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毓星：第两千零二封人民来信”的故事

今年是公历2019年。“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楚辞·九辨》序），或许天道使然，逢九的年份总有大事发生。诸如100年前的五四运动标示着中国进入现代历史；70年前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然而最让我无法忘怀的是，30年前的仲春，1989年4月15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胡耀邦，一个金光闪闪的名字从此载入史册，而且必将流芳百世。

一、 “第两千零二封人民来信”

39年前，我有幸亲得胡耀邦总书记关照，当然还包括多位师长友人的帮助，得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研究生，从而改变了我的后半生以及我们全家的命运。

因而，我一直保存着当年写给胡耀邦的一封信（原稿）。

敬爱的胡耀邦同志：

我叫孙毓星，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67届毕业生，现在海拉尔电机厂任技术员。今年我报考哈尔滨工业大学自动化仪表专业研究生，考试成绩是415.75分，计：数学100，物理84，电工97，英语79.75，政治55，其总分和数学、英语均为第一名。然而，该校研究生科负责同志告诉我，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打砸抢问题，经党委研究不予录取。

文化革命中我是清华一派群众组织的总部委员之一。1968年初总部决定对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同志搞“通缉”。4月3日晚由我带十来个人去罗父亲家抄取照片。在我带人进屋抄家时，留守在车中的王庆章张建国驱车抓住了偷跑出来的罗征敷（罗征启的胞弟），并将他捆住按在车中，由于王庆章堵口时不慎将棉纱塞住喉咙，使罗征敷同志“窒息而死”（法医鉴定）。这是一起致人死命的严重犯罪事件，我应负一定责任。为此，从68年至今我受到多次审查。半年前，罗征启同志亲自表示：并不主张再追究你们学生的个人责任。此后，有关部门才作出“不予追究”的正式结论，彻底解决了我的问题。

12年中我有7年半时间是在审查处分中度过的。十二年来，我时时怀着对罗征敷一家的深深内疚反复体味“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一切。我是先害了别人又毁了自己。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祖国大地又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这给了我们新的勇气和力量。78年10月，我和我爱人一同投考哈工大计算机专业进修班，并分别以182分和160分考取（据说我考第二）。我因被拘留审查没能赴学。但我并不灰心，我相信党的政策，相信总有一天我还要用自己的知识为四化服务。所以，拘留期间（78年11月到80年2月）我一直坚持身体锻炼和业务学习。我学习了高等数学、物理学、电工学、电子学、工程数学和英语，共写了廿万字的笔记和练习。当时许多同志给与我热情帮助和支持，有人拿出十余元为我买业务书。后来我准备报考研究生，又得到海拉尔各级领导的一致支持和鼓励。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清华党委副书记罗征启同志还寄来复习提纲。他们的鼓励与信任对一颗受过损伤的心来说是多么宝贵呀。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我党干部的胸怀和远见，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党的温暖。我十分痛心的是辜负了党的多年培养。在1962年高考，我曾获得天津市和河北省第一名（约560分），但这十年来却虚度了光阴，无所作为。

敬爱的耀邦同志，我相信党不会摈弃我们、歧视我们，不会让我永远戴着无形的打砸抢帽子（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关系到政治生命的大事）。我们愿意，而且正在改正错误，立功赎罪。我十分渴望能继续深造，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祖国的四化做出更大贡献。

盼您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这个政策性问题，并给以解决。

 

             此致

 

敬礼

 

                                海拉尔电机厂 孙毓星

                           1980年7月18日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中的丰功伟绩有口皆碑，所处理的来信、来访难以数计。1985年9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长篇通讯《六年两千件——记胡耀邦同志处理人民来信》。知名大右派、人民大学的葛佩琦触景生情，想起胡耀邦对他申诉信的亲笔批示，于是写了《总书记批阅的第两千零一封人民来信》一文，刊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葛先生的信写于1980年4月，我这封信写在其后的7月，可以算“第两千零二封人民来信”吧。

