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平：胡耀邦主持中央第一个农村一号文件出台（之一）（下）

三、为近亿“贱民”摘帽、改定成分出身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12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人事问题时，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随后在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又被选举为中央纪委第三书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调整社会关系、为社会各阶层落实政策这些方面的工作，都由胡耀邦负责。1979年7月17日，在外交使节会议上，胡耀邦说：我们不但平反、改正了冤、假、错案，而且落实了被林彪、“四人帮”破坏、歪曲了的政策。主要是这几项政策：农村政策、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工商业政策、统战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摘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帽子的政策。这几项政策有一部分冤、假、错案，一部分不属于冤、假、错案，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比如说，摘掉地、富帽子问题，戴地、富帽子的有600万人，摘掉帽子的各地情况不一样，大体上都是90%以上，不好的不到10%。有这么一股风、说什么落实政策不对，右了。我认为不对，要顶住。不受任何干扰，坚决落实到底。不这么搞，安定团结的局面出现得了吗?这样的局面从那里来的?最大的因素就是平反改正冤、假、错案，落实党和毛主席的各项政策。没有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不可能的。可是要做到这一条没有很大的魄力是不可能的。具体工作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主管部门当中：一个是组织部，一个是宣传部，我都管着，具体工作上的缺点我多负责。这件事的伟大意义，我们的子孙自然会讲公道话的。（参见胡耀邦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

1978年3月2日，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会议。他指出：现在有些生产队，20%的坏人，不是个别的地方，划了20%、30%的地富反坏。许多工厂里、农村里，阶级阵线乱得要命。陕西西安有的地方地富占百分之二三十，反坏不在内。四清搞一批，“文化大革命”划一批，这样怎么能调动积极性？现在还来不及解决。一个陕西，一个河南，一个四川，一个辽宁。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基层，怎么落实？1961年我在海城调查，那里地富占12%、18%，今年下半年要搞一下。据说陕西、辽宁省的一些地方，地富反坏划了20%，甚至30%。

7月4日，华国锋与胡耀邦谈话，从下午3点半钟，一直到下一点多，谈了9个多小时。在谈话中，胡耀邦向华国锋提出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调整政策、落实政策、摘帽问题。胡耀邦讲，谈话中一分钟也没有休息，吃饭时也是一面吃饭一面谈。华国锋谈了许多想法。7月6日，胡耀邦向中央党校处室以上干部及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传达这次谈话的主要精神和内容。

胡耀邦说，整整9个半小时，华主席谈得津津有味的，今天谈的话，都是我的体会。华国锋最主要的是想两件大事，第一件，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点，使我们的国家迅速兴旺发达。第二件事，就是安定团结。现在党内国内最广大的人民最关心的是两件事：大干快上，安定团结。

胡耀邦说，要大干快上，国内要安定团结。这就要消除一些不利团结的因素，或者说，扫除安定团结的障碍。全国人民是要求安定团结的，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要坚决落实政策，依靠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华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落实政策问题，这是安定团结、大干快上的前提条件。胡耀邦细数了正在全国大力开展的落实五大政策的情况：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胡耀邦讲，民族问题之多，边疆问题之多，冤案之多！组织部门先走了一步，公安机关有的地方管不了。一个省委要复查的，不是老百姓的，有的是几万，有的是十几万。现在脱产干部1670万，可能有200万要复查。前天华主席还讲，有些大的历史案件，组织部研究一下，提出意见，中央小范围讨论一下。胡耀邦向华国锋汇报，有的大队，地富反坏到了30—40%，叫人痛心！这是胡耀邦当面向最高领导提出要坚决落实的第六个社会政策。阶级斗争扩大化，令人惊心，地富摘帽问题迫在眉睫。这是胡耀邦第一次向中央领导明确提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摘帽问题。依据正在变化的社会经济现状和人心思变的心理预期，推动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政治路线的转变，大幅度调整社会阶层政策和关系，人道的善待社会各个阶层；大幅度调整农村阶级政策，切实建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是胡耀邦提出为地富分子摘帽政策的出发点之一。

