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解放思想，深入研究胡耀邦

从微信阅看了赵树凯同志的文章《研究胡耀邦有多难？》，很有感触。

这篇文章提出了如何推进胡耀邦研究的问题，提得很好。

一

胡耀邦逝世以来的三四十年，对胡耀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成果丰硕。

首先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历次纪念胡耀邦同志会议上的讲话，尤其是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研究胡耀邦的很重要的成果。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讲话，对胡耀邦的历史功绩，尤其是胡耀邦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的巨大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对胡耀邦的道德人品，作了高度评价。这些纪念活动，特别是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水平高，影响大。

这些纪念活动，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对胡耀邦的历史功绩和道德人品，作了高度评价，这就意味着否定了对胡耀邦的无端指责，洗涮了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原了耀邦同志“质本洁”的形象。

这些纪念活动，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有力地表明，胡耀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好总书记。

这些纪念活动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有力地推动了对胡耀邦同志的研究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胡耀邦文选》。《胡耀邦文选》选编了胡耀邦同志从1952年到1986年的77篇文章，其中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文章有66篇，不少文章对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胡耀邦文选》的出版，这是研究胡耀邦的一个重要进展，也为人们研究胡耀邦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有关胡耀邦的著作（一）

这些年来，许多人克服困难，坚持研究胡耀邦，取得了很多成果。

首先是出版了多本著作，如《胡耀邦》（传）1-3卷，《怀念耀邦》1-4册，《胡耀邦思想年谱》上下卷，《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我心中的耀邦》，《思念依然无尽》，《1965：耀邦早春行》，等等。通过报刊和微信，发表了大量研究胡耀邦的文章。举办了许多研讨胡耀邦的活动，仅《胡耀邦文选》读书会，就有三十多次。

有关胡耀邦的著作（二）

应当说，对胡耀邦同志有些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

二

赵树凯同志的文章说：“胡耀邦所率先倡导的重大改革理念，比任何其他高层领导人都丰富、都前沿。他具有独立、深刻的执政理念，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听命于更高权势者。正因为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执政理念，敢于顶住那些条条框框，才有改革的难得局面。”

赵树凯认为：从胡耀邦对农村改革的贡献来说。“这种贡献，从决策的核心作用来说，不仅万里不能比，而且邓小平也不能比。”

“很多重大政策突破是胡耀邦首先提出的。”

“1980年7月，胡耀邦在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率先从理论上阐述了农业生产的集体劳动与社会制度没有关系，奴隶社会也是集体劳动。这一阐述的思想高度，在当时高层领导中无人能及。”胡耀邦阐明的这一理论观点，成为政策根本性突破的思想理论基础。

本人也发现，胡耀邦“地位不高，思想超前”。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胡耀邦的最高职位只是中央委员，一个正部级领导干部。

但他的思想高度，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思考，却不受地位的限制。这是思想理论发展史上常有的事。

1962年9月，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写的《一叶知秋》文章，提出了包产到户、放开市场等改革主张，却被断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实践证明，杨伟名的主张是正确的。陕西省委一位领导同志写文章说，当年，真理在农民手里。

胡耀邦有许多超前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本人的《“文革”狂热中的冷思考》、《胡耀邦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宏观思考》文章，对此作了初步探讨。

下面略举几例

1，给毛泽东写信，不同意阶级斗争为纲，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1979年，正是“文革”取得“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各省夺权普遍建立了革委会）的狂热形势。胡耀邦却给毛泽东写信，明确表示，对他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顽固的不理解”，表达了不同意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这封信中，耀邦同志说：“我怎么也想不通，斯大林的道路和形式有实在的可能性”。这是对苏联模式的明确否定。耀邦同志进而指出：“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是很可悲的”。他提出：要认真总结一套适合我国客观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

耀邦同志敢于对毛泽东直言“顽固的不理解”他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敢于否定照搬苏联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认识是如此深刻，态度是如此坚定。这在高层领导中，是迄今仅见。

2，率先对“继续革命”理论提出质疑。

“文革”中形成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写上党章的指导思想，粉碎“四人帮”以后，又成为“两个凡是”的主要内容。胡耀邦在1977年7月15日创办的《理论动态》第1期，就刊登了《“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对继续革命理论提出质疑。这是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号角。

3，首先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总结十年“文革”。

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就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看实践。“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1978年，耀邦同志又审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并决定在《理论动态》刊登后，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在《光明日报》发表。耀邦同志发动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实现了全党全国的思想大解放。

4，提出全面改革主张和“三个有利于”标准。

1982年“十二大”提出了“翻两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怎样实现这个目标呢？胡耀邦在十二大以后，适时提出并推进全面改革。