上书总书记兹事体大，当年我煞费苦心，信写得极尽简洁明了。今天的读者看了能明白我是为了读研究生，能看出我的焦虑和急切，以致不惜笔墨宣扬自己的考试成绩。至于其前前后后的故事，已散见于多篇文章，叙述各有侧重。据我所知，在全国众多造反派大学生中，经胡耀邦正式批示读研究生的仅此一例，因而具有独特的意义。近来笔者依据史料、笔记和回忆再次梳理史实、厘清脉络（如下述），从而以小见大，更加深对胡耀邦的思想、作风和功绩的认识，并愿与读者分享自己的感悟。

二 、文革磨难 承担罪责

我1962年考入清华大学，“十年浩劫”开始时是四年级学生，经历了毛泽东称之为“全面内战”的群众运动阶段，于1968年毕业，分配——实则是发配到城市寒极，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海拉尔市。

文革中我叫孙耘，是群众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团派）的骨干，是干部专案的负责人之一。我参与策划并组织了对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老师的“逼供信”，企望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打击对立面414派。

团派保卫组是在1968年的大年三十抓到罗老师的，后辗转关押到清华在八达岭的避暑地三堡，直到3月27日夜他跳窗逃走。团派遭受意外打击，只好靠发通缉令造势来补救，于是才有4月3日晚抄取照片的行动，犯下人命关天的大罪。我深知作为专案负责人和带队者，对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要承担责任。当时我并不知道抓人的详情和致死原因，但理智让我没有掩盖或回避，而是即刻向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报案，遂被拘留审查。公安局在我们配合下很快查清，系因堵口不慎“窒息而死”。我没有直接刑事责任，也并非单纯的“领导责任”，所以信中用了“应负一定责任”的提法。

1968年6月10日我从看守所转到公安局办的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结束时清华正处在百日大武斗期间，兵团总部也拒绝接收，所以直到工宣队进校后的8月29日我们涉案的三人才一同回到学校参加毕业分配。负有直接刑事责任的王同学暂缓分配，送往农场监督劳动，我则在1968年底正式分配到北国边陲海拉尔。

从积极投身文革开始，我就与政治结下“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只不过此后都是政治运动主动找上门来，而我则躲之不过、避之不及。

1971年2月9日，在“清查5.16运动”新一轮高潮中我被“揪回”迟群、谢静宜主政的清华大学，从子虚乌有的“5.16反革命集团”组织问题开始，无果，又转为查“5.16罪行”，最后仍以“复审”罗征敷致死案结束。前后历时2年零3个半月，于1973年5月底将我送回海拉尔，要求“暂不戴帽子”，交由群众监督劳动。

这期间给我最大冲击和震动的不是批判大会上震耳欲聋的口号，不是迟群阴沉的冷笑，甚至也不是悬在头顶上的大帽子，而是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异乡的9.13事件。这件事不啻在头脑中引爆了一颗原子弹，让你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所思所见所闻所做的一切，从而走上真正的理性反思之路。相信很多人与我有类似的心路历程。

回厂后我当了近三年翻砂匠，其间有了小家：患难与共的妻子和娇小的女儿，直到1976年4月13日经一位有担当的领导主持，经群众评议并报市革委会批准，解除了群众监督，算是“回到人民群众队伍中来”，同时调到技术部门工作。

1976年10月6日一举粉碎“四人帮”，不久邓小平、陈云等老干部重新上台。对我来说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乱局结束，国家有救了；忧的是，历史经验告诉我，恐怕会重算文革这笔账。果不其然，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等“五大领袖”被正式逮捕，一场“揭批查”运动势如燎原，不出一个月全国就滚雪球般抓进去数万人。我有幸躲过了这一轮抓人高潮，10月份还与妻孙铮一起投考哈工大“回炉班”（进修班）。然而回来后不久，11月13日我就再次被海拉尔市公安局拘留，谓之“二进宫”。后来得知，是主管政法的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依据北京市委转来清华大学的材料做出批示，仅5个字：拘留待审查。然而这一“待”就是15个月，基本上无人问津。1980年初，经过孙铮的努力，厂党支部书记刘永杰担保，办理了“取保候审”，于2月8日解除拘留出狱。

