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风：胡耀邦平反的十大冤案——温济泽案
“抢 救 运 动”时幸免落难
1957年“反 右”时，温济泽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央广播电台副总编和对外广播部门的负责人。局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说：“你们部门二百几十人，按平均5%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分子。”温济泽说：“如果有5%，我不会放过；如果没有5%，我也不能硬打。”温济泽这样说，是因为延安“抢救运动”和批斗王 实 味的教训，使他牢记难忘——1942年，他和王实味同在中央研究院。王实味主要因为写了杂文《野百合花》等，在整风中的态度又不够端正，受到批判斗争。温济泽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你有温情主义。”结果，康生给王实味定了三大罪名——“反革命托派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 1943年下令将他逮捕；1947年又在晋绥区批准将他枪决！1943年1月，王实味还没被逮捕，温济泽与艾思奇一道被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康生的“抢救运动”初发时，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就搞起了车轮战，问不出，就硬逼。学委会委员艾思奇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结果副刊部一个“特务”也没有搞出来。这时“上面”说：整个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白点——就是《解放日报》副刊部！还有人说“这是大特务包庇了小特务”。艾思奇被撤掉了学委会委员，温济泽也因为有个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幸好这“抢救运动”很快被扭转了，温济泽才幸免落难……
性格耿直被打成了“右派”
事隔十几年，残酷的敌我斗争也已结束了好几年， 又搞起了“反 右”，而且强行规定比例数来大抓“敌对分子”，温济泽的耳际不禁又响起了王实味的哭泣声，他当然要脱口而出：“如果没有5%，我也不能硬打。”结果，对外广播部门的“抓右派”未能达到这个规定数。但是，由于性格耿直，温济泽得罪了中宣部的一位领导，在“反 右”基本结束之后，他在中央司局级干部“反 右补课”时成了“右派”。1958年10月的一个夜晚，已快半夜了，胡乔木听说温济泽也被打成了“右派”，十分震惊，匆匆跑到廖承志家说：“你知道温济泽被打成了‘右派’吗？”廖承志也大吃一惊，说:“这怎么可能呢？”胡乔木、廖承志和温济泽在延安时期就熟识，他们当时同属于文化人群体。后来，胡乔木、廖承志都曾做过温济泽的领导。1946年，廖承志被任命为新华社社长；两年后，胡乔木边当毛泽东秘书边做新华社总编辑。为了加强对业务工作的领导，新华社成立了两个编委会，第一编委会主管编辑工作，由胡乔木负责，第二编委会主管广播，由廖承志负责。当时，温济泽直接在他们的领导下，担任新华社口播部主任和全社管理委员会委员。在胡乔木和廖承志的心目中，温济泽多才多智、谦诚谨慎，工作兢兢业业，无畏艰险牺牲，这样的好同志，居然也被打成“右派”，成为“党 的 敌 人”，他们怎能不百般痛惜！胡乔木和廖承志都认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看人， 绝不该这样乱打一气。他们相约，第二天上午一起去中宣部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中宣部一位副部长答复他们：这是广播事业局党组划的，中宣部已经批准， 并报到了中央书记处，没法改了......
