切地说：“这个，你看看。”说完就转身，没说第二句。

第二天，李裕康一见到王维玲，只说了一个字：“上！”

从此，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心为出版《第二次握手》奔走。《中国青年报》也决心为这本书及其作者的平反而忙碌。

但是作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这都成了人们急切希望得到回答的头等大问题。《中国青年报》派出女编辑顾志成、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派出女编辑邝夏渝，共同外出调查。最后她们从北京市公安局打听出确切的信息，以及“事件”的来龙去脉，即刻南下长沙。

六

这时候，作为党的又一里程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进行。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的“两个不管”，已为党内一切主张全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志广泛赞同。

顾志成、邝夏渝到了长沙，首先找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共青团中央委员、湖南省团委书记石玉珍。石玉珍表示全力支持她们的查访，并派出团省委的得力干部，陪同她俩去省法院。

到了省法院，她们要求立即与张扬晤谈，同时要求看看案卷与有关材料。省法院院长与省公安厅厅长联系后，同意她们拟出与张扬的谈话提纲，由省法院李海初出面提问，她俩以“法庭书记员”的面目出现旁听，不得露出真实身份；若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一旁插话。至于有关材料，由法院负责提供。

与张扬见面前，顾志成、邝夏渝先见了张扬的母亲与姨母，作了长时间的叙谈。然后，她们按照法院与省公安厅的预定程序，与法院李海初一道，与张扬见了面。

此刻共青团湖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在紧张进行。在顾志成、邝夏渝的推动下，团代会12月20日的会议《简报》，以《〈归来〉一案值得重视》为题，正式反映了这桩文字案的前前后后。

12月下旬，体格瘦弱的邝夏渝，被长沙阴冷潮湿的天气冻病了。顾志成独自一人奔赴浏阳，到张扬插队的公社、大队、生产队深入群众调查。她终于查明，省公安厅有关预审人员搞的那份所谓“广大贫下中农一致要求”判处张扬死刑的《控诉书》，完全是强奸民意的污蔑不实之词。

她迅疾返回长沙，把已经了解到的一切情况以及对张扬一案的看法，全部向中共湖南省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刘福生作了汇报。刘福生表示：省公安厅认为《归来》是经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鉴定为反动小说的，并写了正式书面意见，现在必须还由师范学院中文系重新审阅，并写出正式意见，才能作出新的判断。所以暂时不能放人。

这就等于说，这个案子并非“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定下来的，“反动小说”的罪名是由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创造的，而这个中文系的“权威”远远盖过了著名作家康濯及省文联和省文艺界的许多人。很显然，这是一种托辞，而并非不察实情或不学无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师范学院中文系很快主动地写出了新的书面意见，否定了原来认为《归来》是“反动小说”的看法。该系有关人员还作了自我检讨，说当时在那种政治气候的压力下，说了许多违背良心的话。

这样，经多次走访省公安厅，顾志成才见到了一直对她避而不见的那位主审张扬一案的预审处副处长黄志明。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副处长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他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本人也是反革命！”

这个案子明明是湖南省公安厅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来人和公函后，为了“贯彻姚文元同志的批示”才使劲办起来的，黄志明却硬说：“这个案子不是根据姚文元的批示抓的，是根据华国锋同志批示抓的。”

顾志成问黄志明：“华国锋的批示在哪里？”

黄志明答：“没有看见。”

“即使这是华国锋同志批的，”顾志成说，“那么请问：彭德怀同志的问题都平反了，他的问题是谁批的？”

这一问，才把这位一直威风十足的副处长问了个张口结舌。

1978年12月31日，顾志成、邝夏渝即将返回北京时，她俩去省法院辞行，并向李海初借了一本省公安厅据以定案的《归来》带回京，准备对之细加研究，看看这个“犯法”的手抄本，与北京众多人士异口同赞的《第二次握手》手抄本，究竟有何不同。同时她们要求李海初不要急于结案，建议李海初与她们密切合作，统一行动。

李海初送她俩去机场。李海初说：“这个案子，在湖南是永远解决不了的……”说得很深沉。

“我们回北京去解决。”顾志成说。

“北京？北京有希望吗？”

“请等好消息吧！”

七

1979年1月7日，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第三十六期《青运情况》，以《〈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予平反释放出狱》为题，简单报道了张扬及其作品横遭诬陷摧残的情况，强烈呼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和各有关领导部门，火速平反这起波及全国的文字狱。

这一呼吁，率先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老领导、其时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的响应。他在电话中要求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给他写个简洁的书面材料。他还说，在对这个书面材料作出批示后，报社和出版社就可以先用电话通知长沙，尽快结案放人。

1月12日上午十一时，顾志成给长沙李海初打了长途电话。顾志成说：“我们回北京后，立即向领导汇报了在湖南的情况，并写了一个内部情况，报告了中央，提出张扬案是冤案。现在中央已同意这种认定，并通知湖南按冤案处理。最近两天，湖南会收到中央的这一指示。”顾志成在电话中说，《中国青年报》或中国青年出版社，还要派专人去湖南，去时还要到省法院与李海初联系。眼下要求这位老法官把张扬的所有在卷的作品保存好，待张扬被释放后，交给他本人。以后要邀请张扬到北京改稿。电话中最后一句话是：对张扬的冤案情况，《中国青年报》准备公开见报。

接到这个电话，李海初更感到大获全胜已成定局。在这前一天，他就已正式写出《关于对张扬案的处理意见》。《意见》说：“经审查，主要事实不能认定，建议全案发还公安局。”接电话后的第三天，即1月15日，省委即批示放人。