上述拘留、审查、监改共四次合在一起，就如信中所说“12年中我有7年半时间是在审查处分中度过的” 。

但“取保候审”还不等于事情了结，要“候”到什么时候呢？孙铮告诉我，同时拘留的王同学得到罗征启老师的谅解和帮助，问题已获解决。这个消息让我看到了新的曙光。

 

三、 “候审”考研两不误

1980年春节回到北京，我们商量先由孙铮去找罗征启老师。作为新任职的党委副书记，罗老师爽快地指点迷津：“让海拉尔派人来清华征询对孙耘的处理意见，剩下的事我来办，你们就不用管了。”当时孙铮已在哈工大读进修班，我打算报考该校研究生。罗老师不仅赞同，而且寄给我黄美来老师编写的政治复习资料。

研究生招生考试定在4月4日，时间非常紧迫，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取保候审期间能不能报考？我满心疑虑回到海拉尔，没想到事情出奇地顺利。电机厂的领导和群众全力支持我报考，让我全休在家一个半月复习功课。同时海拉尔市委责成市公安局及有关部门派人去清华落实解决。就这样，我塌下心来边“候审”边复习。果然“临阵磨枪，不亮也光”，4月4日上阵一枪中的，为后来一系列已写入历史的大小事件的发生准备了条件。

在我埋头备考时，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带队前往北京，先后拿到罗老师（代表家属）、清华党委、北京市委的书面意见，据此形成海公字（80）第27号文件，经市委常委讨论批准后于5月27日下发，其核心内容仅一句话：同意北京市委、清华大学党委和被害人家属意见，“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建议给与适当行政处分。这里要强调指出，海拉尔市主管部门使用“同意”二字，表明对我的问题十分慎重，这个结论实质上是参照家属意见，由清华党委做出、经北京市委批准的。那位公安局副局长曾亲口对我讲，他拿着清华党委的结论找北京市委签署意见，主管书记贾廷三笑着说了一句：“哦，清华态度又变了啊。好，我来签。”

文件下发到电机厂，新任书记张崇才是有经验的老干部，虽素不相识却主动为我着想，于6月19日作出“取消其此次调资升级资格，免予行政处分”的处理决定。至此，延续4个半月的“取保候审”算正式结束。12年以后，海拉尔市公安局再次发文，返还我拘留期间扣发的工资和取暖费，条件之一正是“没受行政处分”。

此时哈工大已来函索要档案。孙铮告诉我，考试结果在学校里引起了关注和议论，热心人纷纷祝贺，但我知道还得闯一道关口：政审。

四、 贵人相助过难关

7月中旬，我终于等来学校的通知，让马上过去面谈。第二天一天一早我就赶到哈工大。研究生科刘仲文老师告诉我，文革中“北航红旗”的二把手井岗山也报考了哈工大。科研处和教务处极力主张录取我们二人，但兹事体大，他们做不了主。今天上午党委常委开会专门研究我俩的录取问题。文革中井岗山名气挺大，但我们素不相识。然而，冥冥之中我俩的互动和一个又一个巧合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而且造就了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

中午时分，刘科长开会回来失望地说：“不行了，8票对1票，你们的事给否决了。除非你反映到上级再争取一下看看。”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但也不感到意外。再思量一番，既然当年的“革命小闯将”黄帅都能被大学录取，那么我还有机会，不管希望大不大也要背水一战。于是我分别给哈工大主持工作的刘仲甫、彭云以及省委主管领导李瑞等写信申述，并决定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为此，海拉尔电机厂还特意派给我俩一个去呼和浩特办公务的差事。

到北京首先想找原哈工大校长李昌。李昌思想解放、作风民主有口皆碑，在哈工大享有极高威望。或许李昌能对哈工大党委施加影响？我这样期望。李昌小女儿李玉是哈工大77级学生，与孙铮认识，其夫婿是清华校友万润南。孙铮辗转找到李昌家，将我的信交给李玉。

