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鸿：胡耀邦一生中的几个片段
1938年4月，胡耀邦任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政委。因延安校舍不足，一大队移驻安定县（今子长市）县城瓦窑堡。
7月7日，安定县的国共双方联合召开大会，纪念全面抗战一周年。国民党方面派出六百多名全副武装的保安队员参加，共产党方面一千多人参加，大多是不带武器的抗大学员。会上，双方负责人都竭力宣传己方的作用。大会进行中，国民党队伍中突然有人带头高喊“中国国民党万岁！”部分抗大学员被激怒，站在凳子上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于是双方竞呼口号，国民党一方人数少，声势被压，一些人就拉动枪栓，子弹上膛，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紧急时刻，坐在主席台上的胡耀邦霍地站起来，大声叫道：同志们，请大家冷静一下！我领大家唱一首抗日歌。他奋力挥动手臂，指挥大家唱起了当时著名的《救国军歌》：“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杀老百姓，不打自己人……”看到双方渐趋平静，他接着说：现在请大家坐下，我来领大家喊口号：“国共合作万岁！”这个口号都能接受，全场都跟着高呼：“国共合作万岁！”反复几遍，一场冲突遂平息。（注1）
五十年代，《中国青年报》创办了《辣椒》副刊，以辛辣的形式嘲讽社会丑陋现象。这个批评讽刺性的副刊广受欢迎，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丑化，要求胡耀邦把这个副刊取消。胡耀邦开着玩笑说：“苏联有《鳄鱼》杂志，是动物，专门讽刺官僚主义；我们有个《辣椒》，是植物。这叫异曲同工啊。”
1957年，团中央系统划了50多个“右派”，加上划成“中右”的，接近百人。按规定，这些人都要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一批去北大荒，一批去陕北。1958年2月，胡耀邦同他们座谈，为他们送行。
起初，大家神情沮丧，黯然不语。胡耀邦说：“那我先说几句。”然后开口叫了一声“同志们”。
久违的称呼，使这些处境艰难的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胡耀邦继续说：
你们中间的绝大部分是有才华的，才华横溢，为党为人民做过不同程度的贡献。可这次你们的错误犯得太大了，你们太骄傲了。
今天你们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平时对你们只知使用，帮助不够，敲打得不够。你们当中大多数人现在悔恨，难过，我也不好受，很不好受。可是你们要明白，党中央、毛主席认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敌我矛盾，但是可以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此团中央组织上对你们不能不做出适当处理。
你们中间绝大部分同志要下去劳动锻炼，希望你们能自觉地找苦头吃，自觉地好好地劳动，通过劳动彻底改造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争取早日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可以恢复党籍，可以入党嘛！你们不要背包袱。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犹如今日生。我希望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相信你们能改造好，我坚信咱们还有共事机会！
最后，胡耀邦说：你们改造好了回来时，我给你们开欢迎会，咱们就这样说定了。
这些话让他们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
“反右”后期，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李庚上书，表达了对出版业照抄苏联体制、将一些文化人划为“右派”的不同看法，结果自己也被划成“右派”。因为不肯认错，又被层层加码，成为“极右”。1962年，他从外地劳改回来，胡耀邦邀他见面。听了李庚的倾诉后，胡表示：“是处理过重了。有意见允许提出来，组织上可以研究，该纠正的就纠正。……你吃了苦头，但不要耿耿于怀。”他对李庚郑重表示了道歉。李庚说：“当时你出国不在家，你没有责任，不必由你给我道歉。”胡耀邦说：“我是第一书记，团中央的事，我都有责任。错了就应该认错，我还是要向你道歉，请你原谅。”
后来，他设法为李庚平反，但阻力重重，只好给李打电话：“你的事情现在怕一时不好解决，你不要现在就提出申诉，安心生活和工作，以后总会解决的。”这些话给了李庚很大的生活信心和勇气。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举行，胡耀邦被召去参加。在最初提出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还有他的名字。
选举之前，不少人劝他写一份“深刻检查”，说他是红小鬼出身，没什么大问题，检查好了仍可以当中央委员。江青对他说：你是胆小鬼，你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检讨不好吗？检讨好了，还可以跟毛主席干革命嘛。康生也找过他，要他“好好检讨”。
但是在小组发言时，胡耀邦提出：自己对所犯错误的认识上不去，请中央从同样是红小鬼出身、与他情况类似，但认识较好的同志中选出一名，把他换下来。
他的真实想法是：如果把自己痛骂一顿当上中央委员，无非是可以保住自己的功名利禄；但这样就要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这是他万万不愿意的。
会后，胡耀邦被遣送团中央“五七干校”。
1971年底，胡耀邦结束了“五七干校”生活，从河南回到了北京。
时间充裕了，他抓紧学习。为了弄清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他想读一读历史学家、原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著的《中国思想通史》，就让儿子胡德平去找他的北大同学、侯外庐的女儿侯均初去借。当时，侯外庐已被打倒，书房被封，他就让女儿撬开窗户，爬进书房，拿出一套《中国思想通史》送给了胡耀邦。
1977年5月，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邀请本校教师杨逢春、叶杨、陈中，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为主题写一篇文章。形成初稿后，胡多次提出修改意见，还请《人民日报》的编辑参与修改。前后修改了十七次，才最后定稿。《人民日报》准备登载，胡耀邦说再等等。
粉碎“四人帮”一周年那天，《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署名杨、叶、陈三人，但自始至终浸透了胡耀邦的心血，是他精心策划、亲自指导、反复修改定稿的结果。
文章引发了强烈反响，很多人热泪盈眶，夜不成寐，《人民日报》一个月内收到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三名作者两个月内收到的来信来电可装两麻袋。