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教职员工大会上讲话指出：明年必须把农业搞上去，但是明年这一年，我看要把农业搞上去，还是个落实政策问题，把国家、集体、个人这三个积极性统统发挥出来。为了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安定团结。没有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我们搞四个现代化的想法不一致。要使政治上安定团结，必须分清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主要是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做到是非分明。

据统计：1977年底，全国尚有地富分子469.2万人，反坏分子145万余人。1979年春节期间，胡耀邦主持摘掉了600余万四类分子帽子，改定地富子女成份、出身这样一件惠及上亿人口的重大历史事件；余下79260名未摘帽四类分子，到1984年35年国庆时，其中78327人摘帽，982人因错划纠正。

中国到底有多少四类分子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其中的地主和富农是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专政的社会阶层。1979年初，全国尚有610多万带帽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其中1977年底全国有地主分子279.7万人，富农分子189.5万人，合计469.2万人，其余为反坏分子。

建国以来全国到底有多少地主富农？据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李若建的研究，国家统计局1952年土改前的数据显示，地主占总人口4.75%，富农占4.66%，两者合计占9.41%。另外根据1954年23个省、自治区1.5万多户农家收支调查资料得出的数据，土改结束后地主阶级占总人口2.6%，富农阶级占5.3%，两者合计占7.9%（见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探》，《开放时代》2006年第5期）。

194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指出：“在全国数以千万计（在全国3.6亿乡村人口中占有约3600万之多）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

1948年2月15日，中共中央规定，新解放区土改中“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8%、人口10%”。按照这个比例，“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万阶级敌人。后来确定把打击面缩小到3%，不包括富农。以当年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打出900万阶级敌人。（见述弢《地主在中国的宿命》，选自《悦读》第40卷）

据笔者查阅文献资料，官方文献关于四类分子数目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新华社1984年11月的一篇报道称中国曾经存在过2000多万四类分子，笔者怀疑这个两千多万并不准确，是个大大缩小的数字。按照中央1948年的规定，农民总人口的10%为敌对分子，3亿多农民中则应该有3千多万的地富分子。1977年7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毛泽东选集》第5卷辅导问题理论座谈会上曾提到：中国的地主有几千万人？3000万，4000万。1978年1、2月间，刚任中组部部长不久的胡耀邦谈到干部问题时，他说：我们现在有干部1600多万，我们是个干部大国。土改以后，我国地、富、反、坏，就有三、四千万，也是一个大国。至于反坏分子，建国以来到底定了多少？估计任何人也回答不出来。1981年初，胡耀邦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长篇讲话中提到，1957年前后，“毛泽东同志还同我们说过这样的意思，说他当时算了地主阶级有多少，没有改造好的坏分子有多少，一共有四、五千万。那时，我们的人口是六亿多，是六亿人向着四、五千万人专政。”因此新华社报道讲两千万戴帽子的四类分子，这个数字应该不会夸大。按照这个数字计算：

如果从中国的家庭规模在4-5人左右计算，四类分子直接影响其配偶和子女在3-4人之间，加上其孙辈人数，也可以大体上推算受四类分子影响的人数大体上在四类分子总数的5-6倍之间。以有2000多万四类分子计算，受牵连的人口超过1亿，大体上占总人口的15%左右。（引自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探》）

关于四类分子的数目问题，戴煌在其《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曾提到另外一个数字：

这些人有多少？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3000万人（其中右派55万）；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2亿人。（见工人出版社该书）

胡耀邦领导摘帽工作

1月7日，胡耀邦出席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并讲话。胡耀邦指出，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争取各种可能，把我们的政治局面稳定20到30年，这是我们战略上的出发点。他说，要使政治上安定下来，必须消除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比如，冤案、假案、错案必须平反、解决，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三中全会上特别强调的问题。9亿人口中，牵涉到的有1亿人口，这个问题不解决，如何安定得了？针对有的地方，有的同志对平反工作反应迟钝，考虑个人得失太多，有的部门搞得非常被动，胡耀邦强调：这么多冤案、假案、错案，不组织大的力量，不亲自干，行吗？胡耀邦说：