随即我们到清华拜访罗征启老师，是我文革后与他第一次见面。罗老师告诉我，他对我们的宽恕得到党委大多数人的赞同，包括刘达、林克、胡启立等主要领导。得知哈工大的态度，他曾考虑过写内参上报，后来决定直接写信给省招办并转省委领导和哈工大。罗老师回忆：我把写好的信给胡启立、汪家璆看了，他们也赞成，胡启立还对我说：“看了你的信很感动，我和家璆说要向你学习。这样一来，清华两派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2008年我到哈工大查阅档案，居然找到当年罗老师的这封亲笔信的复印件，全文条理清晰、言辞恳切，对我不乏隐恶扬善的溢美之词，今天重读仍感动不已。信的末尾罗老师明确表示：有些青年人，拉一把就可能是个很有用的人才，应该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锻炼成才的机会。因此，我恳切地希望党组织考虑我的意见，重新研究是否录取孙毓星的问题。

此外还有没有别的“通天”渠道呢？我想到开明的胡耀邦总书记和张云辉同学一家。当年张云辉也是清华井冈山总部委员，加之张伯母为人爽朗热情好客，他家遂成为我们一个校外基地，而我与他家格外熟悉。张同学的大妹妹与胡德华是同班同学，七十年代初胡耀邦在家赋闲时，两家走得挺近。张伯母和孩子们都曾去胡家聊天，有时海政文工团的二妹妹还专门给胡耀邦拉几段小提琴。那时胡耀邦自嘲是“三门干部”：只逛街、不串门；有人来，不关门；好读书，不入门。张云辉告诉我，胡耀邦那里常有年轻人去聊天，有一次谈到文革乱象，他十分激动地说：“大船都要翻了，还闹什么闹！”

张伯母得知我的难题，当即表示：“自从胡耀邦重新工作，我就不去他那儿了。不过你这事关系重大，你把信写好我们一定送过去。”几天后，我那封信就放到了耀邦同志的案头。但胡耀邦总书记能不能看到，看到了能不能管，我还不敢奢望。

还有人提议，能不能通过大报编辑记者向上面反映情况。北航一位朋友介绍我去人民日报社找找孟繁华。文革中孟繁华是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因一篇文章被伟大领袖看中，就安排到人民日报工作。听完我的陈述，老孟摇了摇头轻轻地说：“恐怕很难。”这两年他知道很多类似的事情。例如北大一位邓朴方的同学报考科学院研究生，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就因文革的问题不予录取。找过人民日报，还请邓朴方帮助疏通，都不管用。其实我也知道母校清华有多起同类事例，看来这是个普遍性问题。

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权且“死马当活马医”吧，当然也得寻求别的出路。看到当时新建、扩建的高等院校很多，师资紧缺，于是又通过各种渠道联系调动。教育家兼改革家朱九思主管的华中工学院做出了积极回应，很快向我们厂发去商调函。东方不亮西方亮，似乎老天一再眷顾，总有贵人相助。我想，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四人帮”垮台和文革的结束，带来人们思想的空前大解放。

忙忙乱乱中进入9月份，学校已开学，读研已无望，要赶紧回海拉尔办调动。我打电话向罗征启老师辞行，没想到他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你的事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是胡耀邦总书记批的，你回去等通知吧。”罗老师还告诉我批示的大致内容，说人才难得，要录取，还说要登报宣传。但他认为直接登大报不妥，还是先在内参刊登为宜，并写信陈述自己的意见。清华党委和北航党委也各自打报告提出同样的建议。

太不可思议了！真不敢相信总书记会亲自批示两个“污点”青年的就学问题。但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对我那封信的批示吗？那为什么没有直接通知我呢？后来渐渐了解到详情，原来都直接、间接与井岗山相关，其中包括一个又一个巧合。

五、 井岗山和他的“刘叔”

井岗山，革命干部出身，文革中是“北航红旗战斗队”的二把手，一把手就是“五大领袖”之一的韩爱晶。

老井祖籍山东，父亲井田在东平师范读书时跟随老师万里参加革命，后来被派到东北抗联，担任共产国际，也就是苏联的情报员。日本投降后井田担任合江省（当时东北分9个省）省会佳木斯的副市长，省委书记是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后来他又被派到鹤立中心县任县长，县委书记正是延安来的刘仲甫。两位战友亲密合作，安民剿匪生死与共，两个家庭也结下亲密友谊。1946年井田喜得贵子，刘仲甫等革命同志就势给起名井岗山。革命征途路漫漫，两位战友以后渐渐失去了联系。后来井田转为办农场，最后任克山农场场长，正值盛年在任上去世。

