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我写《胡耀邦在<史记>上划出着重线》

写出了有一段时间的《胡耀邦在<史记>上划出着重线》一文，在《世纪》杂志2026年第4期刊登出来了。《世纪》与《史记》大致同音，真是巧合。执卷在手复读一遍，又生出很多感触。

  《世纪》杂志2026年第4期刊登的文章

 

这篇文章初稿于2024年秋天。当时用了几个月时间，对胡耀邦在上世纪70年代中华书局新版《史记》上所作划线做了初步整理。

之所以引起对胡耀邦在《史记》中划线的注意，是初步浏览胡耀邦所藏“二十四史”的结果。在浏览中发现他对“二十四史”有广泛的阅读，在许多“朝代史”上留下了阅读时的划线。

 胡耀邦读《梁书》时留下的阅读划线，重点在于当时的地理记述

  胡耀邦在阅读《陈书》时留下划线，划线处记载的是晋成帝刘骜的大臣王导等人的征战情况。

 

 胡耀邦读《汉书》，在《匈奴传》中多处划线，此页在“昭君出塞”的记载旁划线。

 

比较之间，胡耀邦阅读《史记》留下的句旁着重线，远远超过了另外“二十三史”，这是他重视《史记》并且细读的直接证明。

下一个问题是，他对哪些《史记》篇章做了重点划线？于是一页一页地翻阅胡耀邦书架上的《史记》，一共10卷。翻阅时拍摄下有胡耀邦划线的页码，接下来再做梳理。

现在已经发表在《世纪》上的文章，就是做了一番梳理后的初步成果。

胡耀邦阅读《史记》中《秦始皇本记》中有关“焚书坑儒”的记载，见中华书局版《史记》第1卷255页

 

我发现，胡耀邦喜欢读《史记》，尤其看重读“秦本记”，特别认真地读了《秦始皇本纪》，在句旁划线尤多。这可能与传主和胡耀邦都经历了征战四方，统一中国的时代变化有关。但是胡耀邦对秦始皇的苛政统治，对他焚书坑儒、摈弃百家的做法，显然是很不赞同的。

对这部《史记》的由来，文中做了介绍。简单地说，胡耀邦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对史记中的篇章、段落就有阅读乃至背诵，否则难以理解胡耀邦晚年时，能脱口而出许多《史记》中的名言。

胡耀邦15岁参加革命，19岁参加长征，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他不容易有机会阅读史记全书。

然而，从1935年秋到达陕北至1945年10月离开延安，胡耀邦在陕北10年，他有条件大量读书，完全能够接触到《史记》的完整卷帙，可能已经拥有了这部书。

  很可惜，1945年10月，胡耀邦在离开延安，准备奔赴东北的时候，把他在延安时期的藏书装入几个木箱，费尽心机找好了地点埋将起来，认真地做了地面标记，“坚壁清野”留待日后发掘。对这批藏书，胡耀邦心心念念，1952年他从川北来到北京任职以后，曾经打听过藏书的地方有没有翻动过？

1956年2月下旬，阔别10年的胡耀邦回到延安，在这里主持召开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顺便地，他也寻找当年离开延安时埋下的藏书。谁知十年战争，当年蒋军占领延安时就到处发掘，加上日后风吹草掩流水东西，此时的胡耀邦到处寻找，再也找不到这批宝贵书籍了，此后也有没有结果。（1999年12月访问胡德平的记录）

如果有朝一日，这批藏书被证实存在，并且找到了，那么将非常有助于研究胡耀邦的早期思想。

胡耀邦现有藏书中，有一套4本1935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记》，该书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破损，书脊破损尤甚，应是多年辗转携带、阅读的结果。这部书会不会是胡耀邦在战争中的早期藏书，甚至是从延安带到了华北战场的？到目前还不能做出确切的考证。

  胡耀邦藏书中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印行的《史记》4卷本的第一卷

 

胡耀邦藏书中极少藏家们常说的“善本书”，直白地说，民国时期的出版物极少，清代以前的书籍笔者没有见到。20世纪30年代的商务版《史记》，就算较早的出版物了。

这部旧版《史记》，还有胡耀邦的现存藏书，都说明书的主人重在阅读而非收藏。

到胡耀邦辞世之时，他的藏书约有8000本（册），放在一间大屋子里——就算藏书的书屋了。这样的藏书数量，今天看来不算特别多，比较林彪的 7 万册，比较毛泽东的近 10 万册，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倒是胡耀邦对藏书的阅读量相当大，这些藏书中的相当部分他阅读过，有些是细读的。

可以看看胡耀邦的存砚，在浏阳的故里管理局存6方。以我所见，没有古砚，也没有看到石品较高的现代砚台，只有一块普通端砚吗，既非老坑，也不是“麻子”。其余都是普通砚台，可能是胡耀邦所到之处得到的地方馈赠。上图这方砚台是胡耀邦常用的，现藏浏阳胡耀邦同志故里纪念馆，不知产于何地？不知品名？至今墨痕犹存

 

阅读《史记》坚实了胡耀邦的学识，其中包括对司马迁的敬仰，这点将在胡耀邦与《汉书》中的关系中还将提到。遗憾者，我对胡耀邦讲话和文章中对《史记》的引用很不足，在杂志上刊登文章，亦是希望抛砖引玉，请读者赐教，丰富这个命题的内涵。

胡耀邦做了许多使平凡的中国人感动的事情，其中也包括他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这种精神在他阅读《史记》的划线中即有鲜明体现。我很幸运亲眼看到了他拿着不同的笔，在同一本《史记》中的清晰划线，因此希望分享给人们。

胡耀邦辞世将及40年，对他的研究应该说很不足。据说是因为有很多敏感区、敏感点。这些“敏感”之处阻碍了人们对胡耀邦的了解和认识。这些“敏感”最终消除，有待于今天和明天的人们的努力。

近若干年，笔者在报刊上发表的对胡耀邦的记述文章明显减少了，这并非是因为笔者停顿了研究。我想，恐怕就是上面提到的原因。这期《世纪》发表了胡耀邦与《史记》划线的文章，尽管刊期长了一些，其中自有原因。现在发表出来，仍然使我感到高兴，也是要感谢编辑部的。

笔者在收集胡耀邦史料并做一些研究时，得到了许多朋友，还有许多素不相识、从未谋面的人们的支持和帮助，使我感到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从不孤单。

本文写作时得到了胡耀邦故里管理局孙三里先生的帮助，在这里向他表示感谢！

                                                                                                    （2026年8月4日）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