1月18日下午，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于志来到鹿洞里看守所，向张扬宣布说：“经过我们四年多的反复调查研究，现在终于作出了结论：你写的《归来》是一部好书……张扬同志，你平反了！……你准备回家吧，汽车在门口等着……”

一个多小时后，张扬在李海初的陪同下，回到了风雨飘摇、颠沛流离、饱尝人间苦难的家。邻里们纷纷涌来，像过节般的欢天喜地。

正当其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年届四十的编辑李硕儒飞抵长沙。进了张扬家，只见一个骨瘦如柴、穿一身撑不起来的蓝制服的细高挑青年人凭窗而立。他小脑袋，细长脖，佝偻着背，完全一副老人样。李硕儒以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向这位老人样的年轻人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刚从北京来，一下飞机就奔这儿来了……”

张扬一下愣住了。接着他才第一次听说，他在铁窗生涯的最后一段时日，从长沙到北京，从北京到长沙，多少人在为他和他的《归来》的平反而奔走、呐喊、抗争着。他感激的思绪如波涛潮涌。

八

1月20日，百忙中的胡耀邦，对中国青年出版社几天前送给他的报告作了批语，稍后又给原出版社社长、共青团中央委员，也是党的中纪委委员的胡德华写了信。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给胡耀邦的信上，在“省法院研究此案后，认为《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判刑依据不足，但公安局坚持要判，一直拖延至今”的字句下面，胡耀邦画了一条黑线；在“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已经改变对《归来》的看法……但省公安厅负责主审此案的黄志明同志仍坚持原来的看法，并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也是反革命’”的一段话下，胡耀邦不但也打了黑粗线，还在旁边批了这几个字：“这个同志的态度不对！胡1.20”。对这样的一段话：“黄却说‘这个案子不是根据姚文元的批示抓的，是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批示抓的。’我们问批示在哪里？黄说‘没有看见’，不同意放人结案，张扬至今仍然在押”，胡耀邦也打了黑粗线；对“我社将出版小说《归来》”，胡耀邦也打了线。

给胡德华的信，是1月22日写的，信的全文如下：

德华同志：

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得很好。既然你们了解了，你又是中纪委委员，你就有权参与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请你会同中组部宣教局同志，高等法院和公安部专管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同湖南省委商量认真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后，请将结果报告有关部门。

                                      胡耀邦  1.22

就在耀邦对青年出版社的报告做出批示的同时，《中国青年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全文刊发了我们在前面已提过的、湖北省宜昌树脂厂青年工人李谦给报社的信，并加了《编者按》。当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就转播了这条消息。

紧跟着，长沙张扬家狭窄而寒酸的小屋，就被许多来访的朋友和报社电视台的记者，挤得满满当当。

1月22日，正是胡耀邦给胡德华写信的那一天，李硕儒带着张扬，登上由长沙直达北京的列车。

这时，每天都向《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飞来大量读者来信，要求早日读到正式铅印的《第二次握手》。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同志，将找齐的文字长短不一的六种手抄本一一进行了比较，将各本同一章节中最精彩的文字选出，并将其上下衔接贯通成完整的作品，送给张扬最后定稿。

谁知就在这种时刻，曾拼命“围剿”《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一帮人仍不肯认输。他们又一哄而起，把“官司”打到党中央。胡耀邦再度出面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品和作者，最终击退了这股黑流。

九

1979年4月30日，张扬完成了《第二次握手》的修订稿。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们一刻也未松懈。小说全文于5月下旬发稿，7月上旬付印；7月22日，王府井新华书店大门前，就已排起争购的长队。7月25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新华社记者杨建业采写的报道：《正义得到伸张，冤案得到平反，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

这本与作者一道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的小说，一下轰动了全中国。出版社一版再版，陆续发行了四百三十万册，为全中国短时期内单本小说的发行量之冠。《中国当代文学史》评论说：这是第一部描写周总理光辉形象的文学作品，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正面反映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一位作家说：这部书第一次告诉人们：知识分子不但是人，而且是非常可爱可敬的人。作品热情肯定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赞美了人性与爱情。

的确，所有这些，正是这部作品及其作者，在“文革”中受到广大群众真挚喜爱而遭到“四人帮”疯狂“围剿”的原因，也是后来得到胡耀邦深切关注的真正原因。

十

1988年12月底，张扬听说胡耀邦已在湖南两三个月了，正住在省委“九所”。“九所”是省委大院西端一个园林化建筑群落，离省文联只有几分钟路。

1989年1月6日下午，张扬如约来到“九所”六号楼一间大厅。两三分钟后，一个声音传来：“是张扬同志吗？”胡耀邦微笑着走过去。胡耀邦的衣着极普通，他端着一个原先装豆瓣酱之类的圆口方体玻璃瓶，似乎那就是他的茶杯，里面有半杯淡茶。

他俩在两张沙发上坐下，几位工作人员悄然退出。

胡耀邦刚坐下便开始抽烟。张扬觉得胡耀邦的耳垂很长，三分之二以上的头发仍是黑的，面部皱纹不深重，更没有老年斑。他记忆力强，反应敏捷，口齿清晰，思想活跃，待人坦诚，胸无城府。同时，张扬也注意到，此刻胡耀邦的笑容似乎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礼仪性的；一种是勉强的，惨淡的。他形容憔悴，表情抑郁，时而流露出沉思甚至迷惘的神态。

当胡耀邦听张扬说到社会风气的败坏和作家生活的困境时，他表情沉重，久久沉默。谈起他的同乡战友和“恩人”杨勇时，他无法抑制欣慰和缅怀之情……

谈话临近结束时，胡耀邦凝视着前方，平稳地轻声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他送张扬到大厅门口。

此时的胡耀邦，离开总书记岗位已经两年了。

来源：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