井岗山的经历也很坎坷。1970年夏天，在拖期一年以后被“改行分配”（即脱离航空系统）到吉林市汽车修配厂。1971年5月因“清查5.16”被抓回北航办“学习班”。所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本来就子虚乌有，拖到1972年11月学校只好放他回厂，但不给做政治结论，因此只能在车间当工人。1978年抓捕“五大领袖”时，厂里还策略地保了他。1979年夏天北航终于给出“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按当时政策不影响报考研究生，相比韩爱晶被逮捕法办判刑15年，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井岗山依照一位校友的建议报考哈工大的经营管理专业。他抓住每一刻宝贵的业余时间补课、复习，不辞辛苦放手一搏，终于考出很好的成绩，远远超过研究生录取分数线，最担心的俄语也考了51分，刚好达标，似乎同样有上天的眷顾。

井岗山当然也知道政审是一大关，于是让妈妈到哈尔滨找找老战友，设法疏通一下。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当井岗山满心焦虑的时候，他的“刘叔”刘仲甫恰好在哈工大担任副校长、副书记，主持常务工作。井妈妈很快与阔别30多年的老战友见面了。当刘仲甫在常委会上投下唯一的赞成票时，井妈妈正住在他家里。

在强调党内民主的当年，主持工作的刘仲甫显然不能独断专行，但他可以采取迂回策略。刘仲甫首先说服校党委书记、省文教办主任李瑞，于7月21日以学校党委的名义给主管文教的省委副书记李剑白汇报，强调校内有不同意见，“请示”是否可以录取。据说，省委常委依然意见不一，表决结果是：4票赞成、5票反对。省委书记杨易辰（其时在北京开人大）也拿不定主意，还说过：哈工大不录取，换成师范学院行不行？鉴于事关重大政策问题，省委决定由哈工大派员调查了解情况，到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请示汇报，征求能否录取的意见。“刘叔”的努力初见成效。

六、 总书记批示

8月27日校人事处处长金光、研究生科科长王舜受命出发，按计划第一站去吉林，然后又到北京。在清华，罗征启罗向他们出示了自己那封信的底稿，还把修改之处的原委解释给他们听。清华党委明确赞同录取。对井岗山，吉林工厂支持录取，但北航党委则持反对态度。原因很可理解：“北航红旗”一把手抓起来了，二把手本来就是漏网之鱼，怎能上研究生？

金、王二位老师没有气馁，继续走访了北京市委、教育部、组织部等。有人指点他们，涉及重大的政策问题该如何掌握，应该去问中纪委。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中纪委第二办公室副主任阎草。

据金光王舜二位老师的“外调报告”记载：

9月4日向中纪委二办请示汇报；

9月6日中纪委二办副主任阎草同志说：王鹤寿书记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耀邦同志表了态，不但要录取，还要见报，写消息和评论。鹤寿同志把耀邦同志的指示向中纪委几位书记传达了，几位书记研究后让迅速组织一个调查组，核实二人材料；

9月8日二办召集在京的有关单位开了座谈会（有新华社记者参加），并组织了调查组又去了吉林、海拉尔了解情况，最后到哈尔滨向省委汇报。

这个简短的报告让人们惊叹当年胡耀邦主持下书记处和中纪委的工作效率。据此推断，总书记的批示应该在9月4日或5日。

王舜老师曾多次向我讲述他的所见所闻，颇有故事性，令人感慨不已。

金、王二位老师向阎草汇报了有关情况，交上材料，还特别要求：学校已经开学，希望尽快处理。阎草即刻报告了中纪委常务副书记王鹤寿。王鹤寿认为事关重大，因为“这代表了一批人”，遂马上作为“急件”批给教育部长蒋南翔。急件要求一天内必须批复，但蒋南翔正好去参加五届人大会议，还没看到材料。恰好此时中央书记处开会，王鹤寿汇报了这件事，耀邦问：材料呢？答：批给教育部了。耀邦即刻下令：这牵涉到重大政策问题，蒋南翔处理不了，把材料拿回来。材料马上被取回，胡耀邦总书记看了，随即挥笔作了批示：