1978年11月，中组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让中央党校和中组部共同整理了一份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单，共603人，包括正国级、副国级领导33人，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58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91人，大区中央局和各省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其余（老干部、社会知名人士）266人。胡耀邦把这份材料带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看了，无不震惊和愤慨。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了六条意见，包括应当揭批康生的问题；第二天，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也尖锐揭发了康生的问题。
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由中央纪委立案审查康生的问题。
1964年11月，胡耀邦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经调研，他发现陕西的“社教”运动搞得过火，就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生产，缓和紧张的政治空气。但西北局主要领导非常不满，指责胡是“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是“以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犯了路线和方向的错误。从 1965 年 2 月下旬开始，连续组织召开大会小会，上纲上线批判胡耀邦。由于蒙受巨大压力，胡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危及生命，才被抢救进了医院。病情稍好转，又遭连续批判。6月20日，胡在叶剑英帮助下才回到北京。
文革中，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受到残酷迫害，入狱八年。
胡耀邦入主中组部后，一些同事和熟悉那段历史的人猜测他不会理睬刘澜涛的案子；即使替他平反，也会拖上一阵子。可胡耀邦说：“人家在文革中吃的苦也不少；况且，整人的人自己也挨了整，一定会从中吸取教训的。”他要求大家“以前的事情一律不许再提”，并指示把刘澜涛接到北京治病。
经胡耀邦等人推动，1978年底，“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获彻底平反。等到刘澜涛身体好一些，胡又推荐他担任了重要职务。不久，刘接受原中共西北局秘书的建议，来到胡耀邦家中，向他赔礼道歉，胡真诚地宽慰他：“这件事我早就忘了。”（注2）
1979年，胡耀邦几次去医院看望李维汉。谈起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李说：“文革”历时十年之久，要把它的成因搞清楚。据我看，关键在于封建遗毒在我们国家、我们党内实在太深了。……在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上，对封建主义思想遗毒没有加以有力的清算和批判。结果有几千年影响的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就被带进了社会主义社会，带进了我们党内，等级制度、特殊化、官僚主义以及一言堂、家长制等等，“文化大革命”发展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果我们对此认识不足，不加以努力清算和批判，那么在一定气候和土壤下又会重复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荒诞怪事。
胡耀邦深表赞同，认为他点出了问题的根子，建议他向邓小平谈谈这个问题。
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向邓小平详细陈述了上述想法。邓表示李的意见很重要，赞成补上反对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
胡耀邦又去请教叶剑英，叶说：“扫清封建思想非常重要。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有很多就是反对封建农奴制的。”
6月1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胡耀邦提出：要从两个根本问题上考虑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一是制度问题，一是思想舆论问题。在制度上，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这方面我们比资本主义国家还差，尤其是什么事情都要一把手点头，不然就办不了……
政治局常委会认为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广，可以在下次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中提出。
一次，胡耀邦到内蒙古调查，要求去牧民家中看看。在当地安排下，他走进一个蒙古包，看到陈设精致，异常整洁，便十分惊奇；主人男帅女靓，格外热情，可是一问生产、生活情况，却支吾不清。再进一个蒙古包，也是如此。经仔细盘问，才知道这些蒙古包都是精心布置的，男女“主人”竟然是当地歌舞团的演员。胡耀邦十分恼火，严厉批评了当地领导。后来，他多次以此为例，告诫大家下去调查时一定要看真实情况，防止上当受骗。
1984年，我国第一家汽车合资企业——北京吉普公司采用CKD方式（整车拆散，进入中国后再组装；在熟悉掌握技术后，逐步实现国产化），引进了美国切诺基吉普的新车型。次年9月，第一辆北京切诺基新车下线。
第一批720辆散件到达后，三个月即完成组装，美方又发来1008辆汽车的散件，并希望迅速提高产量。但当时在我国，计划经济仍居主导地位，进口许可证、信用证、外汇、关税等并没有与合资企业相匹配，结果造成 1008 辆切诺基的散件堆在口岸无法通关，不仅使美方蒙受经济损失，也使刚起步的北京吉普公司“停工待料”。
见协商无果，美国汽车公司董事长在美国《汽车工业》杂志发文，称中方违反协议给美方造成了损失，中国已成为“不适合搞合资的国家”；美方声称将停产6个月，并撤回全部美方专家。《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对这一纠纷做了大量报道。
1986年3月14日，北京吉普公司美方总经理圣皮尔写信向胡耀邦求助。胡收信后，在一份内参上批示：“这件事要从维护我国对外关系的决策和信誉的高度来对待，请经委帮助解决，已合资的企业不要轻易使之倒闭。”国务院领导人也作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并责成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牵头处理。
在朱镕基协调、指导下，中美双方经五天五夜艰苦谈判，于5月13日达成协议：中方逐步放宽进口限额，到1990年，北京吉普公司可生产切诺基12500辆。
事后，胡耀邦听取了情况汇报，对朱镕基处理危机的能力表示赞赏，并带头做了反思。他说如果不是中央收到了合资企业外方总经理的来信，“吉普风波”可能还在蔓延。他要求相关部门吸取教训，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根据胡耀邦建议，国务院很快出台和修改了 20 多项关于促进合资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以适应新的形势。就这样，“吉普风波”由消极因素变成了积极因素。（注3）
2025年元月25日 整理毕
注释：
1.本文所引资料，除注2、注3外，均出自《胡耀邦》（第一卷至第三卷），该书由张黎群等人主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出版。恕不逐一注解。
2.《宽容大度胡耀邦》，作者陈志刚，载于《史海纵横》2015年第6期；
3.《惊动胡耀邦的“吉普风波”》，作者陈义风，载于《党史博采》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