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小鬼”曲飞与胡耀邦的50年交谊

    曲飞，女，四川苍溪县人，曾用名罗坤、罗正坤，1921年3月出生，1933 年参加革命，1934 年参加红军，与董必武夫人何莲芝、谢觉哉夫人王定国三人，被誉为长征路上“三姐妹”。自1952年起，“三姐妹”与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耀邦和夫人李昭相识相知，几十年情感不辍。
2004年4月，年已84岁的曲飞来到革命老区河北雾灵山脚下，笔者有幸见到了这位曾在批斗场上毅然挺身妙语相护胡耀邦的“红小鬼”。

50年前识耀邦

“耀邦书记‘走’后的那些天，不知有多少人痛断肝肠。我是与耀邦同时期的‘红小鬼’，更难以接受那个事实，好长时间都以为自己在做梦。有时真在梦中与何莲芝、王定国大姐一道， 在总书记家聊长征、拉古今。那种红军情、姐弟情（何莲芝、王定国比胡耀邦年长2岁，曲飞则比胡耀邦小6岁—— 笔者注）每次都聊不够拉不完。”
“我有幸和耀邦相识，话题还得拉回到孩提时代。”
曲飞8岁那年，两哥哥在家乡与中共地下党员黄天民一起发动农民革命，不幸被国民党团总抓住砍头，父亲因是“通匪”家属也被抓去坐牢，母亲遭此重击，当场昏死过去，不久一命归西。家破人亡的曲飞被卖掉当了童养媳。苦日子刚过一个月，曲飞就萌生了“随妈妈去找两哥哥”的念头。跳河自尽未甫的曲飞几天后知道，是何莲芝第一个跳下河救了她，何当时是成立了革命政权的青钢乡人民政府的妇女主任，那天正在距曲飞跳河不远的河岸边与各村妇女代表议事。
何莲芝了解曲飞身世后，见她机灵活泼，便决心让曲飞加入乡儿童团，还是何莲芝，两年后又把缠着她死活要参军的曲飞亲手选入了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队。
曲飞参军后，始终被早就参加革命的何莲芝关照，这种关系是姐妹，也似母女，因此，曲飞说：“何莲芝是我参加革命的领路人，是我保全生命的救命恩人。”在苏区学校学习时，又与同学王定国成了好朋友。这三人，终于成为红军史上第四方面军中有口皆碑的“美女三姐妹”。谈完孩提与参军史，曲飞接着说：“1952年，我在中央财经委员会行政司工作。那段日子，虽说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国内也有‘肃反’、‘三反五反’等项活动，但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年后，过去的劳苦大众还是享受了安居乐业。那年31岁的我，虽然经历了18年战火考验，身上留有多处战伤疤痕， 资格够‘老道’了，但我仍未完全脱去稚气；虽然我已是生育了7个孩子的妈妈，但我仍有孩子般的好奇心。最强烈的心情，就是认识的、不认识的、各个部队的一大批‘红小鬼’都在哪里，都在干啥。一旦有机会，就一定要见见这些同在生死路上斗阎王的战友。心中想的，不久便圆梦。”
“第一个帮助我的还是何莲芝和王定国大姐。我们第一个要看望的，恰是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红小鬼’胡耀邦。当时我住在西郊民巷前红井2号，距胡耀邦家不远。”
“一个周日上午，两大姐找上我，没用专车，也不带任何警卫和工作人员，信步前往胡耀邦家。途中谈起当年四方面军的不幸遭遇和胡耀邦所在的中央红军走过的正确道路，我决心向胡耀邦讨教。在我心中，还有一丝不安，毕竟两大姐在中央机关工作，早就见过耀邦，不论个人往来还是工作接触，一切都很正常，而自已是个没有任何领导头衔的‘老百姓’，硬找个理由，也不过‘红小鬼’三字，会不会被耀邦冷淡， 会不会影响耀邦工作，一切都在未知中。言语间，我流露了这些担心。”
“不想两大姐开怀一笑：亏你还是个‘红小鬼’，大腿掉块肉也没听你说怕呀、担心呀，冲锋陷阵也没缺过你，怎么解放这些年胆子倒小了？你的泼辣、爽快劲儿哪去了？长征路上‘方便方便’都没有背过人呀。岁数不大，老脑筋！”
“大姐说的是玩笑，我却笑不起来。接下来何大姐认真了，说胡耀邦特有头脑，1929年14岁就加入了共青团，1932年在湘赣省委做青年工作，1933 年就在中央苏区儿童局，当年8月任中央苏区宣传和青年部长，同年9月入党。长征到陕北后，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正是因为胡耀邦的特殊经历使然，他身上比别人自然多了一分热情、真诚，多了一分爽快与机灵，处处流淌着年青人的朝气与活力，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等老一辈领袖，对胡耀邦都曾多次给予极高评价。而没有官架子，常在百姓中， 是胡耀邦另一种鲜明个性。何大姐如数家珍，使耀邦整个形象，在我脑海里变得清晰、高大起来。”
“那年耀邦任团中央书记才37岁，官做得不小了，可家门口并不难进，工作人员与两位大姐是老熟人，事先打了招呼，‘晋见’非常顺利。”
“进得屋里，胡耀邦早候在了客厅，刚沏好的茶冒着热气，洗好的水果点缀着水珠。‘三位女士来啦，快请坐，快请坐。每次都是来两位，今天是二加一呀，难怪清早喜鹊喳喳叫，果然又一位仙女来。果然名不虚传！’这段精彩的开场白，听得人心里热。接着又听耀邦说，‘早知红四方面军有三个好姐妹，今日得见果不其然’。这时候，我那颗不安的心完全静了下来。”
“报过我的家门及年龄，耀邦快人快语：‘曲飞小我几岁，但老话儿不好改啊，过去都叫何大姐、王大姐，现在加上个曲妹妹，干脆统称老大姐。’谈起那段特殊的冰雪日子，胡耀邦感慨地说：‘四方面军走过的弯路，不但给革命造成无法换回的损失，也让你们这些女同志、小同志多吃不少苦，我随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天天都惦念还在雪山草地折腾的四方面军战友。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难不倒红军，却让一个错误路线整苦了一个方面军。几万红军将士的生命，白白牺牲在错误路线的阴影下。张国焘！真是罪过！”