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上，必要时见人民日报。

这个重要批示至今未见于公开的资料，学校档案里也没有。井岗山的两位“战友”戴维堤、尹聚平夫妇曾在他们的“阎叔”即阎草家看到，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相信他们的记忆是准确的，因为与学校档案的记载相符，和罗老师当年对我的陈述几乎完全一致。

中央书记处闻风而动，立即组成有中纪委、教育部、新华社加上哈工大两位老师参加的调查组，阎草亲自任组长。9月8日就召集在京有关单位开会，传达总书记指示。会后调查组一分为二马上出发，阎草和金光等人去吉林，王舜和新华社记者唐梅等去海拉尔，了解我俩的现实表现和基层意见。

调查组到海拉尔时我还在北京。王舜老师告诉我，电机厂上下对我的评价非常高，唐梅听了都十分感动。人说：落难见真情。我在海拉尔的12年恰是落难之年，而得到的感悟却是：天下好人居多，在关键时刻每每有人伸出援手，而落井下石为他们所不齿。他们对我的倾力帮助，不仅是对弱者的同情，是对我个人品行和工作的肯定，更是基于对文革、对“阶级斗争”观念的朴素思考和批判。

调查组马不停蹄，9月12日前就汇合在哈尔滨，由金光王舜写出完整的“外调报告”，提交哈工大，并向省委汇报。

外调报告的具体内容如下：

（1）二人错误事实、处理经过和现实表现；

（2）有关单位及当地党委对录取二人的意见：二人的工作单位、北京市教育局、清华大学等均同意录取，北航表示是否录取井岗山请哈工大根据党的政策决定，他们没有意见；

（3）外调人员建议录取二人。

此后就是走行文程序：

1980年9月13日哈工大党委以文件 “关于录取孙毓星、井岗山二人为研究生的报告”（党字45号）上报省委，并请批示。该文后附金光等人的外调报告。

9月25日上午省委召开常委会讨论了哈工大孙毓星、井冈山的研究生问题，一致同意录取，当天发出给王鹤寿同志并胡耀邦同志及中央书记处的信。

还需等待书记处对省委报告做出批复，走完全部程序，哈工大才发出录取通知。当我带着工友们送的礼物——红色新行李箱到学校报到，并第一次与井岗山握手时，已是10月中旬。我和孙铮终于在哈尔滨团聚，新的生活开始了。

与此同时，新华社记者唐梅（即唐贤美，秦基伟将军的夫人，国内部负责人）写了报道，刊登在1980年9月或10月的大内参上。1981年初我到中央党校拜访罗老师，他给我看了影印件。记忆中篇幅很长，占大半版面，通栏标题的大意是：哈工大落实党的政策录取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红卫兵。可惜原文没能保留下来，而新华社一直“封存”，不能提供。

1980年10月24日《哈工大报》以“我校今年共录取64名研究生 孙毓星、井岗山已来校报到上课”为题做了报道。

故事的结果似乎是圆满的。我们至今对胡耀邦总书记怀有深切的感谢和无尽的思念之情。

七、 巧合与必然

这件事情只刊登在内参，除清华和北航以外，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更大反响。在全国众多造反派大学生中，考研时因“政审”被刷下的事例不少，他们都没有这样好的命运。所以井岗山说：我俩运气太好了，好比接连中了几个百万大奖。

老井此言不谬，巧合确实一个接一个。读者可以看出，老井巧遇他的的“刘叔”就足以令人称奇。刘叔是第一位关键人物，没有他的坚持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刘叔当然将录取老井放到第一位，但学校职能部门建议录取的主要原因和理由是我的考试成绩，所以上报材料中我的名字总写在前面。这样的巧妙搭配真是天作之合。至于其后各级各个部门都没有否决，包括材料送到教育部又立马取回，转到在书记处开会的胡耀邦手里，其间似乎充满了“巧合”。然而我想，从罗征启到清华和哈工大，从黑龙江省到中纪委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态度和作为都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潮流和人心向背。