“文 革”再次遭劫难
当温济泽被补为“右派”时，他想的是首先承认下来， 以后再慢慢去“认识”。然而，生活方面却成了另一幅景象。首先，家里的电话被撤掉了，他所有出版过的书都成了禁书，之后，他被发配到渤海之滨的一个农场去劳动。劳动了一年多，温济泽被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 因为头上还戴着“右派”帽子，他只能搞点资料；1960年10月“脱帽”之后，才开始讲些课。在广播学院教书的第六年，“文革”浩劫开始，他再次遭受劫难。他所写的文稿和出版的书籍，多半被烧毁， 罪名是“四旧”，是“修正主义”。1967年“夺权风暴”之后，全国笼罩在恐怖气氛中。 他也在广播学院接受“群众专政”。一次，他坐14路公共汽车去医院治病，车到一站，门打开，一眼瞅见胡乔木上车，他十分欣喜，连忙点头致意并起身让座。但胡乔木只悄没声地用眼神向他示意，叫他不要跟他打招呼。两个人只好都相互当做陌生人似的。最后胡乔木用眼神示意要下车，温济泽用注目礼送他，这时他才注意到，一个跟他一起上车的人也紧跟着下了车。（编者注：“道 路 以 目”具象化了）1972年，温济泽听说廖承志患病住院治疗后回到家里休养，他急于想去探望。因为自从自己被补为“右派” 之后，已整整14年没见过廖承志了。从谈话中，温济泽得知，“文革”开始不久，廖承志也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周恩来为了保护他，让他住进了中南海，一直住到1972年。在与外界隔绝的那些年，他学会了做饭做菜。看书绘画之余，也写诗。他向温济泽背诵过一首自己写的诗，后四句是：“自悟残生日渐促，尚拼余力度江潮；梦中忘却‘靠边站’，还向旌旗笑手招。” 这表明他在孤寂苦恼中，仍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长
1978年1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已结束了一年多的一天晚上，一位老熟人对温济泽说，胡乔木打电话到他家，要他把温济泽找去与胡乔木通话，因温济泽自从被补为“右派”之后，家中一直没有电话。温济泽匆勿到了这位老熟人家，跟胡乔木通上话后，胡乔木说，自己已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急需调些有真才实学的同志充实社会科学院，问温济泽愿意不愿意去，温济泽当然愿意。第二天早上7点半，温济泽如约到了胡乔木的家，上他的车，来到了建国门内的社科院。在办公室里，胡乔木和温济泽差不多谈了两个小时，最后，胡乔木告诉温济泽，拟让他任科研组织局副局长。一夜之间，温济泽就从“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长，虽然觉得受了20年的冤屈终于吐了一口气，但仍未免有惶恐之感。3月，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此时，胡乔木因病住院，全院工作由副院长邓力群主持。邓力群指定温济泽为社科院代表团团长，率领一个10人代表团去参加大会。温济泽推辞不过，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科学大会结束不久，胡乔木也出院了，温济泽就向胡乔木提出党籍问题。胡乔木要温济泽给中组部写个申诉书，由他交给社科院政治部转给中组部。
温济泽是“春天第一燕”
申诉书很快就写好了，胡乔木在将它交给院政治部时，还附了一封自己写给胡耀邦的信，证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确属冤错案。政治部的人问温济泽：“还有谁能给你做证明？”温济泽提出，“还有廖承志、吴冷西、熊复”， 政治部就去请这三位也写了证明，连同温济泽的申诉书一并送到了中组部。这时，中央五个部门的代表正在烟台开会，研究为全国尚未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帽，并为确实搞错了的甄别改正的问题。胡耀邦看到了温济泽的申诉书和廖承志、胡乔木、吴冷西、熊复的证明，随即要中组部的同志去找相关文件，看对被搞错了的同志究竟叫“平反”还是叫“改正”。不一会儿就有人向他回报：不叫“平反”，叫“改正”。当天，胡耀邦就批给社科院：给温济泽同志改正。社科院与广播事业局几乎同时宣布，改正温济泽的被错划“右派”问题。温济泽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胫而走，不少外省市被划为“右派”的人纷纷来找他，问他是怎样得到“改正” 的。他们说他们听到了这样的传说；烟台开会以后，北京又开了一次会，胡耀邦在这个会议上说：“右派”的“改正”问题，我已经开了个头，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温济泽——他的名字很好记：三个字旁边都有三点水，经过了解，他的问题确是冤错案，我就批了，你们也可以照这样办。北京有人誉称温济泽是“春天第一燕”。温济泽这只“燕子”，又轻又快又矫健地飞起来了。“改正”时，他已64 岁，总觉得大好时光被浪费得太多了，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直到1985年71岁才离休。1999年4月16日， 温济泽与世长辞，享年85岁。
来源：八十年代的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