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平:胡耀邦指示制定新的农业文件——胡耀邦布置杜润生起草中央一号文件(上)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始终把改革的注意力集中在城市、集中在国营工商业方面。无论是1958年的"体制下放",还是此后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对企业管理体制的多次调整,改革的对象一直是政府与国营企业之间的行政权力划分,始终没有跳出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旧轨道,因此进行了多年的努力而成效不彰。直到1980年秋、1981年以来,农村大规模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交还给亿万农民,农业生产的潜力才迅速释放出来,农村经济欣欣向荣,中国经济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新局面。因此,农村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真正起点,它为整个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提供了最初的示范和动力。
一、
1981年1月19日,胡耀邦收到国务院领导推荐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关于农村考察后的政策建议。杜润生在《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中说:今年元月1日至8日,我随紫阳同志到鄂豫鲁3省的宜昌、荆州(重灾区)、南阳、开封和菏泽(困难地区)5个专区进行考察,杜润生建议,农村实行经济责任制,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处理:在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类似兰考、东明这样的穷困地区,全国大约有1.5亿人口。退到包产到户,搞它三、五年,使这里的社队转变穷困面貌,
杜润生建议:全国约有20%左右的社队属于“三靠队”,允许搞包产到户。另有25%的社队生产力先进,多种经营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集体经济比较巩固,这些社队有条件逐步推广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还有百分之五、六十的社队处于中间状态,办得不算好,适于采用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责任制。包产到户的出现,使这些社队面临新的挑战。任其自流自发地大批搞包产到户,可能引起生产关系动荡,是不利的。
3月20日,为深入了解农村改革、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实际情况,耀邦同志组织安排中央办公厅、中央党校联合调查组,到皖、浙、赣、苏、豫5省农村,调研各种类型的生产责任制。这是当年层级、规格最高、最权威的调查组。耀邦同志指导调查组撰写的调研报告《关于当前农村几种联产责任制的调查和意见》,最后经耀邦同志审阅定稿,7月20日在中央党校声名卓著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当年《理论动态》在政界、学界、经济界影响很大,思想解放的第一声春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即在《理论动态》上首发。9月1日,《人民日报》向全党、全国公开发表该《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为起草制定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供了基本思路和主要政策内容的建议。由此拉开起草制定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序幕。
中央办公厅、中央党校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为起草制定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是起草制定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最重要的前期基层调查的报告分析、结论和新政策建议:整篇报告依据5省调研情况,呼吁着、推动着中央和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台推动农村改革大潮的新文件、新政策,引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趋势!《调查报告》提前半年系统回答了当时已经延续数十年的争论——包产到户究竟姓“社”还是姓“资”?一、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性质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二、提出“两个长期不变”,稳定政策,以消除亿万农民害怕政策多变的顾虑;三、主张因地制宜、尊重农民自愿选择责任制形式的权利,明确否定“切三刀”的有关规定,突破只有贫困地区才能包产到户的政策框框;四、倡导发展多种经营,改变单一粮食生产格局;解决“双包”之后,因农村生产力水平提高,产生的三分之一剩余劳动力的出路。这些重要论断、政策建议,都被一号文件全部接受、采纳。
《调查报告》在《理论动态》发表10天后,7月31日,耀邦同志批转一期《国内动态清样》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万里:“我考虑今年九、十月要产生个农业问题指示,题目可叫关于搞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指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再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谈一次。”根据中央办公厅、中央党校联合调查组调研的实际情况和提出的政策建议,耀邦同志认为,必须制定新的农业政策、出台新的文件,以推动正在兴起的农业改革大潮。
二、
8月3日,耀邦同志出席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并发表讲话。他说:六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有两次重要的谈话:一次是谈关于经济战线上的问题。他这次谈话的主要意思,是要积极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经济发展要有一个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速度;如果搞不上去,我们这些在台上的人就要受到责备。书记处议了一下,经济问题,我们想八、九月份作点准备,书记处同志下去做调查。
耀邦同志为什么强调六中全会以后,经济工作必须有一个大发展,因为他在六中全会上刚刚担负党的领导重任,发展经济、推动农村改革发展,是他的重点关注领域。
他说:拿走到前头的农业来说,农业是万里同志负责的,农业现在是一马当先,我觉得不错。今年的麦子不是什么减产,而是50亿、60亿甚至于70亿斤的增产。如果说60亿,就是300万吨。今年的农业肯定是丰收。这并不是说我们未卜先知,而是我们经过调查作出的判断。我们每天几百个人、上千个人在下面调研。书记处肯定了一句话:农业发展潜力的挖掘,现在是方兴未艾。
农村、农业、农民的状况,多年来破败不堪、惨不忍睹,数亿农民生活在饥饿边缘,耀邦同志从这里开始他的经济改革拓荒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十分清晰:改革从经济领域率先破局,以经济改革为突破口。而经济改革的起点、原动力与实践基石,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最核心、最具决定性的制度变革是亿万农民选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双包到户”。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不仅激活了农村生产力,而且撬动了全国整体改革,为中国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筑牢根基,是我国经济改革至关重要的历史起点与内在引擎。
耀邦同志连续主持出台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从制度上给包产到户正名、定性,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地位,完成农村改革最关键的制度定型。这是耀邦同志对包产到户、对整个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最重要、最核心的贡献。在他直接部署、亲自把关下,1982年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正式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彻底解决了近30年来“姓资姓社”的争论,从中央最高层面给包产到户正名。在他提议和坚持下,中央连续5年以“一号文件”聚焦农村改革,系统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顺土地经营权、分配机制,彻底终结人民公社僵化体制。
正是这一系列顶层政策落地,让包产到户在全国全面普及,农业生产力迅速爆发,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稳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经济改革得益于农村改革、得益于包产到户,而耀邦同志就是把农村改革制度化、国策化的核心决策者、推动者。
推动了农村改革向城市经济改革传导,完成了“农村突破—带动全局经济改革”的战略衔接。
胡耀邦清醒地认识到:农村包产到户激活生产力之后,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解放出来、商品流通开始活跃,必然要求城市经济体制跟进改革。他在农村改革取得成效后,及时提出全面而系统地推进经济改革,把农村“放权让利、尊重农民主体利益”的改革逻辑,延伸到国企改革、流通体制改革、城乡商品经济发展。他支持农民发展长途贩运、搞活城乡市场,打破计划经济对商品流通的禁锢,推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让农村改革释放的活力、动力直接转化为全国整体经济改革的强大动力。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由农村推动、向全国铺开的完整逻辑,是在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完成战略衔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