胡耀邦在赋闲期间一直坚持思考、读书、反思，对当下国家的迫切问题和的长远命运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所以他才能在粉碎“四人帮”几天后就提出新“隆中三策”，而且身体力行，全力推进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各项政策，因此对哈工大的请示报告迅速做出批示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就是巧合中蕴含的必然。这种必然来自全国上下对文革的深入反思，来自人们团结一致向前看、往前走的朴素愿望，来自以耀邦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领导干部高瞻远瞩、全力以赴拨乱反正的意志。

八、 故事没有结束

一个疑问很长时间萦绕在心头：耀邦同志批得这么果断，似乎已有所知，到底看没看过我的信呢？此外，老井告诉我，刘仲甫也说写过信，因为他们与胡耀邦熟悉，早在延安时期两位夫人就在同一窑洞住过。万润南则说：这件事能惊动到书记处，应该是李昌的作用，因为你们给他递了信，而他同耀邦很熟，同时他也向中央推荐了罗征启。如此等等还有其他一些猜测。

其实，看过没看过我的信并不重要。耀邦同志一贯对青年人给予特别的关怀。他秉承古圣贤的教导，不仅“爱无差等”（夷子，墨家）“有教无类”（孔子，儒家），而且扩展到上学无类，平反无类，落实政策无类。1979年初胡耀邦看到吴法宪之女吴仲秋的来信，做出批示：此件请研究。老子是大坏蛋，对他们的子女也害怕。弄得远远的。我看是对我们自己缺乏信心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这种心理状态不纠正，党的政策根本贯彻不了。这个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请从解决几个典型着手，并在组工通讯发表一篇文章。

不仅如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或黄、吴、李、邱的子女，还有许多带“政治污点”的平民子弟的上学和工作问题，不分贵贱亲疏一视同仁，都得到耀邦同志的亲自帮助，体现出“兼爱”、或者说普世平等的思想。

如何对待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年轻人呢？这是一个更为敏感的问题，也是胡耀邦特别重视的问题。

1979年，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针对黄帅上大学的争议，表态说：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

1980年5月，中组部召开“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座谈会”，胡耀讲话说：最近，我接连收到群众来信，说的都是涉及公安部门对文化革命初期犯严重错误的红卫兵应如何正确处理的问题。因为我感到这是一个涉及到我们党的政策而又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我们的同志应当了解这一点，应当有这个觉悟，顾全大局。在这个问题上胸怀要宽广一些，要历史地看问题，真正把一切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我们要理解他们，谅解他们，并且要抓紧教育，使他们在痛苦的经验中接受教训，为四化立功补过。 在《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批语》中他又特别指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认真抓一批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并且反复核实，严格实事求是，充分说理，予以大张旗鼓地报道，向全国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

可以看出，耀邦同志对我们批示的短短四句话，正好概括了他理解、谅解、教育的理念，以及抓典型、反复核实、大张旗鼓报道的工作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指示中（当然远不止这些），耀邦同志一再教育“我们的同志” ，应当有这个觉悟，要有信心、有大眼光，要纠正心态，使胸怀宽广一些。这既是对干部们殷切的期望，更是胡耀邦作为总书记考核干部、选拔干部、进行组织建设的重要原则。他多次提到要抓“典型”，当然不只是落实政策的典型（如我们），更期望在干部中树立胸怀宽广、识大体顾大局的典型。

恰在此时，胡耀邦注意到了清华大学的罗征启，并选中他出任团中央书记。

罗征启，1934年出生，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文革前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有清华第一笔杆子之称。前已述及文革头两年群众运动时期他（以及全家）的不幸遭遇。这时罗老师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认定文革的“极左”本质。所以在迟群谢静宜主政的8年中，他宁可继续被冷落，仍坚持不为所用。在清华，有才能的聪明人很多，但既聪明又有品格有担当的人却不多。所以文革后罗征启的威望如日中天，党员们用选票表达了自己的意愿。1979年6月罗征启成为清华最年轻的党委副书记，仍兼任宣传部部长。