最近中央又有一个决定，要摘农村中地富反坏的帽子，要坚决摘。30多年了，有人孙子、重孙子都有了，还是地富子弟，说得过去吗？还有，团结95%以上这个概念，……，但是不能团结的5%又是什么概念？我国9亿人口，5%是4500万，都看作敌人、敌对阶级吗？干部有1700万，2%就是34万，这怎么得了？！从绝对数字看不得了。

1月9日，作为即将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胡耀邦说：

三中全会公报，两个农业文件，都讲今后除了有外敌入侵(帝国主义、苏修打进来，不是边境上的骚扰)，就要下定决心，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精力，干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今后20年、30年，如果不死死抓住这一点，就会重犯路线上的大错误，同样会把中国革命引向邪路，引向失败。……懂得了这点，对于我们防止犯“左”的和右的错误是极为重要的。从搞一般的阶级斗争转到集中主要精力搞四个现代化，对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来说，都是崭新的事业。

胡耀邦说，怎样想办法，千方百计使党和国家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再象前十几年那样全面内战，反反复复，那是非常危险的。公报上写的，主席、副主席讲话，都一再提到这个问题。要达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解决几个主要问题：

现在我们要抓紧解决的是冤案、错案的平反。三中全会叶副主席讲话说，据中组部估计，冤案、错案可能牵涉影响1亿人口，包括他们的亲属朋友。文化大革命中，冤错案是大量的。文化大革命前，“四清”运动打了多少“走资派”？还有反右派问题，就算50万右派分子。前些天开了个座谈会，我问要纠正的有多少，估计10万能不能打住？他们说打不住，可能20万。……三中全会后，中央又要发一个文件，关于地、富、反、坏摘帽子问题，要下决心搞。已经30年了，有些地方搞了三十几年了，连他们的子孙，又牵涉几千万人。不把政策落实不行，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如果不落实政策，不平反冤错案，你说要安定团结，能安定团结得了？

1月11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结束时又发表讲话。关于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的几点建议，他说：今天，中央发了3个有关农业问题的文件，即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修改后的农村人民公社60条，中央关于地富摘帽问题及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

他说：三中全会的传达很重要，不是什么一步、两步可以做好的，恐怕要走三步。第一步，各省市召开省、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只可能领会文件精神，主要是主席、副主席的8个讲话，统一思想，发扬民主，解决一批本省、市的重大遗留问题。第二步，主要是在全党、全民（包括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中间，广泛深入讨论中央有关农业问题的3个文件，特别是第一和第三两个（注：所谓第三个文件，即地富摘帽的中央5号文件），边讨论，边贯彻。采取什么办法为好，请各省郑重考虑一下。不要在省上开，主要在县上开。开三级干部会或四级干部会，生产队也来。这种会也是个大学习班，一边讨论，一边还可以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省上和地委的同志都到县里去参加会议。这种会10天恐怕开不好，开短了可能走过场，是不是开3个星期，至少两个星期为好。中央要求，春耕前一定把3个有关农业问题的文件在公社大队里讨论清楚，把农村广大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争取今年的农业有个全面的大丰收。不光是粮食，农、林、牧、副、渔都要大丰收。

胡耀邦特别强调：许多问题，不能慢慢腾腾地解决。解决冤、错、假案，要快刀斩乱麻。他说：请大家回去捎句话，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前，特别是南方，如不把3个文件讨论清楚，把一系列政策问题解决好，就会又耽误一年的时间。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上，我们一些同志习惯于慢慢腾腾，优柔寡断。在政治斗争上，在处理人的问题上，我赞成要多考虑考虑，要三思而后行。但落实政策，处理遗留问题，把工作搞上去，不能慢慢腾腾，像京戏里走台步那样，一年没走几步，这样不行。据我了解，在农村几百万不脱产干部中，冤、错、假案和成份的纠正等问题，在大部分省市都还基本上没动，急待解决。

