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胡耀邦在《史记》上划出着重线（上）
胡耀邦喜欢读中国古典历史著作，尤其爱读《史记》。
胡耀邦读书时往往拿着笔，阅读中读到值得关注、应该记住，或者是有意思的地方，经常划下着重线。在阅读中国古典史籍“二十四史”的时候，他更是如此，一边读一边划着重线。煌煌“二十四史“，胡耀邦读得最多、最为熟悉的首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他在《史记》字里行间的划线，远远超过其他“二十三史”。
胡耀邦的藏书图章，印在许多他读过的书上
胡耀邦推重《史记》，固然与《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成就有关，也因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接触《史记》名篇了。
笔者有机会看到胡耀邦读过的两个版本《史记》，发现他在“文革“中阅读时在书页中划线很多，而且用笔颜色不同，应该是读了不止一遍，在阅读时用了不同的笔。
1971年末，56岁的胡耀邦结束干校生活回到北京。他在此后几年赋闲时日里认真读书，包括通读十卷本的中华书局版《史记》。
1.胡耀邦对《史记》的早期阅读
“二十四史”卷帙浩大，今人通常阅读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在4600万字以上。
胡耀邦藏书中的“二十四史”，基本上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但对《史记》则收藏了两个版本——其中一套4册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30年代出版的，是该馆编印的“国学基本丛书”中的一种。
胡耀邦藏书中的《史记》四册本第一册，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国学基本丛书”之一。这部书翻阅甚多，书脊多有损坏。笔者对本页未及翻阅。
商务印书馆该版《史记》版权页，载明这本书是1935年8月的第六版
该书版权页写明，该版《史记》1932年初版，在上海印刷发行。胡耀邦手中的是1935年8月的第6版，是他的早期藏书，很可能是战争年代中的藏书。
胡耀邦在1920年5岁时入读胡氏宗族的私塾发蒙，1926年11岁考入新式高小，1929年14岁考入浏阳中学，基本上读完了初中一年级。民国时期少年发蒙教育阶段，高小、初中语文课本中多有《史记》名篇。
胡耀邦熟悉《史记》的名篇，可以背诵不少名句和段落，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小学中学时的诵读，但如今难以查考少年胡耀邦习诵的是哪些《史记》名篇了。
中国古代典籍主要采用“句读”“圈点”符号来断句，阅读难度相当大，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五四运动”推进了现代标点符号的应用。1920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发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胡耀邦正在这年入学，是开始接受新式标点符号的那一代人。但在战争年代，胡耀邦阅读的《史记》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圈点本”。
1950-1952年，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的胡耀邦在读书，这张照片拍出了胡耀邦读书时的喜悦。
2.来到川北，胡耀邦吩咐置买“二十四史”
曾担任胡耀邦秘书的郎宗耀告诉笔者，1950年2月，一路征战来到成都的胡耀邦卸任第18兵团政治部主任，赴四川南充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安顿甫定，胡耀邦就提出要读文史典籍。他开出的第一批书单中就包括“二十四史”，交给秘书郎宗耀置办。
郎宗耀经常往来于南充、重庆之间，很快在重庆旧书市场找齐了线装本“二十四史”。当时旧书价格很便宜，他连同装书的木盒子（箱子）一起买回来，把胡耀邦办公室的一面墙摆满了。
《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受到胡耀邦青睐是毋庸置疑的。目前在胡耀邦藏书中没有发现郎宗耀提到的在重庆所购“二十四史”线装本诸书。推想起来，胡耀邦1952年离开南充到北京任职的时候，把它们都留在南充了。因为这些书用办公经费购买，属于公家之物。只有他自己购买的书带到了北京。
郎宗耀这番回忆，和胡耀邦到北京团中央后担任他机要秘书的曹志雄的回忆相互衔接。
曹治雄是1954年来到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身边的。他告诉笔者，当时没有出版新版“二十四史”，胡耀邦想读，就由曹治雄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借来一整套民国时开明书店影印出版的“二十五史”（包括《清史稿》）。胡耀邦一本本翻阅起来。这套书后来又经曹志雄归还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这套“二十四史”中，曹治雄送到胡耀邦手里的第一部就是《史记》。
3.胡耀邦阅读最多的中华书局《史记》校点本
笔者看到，胡耀邦7000多本藏书中线装本史籍为数极少。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组织学者校点《史记》作为新版“二十四史”的开端，《史记》校点本在1959年就出版了。既然“二十四史”开始出版新版，胡耀邦阅读《史记》基本上使用中华书局版本，阅读起来比老版本顺畅多了。
“二十四史”约4600万字，阅读需要累月积年之功。胡耀邦阅读史籍通常在下班以后的晚间。“文革”期间的1971年底至1974年底，是胡耀邦结束在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劳作回到北京以后的赋闲期。此期间，中华书局恢复校点“二十四史”出版，这些史籍又一本一本来到胡耀邦案头。这3年，胡耀邦完全自费买书。这3年，也是胡耀邦阅读“二十四史”最为集中的时期，
胡耀邦1972年后阅读的史记第1册，是1972年5月北京第5次印刷本，当时全书10本，售价11.30元
胡耀邦藏书中的中华书局版《史记》，是1972年5月北京第5次印刷本。由此推论，胡耀邦阅读这部《史记》，当在1972年秋天以后。
这套《史记》在当时有“小绿皮”之称，平装10册，繁体印刷，约235万字（正文52万字），当时售价11.30元。胡耀邦从第一页《五帝本记》开始阅读。他读得很认真，字边划线多，从第一册到最后一册，以笔者所见都有划线，表明读者逐字阅读时的认真。他不仅在正文竖排字句旁划线，也在小字排印的“三家注”文字边划线，说明正文和附录都读了。
胡耀邦阅读《史记》开篇《五帝本记》时在书页中的红墨水划线。划线处讲舜的出生。其字句为：“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目重瞳子，故曰重华，字都君。龙眼，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见《史记》第一卷第32页（以下只标页码）。
胡耀邦阅读《史记》时执笔划着重线，就是从尧舜的记述文字开始的。从那以后，中国历史逐渐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阶段。
还要看到，胡耀邦读《史记》的着重线，并非都在正文中，在“三家注”附录中也多有落笔了。
所谓“三家注”，是指古代学者裴骃的《史记集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还有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几位古代学者从各个角度注释《史记》。“中华版”《史记》将“三家注”竖排附在正文旁边，字体均比正文小得多，阅读多费目力。胡耀邦“文革”中阅读《史记》时年届六旬，常戴老花眼镜阅读。
（上篇完，未完待续）
本文刊登于《世纪》杂志2026年第4期，如需引用，可参照原文。
（2026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