批斗场上“护”耀邦

第一次见到胡耀邦后没几年，曲飞凭着“红小鬼”的泼辣与好学上进，先后到中南局商业部五金公司、石油煤建公司、医药公司等单位任经理职务，1960年又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任信贷处长，从不把官职看重的曲飞这些年的“格言”，使许多人认识了曲飞：“光说我好的人，升不了我什么官，故意找我毛病的人，也免不了我什么职，我就是我，红小鬼的我，啥时候也变不了味儿。”除了这些掷地有声的“格言”，曲飞还有“六不”原则：不贪污、不盗窃、不投机、不倒把、不违纪、不枉法。这个“六不”，也是单位内外广为人知。
也正是由于曲飞几十年坚持自我，终于由她自己亲手导演了一出“文革”期间批斗场上以凛然正气连珠妙语保护胡耀邦的“正喜剧”。
说起这一段，曲飞仍然眉飞色舞：
“那是1966年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从我家附近一所中学高音喇叭广播中，得知当晚在中直机关大院批斗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中点到了胡耀邦的名字。听到广播，我不禁一惊，说胡耀邦走资本主义，凭着几十年对他的了解，绞尽脑汁也找不出半点资本主义的影子。”
“不信归不信，不服归不服，连自己所在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同是老红军的胡立教不也被批斗几回么？想到这，我没心思吃晚饭，想尽早挤进批斗场。”
“真的挤进批斗场，我的心也不由得凉了半截，只见那些未褪去稚气的红卫兵个个装点威严，清一色绿军装，衣袖挽得高高，左臂靠肩处一色的红袖章，因天色渐晚，已分不清袖章上写的什么组织，仅‘红卫兵’三字隐约可见。”
“孩子们‘如临大敌’，我也如临‘战场’，如何保护耀邦，是我当时心中的唯一念头。我坚信胡耀邦和他干的事业、走的道路的正确与重要。”
联想间， 被批斗的十多人被‘押’进来，走在中间的是胡耀邦，其他则要从胸前的大牌子来辨别。看得出，近两个月的‘走资派’生活，胡耀邦还那么精神，但身体却明显瘦削，我难以相信老革命们，这会儿为啥给戴上‘走资派’帽子，而面前要批斗他的偏又是革命几十年所解救的劳苦大众的后代！一时间，这些不理解伴随着冤屈同泪水混合在一起，夺眶而出。就在这时，我看见耀邦向我这边转头，分明在用眼神暗示我。是要我坚强些？是要我离开此地？还是要我别引火烧身？我顾不上想这些，只要耀邦知道有红小鬼曲飞在他身边就够了！”
“批斗会进行得还算文明，我也稍稍舒了口气。暗自祈祷轮到耀邦别出差错。谁知‘哪壶不开提哪壶’，听到有人高喊：把‘走资派’胡耀邦押上来，我的心立刻揪到了嗓子眼儿。这当儿，又有人喊，让胡耀邦从狗洞子钻过来（两条板凳架一起腾出的空档—— 述者注），听到这侮辱性的语言，我火冒三丈，刚要发作，又见胡耀邦在瞅我一眼后把头转了过去， 这分明在告诉我—— 别鲁莽！”
“转瞬间，我计上心来，随即高喊起来：‘红卫兵小将们，我知道胡耀邦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鬼，在延安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因此，他是毛主席的红小鬼。今天，红卫兵小将又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咋能有一个钻狗洞子呢？让胡耀邦钻了狗洞子，毛主席知道了不高兴，咱们自己也不光彩吧？我建议，凡是被毛主席表扬过的不论是红小鬼还是红卫兵，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作为战友，胡耀邦有错就帮他改正错误，暂时没错就进行下一个！”
“我的高嗓门，我的四川味，真的在批斗场上发挥了作用。先是片刻的肃静，接着在几个角落都发出掌声和许多人的叫好声。我说完那些话，心中也没底，听天由命了，掌声和叫好声，使我感到了知音的份量， 心里敲打的小鼓也平静了许多。”
“没等高兴起来，几个恼怒的红卫兵直冲我而来：你是什么人，凭什么敢破坏批斗会，你再闹，连你也挂牌子站上来一块批！只听鼓掌那边有人高声答：她是红小鬼，毛主席在延安表扬过，她叫曲飞，在毛主席那都挂号。”
“这真真假假几嗓子，真的感动了一些人， 也唬住了那些大孩子，只见他们迅速收起板凳，安排耀邦站到已进行完的一拨人当中去，这时我第三次看到了胡耀邦盯住我的目光，那其中有交流，也有宽慰，当时的我，作梦也没想到‘临场’发挥那么好。要知道征战这些年，流血不流泪，丢命无所谓，就怕在众人面前讲政治话，没想这回歪打正着，弱项变成了强项。当然我更知道，批斗场上多数人都不情愿批斗人人尽知的大好人。而我自己，无非是代表他们说了句该说的话，无非自己也是红小鬼。”
“那次批斗会后，不少同事和朋友对我刮目相看，我自己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勇气。之后不久在我们人行批斗行长胡立教时，也有戴袖章的工人专政队员要把行长反绑胳膊吊起来， 有了上一次成功尝试，我又‘重操旧业’，挤过人缝，站在批斗台前慷慨陈词：胡立教是老红军，对革命有过重大贡献，咱们自己的红军行长还要被自己人反绑吊起来，要是有个好歹，行长伤了、残了，对得起老红军吗？有啥错批啥错，他站在台上听清楚了也好改正，把人吊起来啥也听不进记不住，水平再高的批斗岂不也泡了汤？”
“又是一次成功‘救主’。多年后， 胡行长还把那段故事当成美谈。”

