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光明：开窗放入大江来——胡耀邦与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战略实践

20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这艘巨轮缓缓驶出封闭的港湾，面对的是一个技术落后、人才断档、管理僵化的现实困境。如何让中国尽快赶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成为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道紧迫命题。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引进国外智力、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治理经验，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一项重要战略举措。

在这一宏大叙事中，胡耀邦同志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领导人，发挥了承上启下、建章立制的关键作用。他不仅引进国外智力这项战略举措最重要、最坚定的推进者和体系构建者，更是以思想解放为引领，在实践中推动引智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舵手。1985年，胡耀邦总书记在审阅中央引进国外智力办公室的汇报提纲时，欣然批示：“没有想到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我们几年来做出了这么大的成绩，可喜可贺。谨向同志们致敬。这个提纲条理清晰，目标明确，措施也得当，我感到很好。”这段亲笔批示，既是对一线引智工作者的深情勉励，更是对这项国家战略阶段性成果的权威肯定。这段历史所蕴含的“开窗放入大江来”的战略胸襟，至今仍闪烁着时代的光芒。

一、从国家意志到战略落地：引智体系的创立

1983年7月，邓小平关于引进国外智力的“七·八”谈话，为这一事业指明了方向。仅仅两天后，胡耀邦同志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推动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这份纲领性文件，将引智工作从部门事务提升为国家战略，明确了引进国外智力战略的“请进来”与“派出去”两大路径。

为保障政策落地，他主导成立了“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理顺了跨部门协调机制，使引进国外智力有了强有力的执行核心。正是这一整套制度框架的搭建，为中国在随后数十年间大规模、有秩序地开展国际人才交流奠定了制度基础。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政府友谊奖”等表彰机制，其历史渊源便可追溯至此。

二、学习与对话：引进国外治理经验的多元路径

引智战略的推进，绝非止于技术层面的引进，而是延伸到了治理经验、管理理念的深层借鉴。这既需要务实的态度，更需要开放的胸襟。

在对日交往中，胡耀邦同志提出了“着眼于人民、着眼于未来”的理念，将对日关系作为引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窗口。改革开放初期第一家中外合资电子企业“福日公司”落地时曾遭遇非议，他明确表态要将其作为观测对外开放的“风球”，要求“即使吃亏也要坚持办好”。这份战略定力，为中日经济合作稳住了信心。而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的宏大计划，则开创了大规模民间人文交流的先河，在年轻一代心中播下了理解与友谊的种子。

1986年，胡耀邦同志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共总书记首次出访西欧。访英期间，他出席了《中英友好奖学金谅解备忘录》的签字仪式，将中英合作从经贸拓展至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早在两年前，他还将刚刚翻译完成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一卷作为礼物赠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这一举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展现了主动融入世界的坚定决心。

而在国内引智实践中，最具突破性意义的，莫过于力排众议支持聘用联邦德国专家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这位“洋厂长”带来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厂长负责制、标准化管理、劳动纪律等现代企业的“软治理”经验。胡耀邦同志在阅读新华社记者孙玉昌所发的内参《洋厂长的三斧头》后，专门作出批示，精准概括了这位外籍管理者的三条核心本领：“一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并且说到做到；二是自己懂行，每天都以主要时间深入车间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三是赏罚分明，并且当机立断，毫不含糊。”批示特别指出：“结果是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群众拥护他，希望他延长合同，至少再当两年厂长。”这一批示，不仅是对格里什个人管理能力的精辟总结，更深刻揭示了现代企业管理者应当具备的职业素养——以身作则、业务过硬、赏罚分明。面对当时的社会争议，党中央明确表态支持，并号召全体职工向外国专家学习。这一事件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个别工厂的效益提升，而成为借助外来智力冲击计划经济体制沉疴的一次重要尝试。胡耀邦同志关于“洋厂长”的批示，与他对引智工作汇报提纲的批示相互呼应：前者从宏观上肯定了引智事业的制度成就，后者从微观上解剖了一个成功外籍管理者的具体实践。宏观与微观、制度与人物、政策与案例，在这一历史节点上交相辉映。

三、集体智慧的时代结晶：引智事业的历史逻辑

评价胡耀邦同志在引智事业中的贡献，不应将其理解为孤立个人的功绩，而应置于党中央集体领导的宏大框架中来认识。

从邓小平同志擘画蓝图、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扫清思想障碍，到胡耀邦同志推动建章立制、成立专门机构，再到姚依林等同志负责具体执行，引智工作展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协作、高效联动的治理优势。它是党和国家为冲破技术封锁与体制僵化共同做出的集体抉择，是改革开放这一国家战略的必然延伸。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注重消化吸收再创新，而非生搬硬套。正如胡耀邦同志所主张的，民主、法治、人权等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社会主义治理亦可大胆吸收借鉴。这种既保持自信又开放包容的态度，确保了引进的国外经验能够真正实现本土化生根，而非水土不服。

四、时代的回响：历史经验的当代启示

回望这段历史，胡耀邦同志的两则批示——一份肯定整体事业的制度成效，一份剖析外籍管理者的个人本领——共同构成了引智工作“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统一”的生动注脚。引智战略所蕴含的开放精神与实践智慧，对于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重温“开窗放入大江来”的战略胸襟，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引进国外智力与治理经验的历史证明：封闭必然落后，开放带来进步。坚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始终是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

胡耀邦同志及其所处的那个充满改革激情的时代，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套引智制度或若干具体成果，更是一种不拒外、不盲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理性态度。这或许正是这段历史最为宝贵的遗产——它提醒我们，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既需要扎根于自身的土壤，也需要不断从世界汲取养分，唯有如此，才能生生不息、奔涌向前。

 

作者简介：

苏光明，原国家外国专家局处长、副司长、司长。曾担任国家外国专家局驻以色列总代表（1999-2002年），驻旧金山总代表（2006-2010年）；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法人、主任（2013年4月-2000年2月），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研究会副会长；2000-2024年3月任中国驻荷兰使馆科技参赞。现任：科技外交专家委员会中荷专委会主任委员，北京海归协会院士中心首席顾问。

曾参加第一、二次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文件起草工作，参与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2006-2020）、中央关于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意见等重要文件起草工作。著有《总设计师》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国际化与人力资源开发》2008年党建出版社出版；《引智之道 戮力前行》等。发表“引全球英才，圆中国梦想”等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