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胡耀邦与“包产到户”政策突破(下)

发布时间:2026-11-17 14:24 作者:赵树凯 浏览:696次

四、整顿农业部门

从1979年初开始,万里还在安徽主政时,就对国家农委?农业部等有诸多不满。1980年2月万里进入中央领导层后,因为农业部门有些负责人继续批评抵制包产到户,万里的这种不满进一步增加。但是,在主管农业的一年内,万里并没有直接表达这种不满,而是采取了隐而不发的态度。

差不多分管农业一年后,即1981年初开始,万里的不满终于爆发,开始了对农业系统的清算整顿。1月6日,国家农委传达了万里在书记处会议上的话:“反对包产到户,是和三中全会精神对着干,思想不通可以,但是这样的人不能继续留在领导岗位。”3月1日,万里主持了农业部党组会,对农业部一些领导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有的指名道姓,措辞尖刻强硬;3月11日,万里主持农委党组扩大会,听取农委?农业部等部门负责人的汇报检讨。万里对农口干部的批评,有些话相当尖刻,如说“农民吃不上饭,不见你们说个啥话。农民搞了包产到户,吃上了饭,欢天喜地,你们倒是忧心忡忡”,“只知道坐在大楼里指手画脚,只知道念那本大寨经,不知道农民在想什么干什么”,甚至说“农业部是左的路线的顽固堡垒”。万里要求,农口部门的部级、局级干部要深入农村搞两个月调研,去看看农民在想什么做什么。农口系统的大调查由此开始。7月18日,万里在中南海国务院第四会议室听取国家农委、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等部门负责人下乡调查汇报。

1981年上半年万里主持的农口思想整顿,主要是针对75号文件的历史局限。在万里看来,1980年75号文件限制了包产到户推进。万里在多个场合指出,这个文件早已经被农民的实践突破,不适合农村情况,而且,文件中有不少左的东西,被反对推进农村改革的思想所利用。

为什么万里在进入中央领导层一年后,才对农口系统进行思想整顿。主要原因是高层政治格局或背景的变化,其中关键性因素,是胡耀邦取代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1980年12月5日,在经受了连续八次的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后,华国锋提出辞职,并要求即日起不再主持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的工作。胡耀邦由此开始接替华国锋主持政治局工作。万里所以能在农口开展组织思想路线方面的清理整顿,包括一定程度的干部调整,最直接有力的支持来自胡耀邦。

 

五、突破“切三刀”

对一般人而言,1982年一号文件的主要贡献是突破了1980年75号文件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局限和理论否定,但人们所知不多的是,一号文件更具针对性的突破,是突破包产到户“切三刀”的限定,这是高层内部另一种政策思路纷争。

“切三刀”是当时农口部门的流行说法?其政策含义是,落后地区、中间地区、先进地区实行三种不同类型的生产责任制,即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中间地区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发达地区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1981年1月中旬,农委副主任杜润生随总理赵紫阳外出调查回来,提交了《关于农业政策一些问题的意见》报告,中央办公厅于3月27日转发全党。杜润生在报告中认为,中间地区和发达地区不适合包产到户,提出:“还有百分之五六十的社队处于中间状态,办得不算好,包产到户的出现,使这些社队面临新的挑战。任其自流自发地大批搞包产到户,可能引起生产关系动荡,是不利的。”这个报告认为,适合包产到户的农村有一亿到一亿五千万人口,占农村人口的25%左右。

在“切三刀”政策主张提出初期,万里没有公开明确表态,但在内部表示了不赞成。6月,万里安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张广友写了内参文章,随后又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篇内参文章明确表示,不应该用“切三刀”政策限制农民,而应该由农民自己选择采用哪种责任制形式。

在关于“切三刀”的政策意见分歧中,胡耀邦支持了万里,成为万里抵制“切三刀”的坚定支持者?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在这个意见分歧过程中,具有更高政治权威的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没有发表意见,似乎置身事外。万里晚年在回忆农村改革进程时,曾经满怀感情地说到了胡耀邦的支持。

进入1981年7月末,制定新文件的条件基本成熟了。年初先是在农业系统开展了思想整顿,政府内部从政治上反对包产到户的力量被遏制,不再成为主要威胁,同时,随着各地包产到户的迅速扩展,出现了“大包干统一中国”的势头,原来赵紫阳、杜润生设想只在25%左右的困难地区,已经被现实情况远远突破?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新文件的条件显然成熟了。

早在1981年5月,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彻底否定了人民公社制度,他直截了当地说:“合作化搞早了,人民公社本来就不该搞”。胡耀邦的这个论断,在今天已经属于常识,但在当时则超前而且大胆,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先声夺人,可谓振聋发聩。一年半以后,即1982年秋天,高层部署起草关于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的文件。又经过将近一年研究讨论,这个文件于1983年10月发出。在彻底否定人民公社制度这个问题上,胡耀邦和万里都是发改革先声的领导者,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政策和理论研究界。

为了突破75号文件,包括突破“切三刀”的政策设计,需要制定新的中央文件。制定新文件的正式提议,是总书记胡耀邦提出的。1981年7月31日,胡耀邦批了一期新华社内参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万里:“我考虑今年九?十月再产生个农业问题指示,题目可叫‘关于搞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请考虑是否叫农口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指杜润生)?再下去考察前,也可找他先谈一次。”随后,胡耀邦于8月4日找杜润生谈话,布置了文件起草工作,他特别提出了文件要写政策放宽问题,并要求提交中央拟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

文件起草工作在万里领导下进行,国家农委具体承担起草任务,杜润生是起草负责人,当年十月份,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开了半个月。会议开始时,万里讲话,谈了对农村形势的看法,并对三年来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要求大家讨论会议提供的文件草稿。会议之前,1981年10月20日,胡耀邦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文件稿;会议结束后,12月21日,中央书记处又讨论了根据会议修改的文件稿。文件没有安排进入政治局会议讨论,而是采取政治局委员圈阅的方式最后审定。当所有程序结束时,已经进入年末,作为1981年文件已经来不及,于是作为1982年一号文件发出?因为作为一号文件效果更好,影响更大,启发了胡耀邦,他决定以后每年发一个中央一号文件。

第一个一号文件出台,从高层决策流程来看,是万里和胡耀邦合作的结果。在正式政策议程中,胡耀邦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是与万里沟通的结果。显然,作为总书记、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建议搞一个新的中央文件,比作为分管领导人的万里提出来更加有分量。这可以说是胡耀邦对万里的支持,也可以说是两个人的密切合作。晚年万里曾多次谈及与胡耀邦的密切关系。胡耀邦与万里的相互支持和默契配合,贯穿了八十年代上半期的农村改革进程。1987年1月胡耀邦去职,万里倍感“唇亡齿寒”。

来源:《中国改革》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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