胡耀邦最后说：我再说一遍，请大家带个口信回去，一定要把3个有关农业的文件特别是第一、三两个文件讨论好，争取今年的农业全面大丰收。

同日，中央下发5号文件即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考虑到地主、富农分子已经经过了20多年以至30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对地、富分子的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的成份问题，作了适合新的情况的相应规定。中央认为，各地在“新六十条”的讨论和试行过程中，落实好这方面的规定，将有利于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中央决定如下：

一、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四类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

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三、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四、对确定摘帽子的四类分子和新订成份的地富子女，要在公社和生产大队范围内张榜公布。同时，对至今确实没有改造好的极少数四类分子，要继续加强监督和改造，并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就摘掉他们的帽子。（见《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

中央5号文件讲了三代人的3件事：一是（第一代）四类分子本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四类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 二是（第二代）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 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三是（第三代）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 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这份文件使得上亿人口摆脱了政治贱民的身份，是一次政治身份的大解放。为农业的起飞，奠定了社会基础，增加了农村改革的生力军。

1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一、二部第二期学员结业会上发表讲话。胡耀邦说，同志们要回去了，现在各个省、市、区传达三中全会精神情况如何？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才好？同大家交换交换意见，通通情况。中央三中全会有个重要内容，就是讨论了农业问题，有关农业问题的文件实际上是3个，第一个是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第二是《六十条》的修改草案：第三个是关于地富摘帽子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文件。春耕之前这段时间，如果我们又要抓发扬民主，解决一系列问题：又要抓农业问题，弄得不好，很可能象湖南人讲的“扁担没扎，两头失塌”，两个问题都抓，结果都抓不好。中央反复强调，今年我们的农业要争取一个全面的大丰收。中央同志认为，这对于稳定、巩固和发展我们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中央认为，首先抓的一条就是要把3个文件，特别是第一个同第三个文件很好地贯彻下去。中央估计，只要把这一环抓住了，广大干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就可能有个大的调动。所以有些省的同志和中央有些部门的同志提议，能不能从过了春节，最迟过了元宵之后，采取这么一个办法，不再在省上开会了，也不在地委开会了，干脆以县为单位开三级干部会议或四级干部会议，集中主要精力讨论今年的农业问题，讨论中央3个农业文件，主要是讨论第一个和第三个文件。胡耀邦的结业报告，也是对结业后马上面临春耕大忙之际、众多领导干部的工作部署。中央和华国锋也是同意的。

2月10日，胡耀邦在文化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针对坚定不移地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各项社会政策，胡耀邦指出：经济问题，四个现代化问题。我们生产破坏得这样一塌糊涂。生产如果搞不上去，谈什么上层建筑哟。今年怎么样呢？最主要的还是个农业问题。现在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的3个决定。这3个决定，农村的干部、社员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北京城里有些物价在涨，好些农村里的物价在降。我所知道的合肥、石家庄、郑州，猪肉在春节前几天还是八毛五，春节以后，八毛。许多群众、干部说，今年只要按中央的决定干，就会大丰收，农林牧副渔都会这样。但是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羊年春节喜讯来

1月28日，正是农历己未年正月初一，在全国人民喜迎羊年春节的第一天，新华社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同时，新华社还公布了1月23日公安部发出的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地富分子摘帽文件的通知。公安部的通知说，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是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下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这对于进一步调动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通知说，对城市街道、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的四类分子的摘帽问题，以及正确对待他们子女的问题，也应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处理。摘掉四类分子帽子的人，今后不要称他们为摘帽的地主分子等，而应依照他们的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为社员、工人等，同人民群众一样享有公民权。

1月29日，大年初二，《人民日报》全文转发了中共中央决定和公安部的有关通知，同时在头版发表社论《适应情况变化的一项重大决策》。社论说：党中央的决定是继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采取的又一项重大政策措施，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改造地主、富农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党中央从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摘帽问题实事求是地作出相应的规定，是完全正确的，是大得人心的。

