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70年代末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年代：十年文革浩劫终于结束，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被禁锢压抑多年之后，新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其中，政治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浪漫的年代。 源于一批开明派的努力和试图冲破旧体制窠臼的勇气，它影响之深远，恐尚无出其右者。

1980年代的中国，由领导人邓小平推动，中共中央曾经领导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唯一一次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政治体制改革，它给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和深刻的影响，直至今天。

说道19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回溯1970年代末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

1970年代末，“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中国兴起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的思想启蒙，是此后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序幕和思想准备，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1977年3月，曾经受到批判的胡耀邦被恢复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同年底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在文革中受到打压迫害的中共老干部得到了“平反”，陆续回到了领导岗位。他们和广大党员、民众都迫切要求对建国后的重大历史问题，包括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再认识，对党的政治、经济政策进行必要调整，彻底走出文革。但在当时条件下阻力极大，党内高层仍然有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受到党内外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中共党内一大批老干部的强烈反对。1977年4月10日，已经得到“解放”但还没有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华国锋主持的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他的意见。同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职务。此后，他开始着手推动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

“四人帮”的垮台和“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是中共的广大党员干部、中国的广大民众思想上获得解放的前提。文革时期的政治高压和对思想言论上的禁锢被冲破，各种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探讨开始活跃起来。在胡耀邦的推动下， 1978年5月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然后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从而引发了全党和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这次大讨论，对广大中国人，对中共的党员干部说来，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人们在几十年来形成的极左氛围开始破除，对几十年来所奉行的一系列理论政策也开始“拨乱反正”。人们开始认识到，任何“真理”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任何政策都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理论、政策，都必须得到纠正。经过半年多的大讨论，中共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许多人思想、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在中共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来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端。

为了进一步搞清理论和政策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统一全党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1979年1月，中央召开了由胡耀邦等人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个会议，有中央和北京的理论宣传单位的数百人参加，各省也派出了联络员，前后开了两个多月。开会之初，胡耀邦十分强调要解放思想。

在胡耀邦等人推动下，参会者从多方面广泛地讨论了建政以来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会上争论非常激烈。限于当时的条件，许多参会者思想中还有较大局限，人们的认识还远不及此后几年那样深刻，但是在批判性认识文革、指出长期存在的“左”倾危害方面，在批判个人迷信、总结封建主义对党的影响方面，在批评国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方面，都打开了缺口，开了一个好头。许多人的发言大胆冲破了禁区，提出了在当时看来使人震聋发聩的一些观点，对中共八大、1957年反右、1959年庐山批彭德怀、文化大革命等党内重大历史问题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表了颠覆性的看法。由于会议简报发放范围很广泛，引起了党内和社会上的较大震动 。

一些参会者开始注意从党和国家体制上研究和探讨文革的成因，探讨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的思想和理论根源。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李洪林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产生程序”的发言，都振聋发聩，语惊四座，对于启迪人们思想，促进理论界对于领导制度的缺陷和弊端进行研究，以至于引发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理论务虚会召开的同时，社会上的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也在思考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人们要求给1976年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四.五事件”平反，要求平反冤假错案，反对“两个凡是”，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与法治。这类探讨，让中国人打开了一扇心灵上的窗子，使人们开始审视中国的政治体制，审视政党和国家体制，找出其中的弊端，从而萌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为若干年后执政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

一些言论，开始受到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支持，它的许多文字也与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许多发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表明，党内党外、会上会外是相通的，相互响应和促进的。

胡耀邦说：现在的形势很好，不要对某些地方、工作环节产生误解、错觉、偏差。他还传达了华国锋的话：“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因为民主，曾经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一面旗帜。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一方面强调要“继续解放思想，坚决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又给“解放思想”定了调子，这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 至此，理论务虚会从胡耀邦强调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开始，以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收场。后来到十三大被明确概括为“两个基本点”的邓小平思想格局之基本雏形。

来源：老愈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