1983年1月20日，耀邦同志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讲话。

耀邦同志阐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相配合。”

耀邦同志提出了改革的总方针：“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有领导有步骤地改”。这就是全面改革。

从改革开始，就出现“姓资姓社”的争议。耀邦同志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摆脱了“姓资姓社”的了纠缠，是重要的理论创新。

耀邦同志的这个重要报告，受到了干扰，不得已而停止宣传。九年后，即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讲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才得以大力宣传贯彻。

5，耀邦同志倡导并推进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

1977年初，在中央党校复校时，耀邦同志就提出，要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中央党校的一门基本课程。在设计中央党校的教研机构时，新设了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

耀邦同志对中央党校的老师们提出： “要引导大家思考、讨论、研究、解答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尽可能地通过讨论研究，解答一些解放以来特别是所有制改造以后的重大的实际问题。”

我们是在对社会主义“不甚了了”的情况下实践社会主义的。但长期以来，没有自觉地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

中央党校自建立以来，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一直没有开设社会主义课程。中央高级党校有一个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主要学联共党史，实际上是讲苏联模式那一套。

在中央党校开设社会主义课程，倡导系统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问题，这在中央党校的历史上，乃至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意义深远。

耀邦同志有许多如赵文所说的“突破性、创新性、开拓性”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有待于挖掘、梳理，深入研究。

三

赵树凯的文章也讲了研究胡耀邦的不足和困难。他举《胡耀邦文选》为例。

他的文章指出：《胡耀邦文选》收录文章77篇，其中农村问题只有两篇，远不能代表胡耀邦在农村改革中的重大建树，更无法反映胡耀邦改革贡献的突破性、创新性、开拓性。

对此，本人也有同感。下面讲一点有关情况。

1913年3月28日，我给党中央分管思想宣传工作的常委写信，建议在胡耀邦1915年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版胡耀邦同志的著作。这封信起了一点作用。

2015年7月31日，《胡耀邦文选》编辑组给我来信，并送来《胡耀邦文选》征求意见本，要求我提出意见。我于8月10日给他们送去意见和建议。

我在建议信中指出：“胡耀邦同志是拨乱反正的先觉者和领军人物，是改革开放的一位开拓者和推进者。他在这两个方面的贡献都很突出，但《文选》在这两个方面的反映都较弱，一些反映历史的重要文章没有编入《文选》。这就使这本《文选》显得份量不够。”

我具体提出，增加一些文章：

1，1976年10月10日给叶剑英提出的三条治国建议；

2，给理论动态组写的批语；

3，1983年1月20日《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报告；

4，《关于不要搞个人崇拜宣传的谈话》；

5，1983年2月视察深圳时的题词；

6，1978年9月25日在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应恢复“两个不管”的内容（他们用了被强行删除“两个不管”内容的文本）；

我还提出：增加一至二篇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

我建议的几篇，他们都接受了，编进了《文选》。只有《关于不要搞个人崇拜宣传的谈话》这一篇，没有编进《文选》。这虽然令人遗憾，但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我的建议也可以看出，有关机构和编者缺乏研究胡耀邦成果的累积，以致胡耀邦一些很重要的论著（如《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报告等），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没有编进《文选》（征求意见本）。

我的建议信还指出：

“《万里文选》的选文从1944年至1994年，共选文章115篇，1977年以后有97篇。《胡耀邦文选》1977年以后只有59篇。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特别是总书记以后，他的许多文章和讲话，是党和国家历史的记录，《胡耀邦文选》应当较充分地加以反映。”

我注意到，《胡耀邦文选》只有一卷。而胡耀邦以后的总书记的文选，都是三卷。迄今无人说清这种规格差别的理由。

还有，胡耀邦有些重要思想和主张的表达，他并没有写成文字。如对“继续革命”理论的质疑，是通过《理论动态》发表文章的方式表达的。还有，如赵树凯文章列举的胡耀邦对农村改革文件的重要作用。仅从这个角度看，就需要通过编“年谱”的方式来解决。除了“文选”，很需要编辑出版“胡耀邦年谱”。

深入研究胡耀邦，是尊重历史，是将更多丰富多姿的历史画卷展示给人们，更好地汲取历史的营养和智慧。

深入研究胡耀邦，有许多事要办。

赵树凯的文章说：“现在通常的改革史叙述，特别是公开文献，对于胡耀邦的作用和贡献明显有所有遮蔽。这是改革史研究的重要障碍。

这就要遵循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改变僵化的思维，改变固化的格局。这就是解放思想。

                                                                              2026年9月2日初稿

                                                                              2026年9月20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