社论指出，地主、富农的子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认真落实这部分人的政策，必将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社论说，为了顺利地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一定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农村以及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现实阶级斗争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而林彪、“四人帮”一伙恣意颠倒敌我关系，倒转专政矛头，把地、富、反、坏的子女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同样对待，甚至连地主、富农的第三代、第四代也当作地主、富农分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摧残年青一代的身心。

社论说，四类分子的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的成份问题，是一项牵动千家万户、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防止和克服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对错划错戴“地、富、反、坏”帽子的人，应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坚决纠正，恢复名誉。对极少数确实坚持反动立场、至今没有改造好的，要继续加强监督和改造，并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摘掉他们的帽子。

社论最后说，决定的贯彻执行必将在农村以及全国范围内产生积极的作用，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同志答本报记者问》，公安部门是贯彻落实摘帽工作的主要执行机构，赵苍璧回答了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些问题。

关于摘帽决定的重大意义，赵苍璧回答说：有相当一部分四类分子经过努力改造，已经陆续摘掉了帽子，恢复了公民政治权利。现在，中央决定对绝大多数得到改造的四类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完全符合四类分子改造的实际情况。解决好他们的摘帽问题，不仅解放了这部分人，而且使他们的家属子女能够放下家庭出身的包袱，轻装前进，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将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这项重大措施是大得人心的，将进一步发展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

关于对四类分子的子女落实政策问题，赵苍璧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高度指出：出身于地富家庭从事各种社会职业的人，他们的父辈属于剥削阶级，他们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反、坏分子的子女，他们的父辈犯了罪，他们自己是无辜的。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受歧视的现象，是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社会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表现，必须坚决彻底地予以纠正。要全面地彻底地解决地富家庭第二代定成份和第三代改出身的问题。今后，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享有同工农家庭出身的人同样的待遇。

全国各地为“四类分子”摘帽的工作，从春节后即开始进行。按照中央5号文件规定的群众评议、报县革委会批准、张榜公布摘帽名单的程序，迅速开展摘帽工作。很多地区在半年内基本完成评审摘帽工作，快的地区仅用两个月时间。各地摘帽率大多在90%以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摘掉了戴在头上几十年的帽子。到 1980年初，600多万“四类分子”的帽子被摘掉。

1979 年 10 月 20 日，公安部又发出《关于今冬明春继续做好“四类分子”摘帽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检查一次摘帽人员是否同其他社员、职工享受同等待遇，没有落实的地方抓紧落实。对未摘帽的“四类分子”，要按照中央5号文件精神，继续做好评审摘帽工作。全国绝大部分的省、市、自治区，到1980年初，完成了“四类分子”评审摘帽工作。

据长期在农口工作的段应碧同志回忆：1979年初，还有件事值得一说，是关于农村地主、富农的。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公安部的一个文件，要给地主、富农分子摘帽。以前讲阶级斗争时，地主、富农分两类：一类戴帽子，叫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另一种不戴帽，属于地主成分、富农成分。戴帽的那类受到了严重政治歧视待遇。就是不戴帽的，也是受到严重不公平待遇。生产队每次开会时，那些地、富子女不能坐，要站着听；出太阳的话，还要让他们去站着晒；劳动的时候，被放到一边；不能跟上级领导在一起；参军入党招工都是不被允许的。这些人唯一出路就是考大学出来，再参加工作、入党。我赶紧把这个文件送给领导。对于这个做法，当时我们都接受不了。农委讨论答复意见，都不赞成。杜老就说我们不答复了，就这么办。不曾想没过几天(1979年1月29日)，广播就播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参见《段应碧口述：我所亲历的农村变革》，《农村工作通讯》）

笔者清楚地记得，那是多年前一个过了午夜12点的深夜，我翻看从网上查找到的段先生的口述回忆，翻到最后一两页时，上面这段文字出现了，当时真是大感意外，功夫不负有心人呀！此前在参加一个改革史会议时，我曾问过坐在旁边的农村改革的中坚木生兄，向他了解当年地富摘帽的情况，他说邓公似乎是同意的，其他情况也不甚了了。

来源：耀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