这期间罗征启做了两件影响很大的事。其一，1979年某位高干子弟X同学在清华读研期间走后门抢公派出国名额，在清华和教育部闹得沸沸扬扬。罗征启作为宣传部长出于维护老干部的威信，写信给其父，请他“干预一下，这一批不要让他出国。...以后有其它机会再安排”。 X同学发牢骚说：“我们父辈打下了江山，想不到我出国这点小事还这么麻烦？”便很快转学到社科院办理出国了。此后罗征启的工作安排就一再出现周折。

第二，1979年秋到1980年夏，罗征启老师“以直报怨”，说服全家宽恕我和王庆章同学，并全力支持我考研。在致省委和哈工大信的末尾表述了自己对国是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不少人家破人亡，使同志之间产生不少隔阂，甚至结下怨仇。我想，今天我们的国家在前进，许多历史积案陆续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也逐渐清楚了，现在是化怨解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时候了。罗老师说得多么好啊，不正是胡耀邦所寻找到的胸怀宽广、识大体顾大局的干部吗？

1980年9月，罗征启到中央党校的“第一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罗老师与尉建行在一个班，任支部书记兼班长，另一个班的副书记是田纪云。

罗征启回忆，开学没几天，胡启立特意从天津来找他谈话，明确告诉他，出任团中央书记“是耀邦点的名”。我认为，之所以选中罗征启出任团中央书记，许多老同志如胡启立、李昌等人的引荐固然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罗征启的所言所行与胡耀邦总书记的理念十分契合。当年王舜老师也跟我说过：总书记说要登人民日报，重点是宣传干部要“正确对待（伤害过自己的人）”。罗征启正是胡耀邦“要认真抓一批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中的一个正面典型。只不过他们奉行的理念和所作所为突破了我党的传统习俗，含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让维护既得利益的有权有势者无法容忍。

1981年寒假，我回京到党校看望罗老师。他告诉我，中组部已正式找他谈过话，准备去团中央上任了，还谈到他对青年工作的设想。按中组部的安排，罗征启与田纪云二人将提前毕业去新岗位任职。

然而罗征启最终没能去团中央。后来中组部说，这是因为 “X办” 不同意，“X办”就是这位老干部的办公室。到1983年，经“三部一办”同意——这“一办”仍是“X办”，罗征启出任深圳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1985至1989年任深圳大学校长，现为深圳市清华苑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征启的遭遇是党内理念冲突的一个表现。随着党内元老恢复工作重新掌权，观念的差异逐渐显现。救党还是救民？讲党性还是讲人性？讲舆论一致还是讲民主自由？这些根本性的裂隙越来越难以弥合。在某些元老人物看来，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培养谁作接班人是性命攸关的大事，甚至耸人听闻地上升到会不会“挖祖坟”这样的高度。所以他们不惜利用潜规则将罗征启“挂起来”，成为胡耀邦出任总书记之后的第一个大挫折。耀邦同志当然清楚这一切，有时也不得不做出违心的妥协，但依然不改初衷，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忍辱负重、奋勇向前。

回顾1977年初到1980年底这段历史，胡耀邦顺应历史潮流，一马当先突破禁忌，坚定不移地推进平反冤假错案，得到全党全民一致的拥护和赞扬。进而推波助澜，抓住机会改正错划右派，顺势而为给地主、富农、资本家摘帽，解放了数以亿计的各种“政治贱民”，完成了史上仅见的“大平反”。这个空前伟业已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重新审视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有了更多的感悟。这个批示不仅解决我和井岗山读研的问题，还要解决“一大批人”的政策落实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培养像罗征启老师这样有知识、有能力、顾全大局、胸怀宽阔的青年干部。针对“造反派”这个特殊人群的批示，短短四句话，如此深刻地诠释了耀邦同志的政策思想、组织路线和工作方法，实属难得。回顾过往的历史，我们不难理解它为什么被冷藏至今。我不惜篇幅讲述这个故事，就是希望广大读者了解这段历史，企盼历史学家和耀邦思想研究者对这个批示——从而对耀邦的思想和作为——给予更深入的解读。

40年前耀邦发出的声音今天仍振聋发聩：“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

所以，故事并没有完结，思念依然无尽。

谨以此文纪念胡耀邦总书记逝世30周年。

                                                          2019年3月30日 初稿，4月14日三改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