不甘冷落慰耀邦

自从1966 年8月31 日团中央机关罢了胡耀邦等一批“官”之后两年来，胡耀邦除参加几次批斗大会外，基本赋闲在家。极高的革命热情、旺盛的工作精力，使胡耀邦有了大量的读书时间，两年间，他选读了《资本论》、《列宁选集》，还读了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诗词，从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到世界名著到伯恩斯坦、希特勒等的传记和科技小册子，都在他的阅读范围。
曲飞对胡耀邦赋闲在家近似囹圄的遭遇非常不满，也非常不服。其实曲飞只从单纯的红小鬼角度挂念着耀邦，却不知晓此时的耀邦早已从浩翰的书海中寻找到了乐趣，吸收了无尽的营养，并为后来复出承担总书记重任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9 年5月，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2000多人照林彪的“一号命令”，全被强制迁移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这时的胡耀邦也未能幸免，再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大会批斗也因“没啥好批”而流于形式，正是因为这，胡耀邦也被遣送到黄湖干校继续“劳动改造”。在这之前两年多“罢官”期间，曲飞曾多次到胡耀邦家看望、慰问，每次回家后，总会有好心人对曲飞明示、暗示，也有特殊身份的人对曲飞提示、警告，有时甚至把不明身份的人派到曲飞家里念“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凡是敌人拥护的……。”对这些阴阳招数，曲飞心中有数，她坚持自己的格言“我就是我，我就是曲飞”。在曲飞记忆中，两年时间里，不下十次看望耀邦，每次都有收获，每次都有感悟，每次都能从理论到实践对历史问题与现实社会种种现象进行分析后得到认识上的升华。
多次看望与慰问，两个“红小鬼”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也为尔后两家联系打造了坚实基础。说起那次印象最深刻、经历最精彩的慰问，84岁高龄的曲飞布满“历史年轮”的脸上大放异彩，看得出，美好的回忆对曲飞那么甜蜜，以致于耀邦已离开我们15年后的今天，也丝豪减弱不了曲飞回忆往事时的热烈情绪。
“在去胡耀邦家之前，我照老习惯，与救命恩人何莲芝取得了联系， 何大姐又与王定国通报了情况。她们对我的果断支持，出乎我的意料。何大姐在电话中说：‘你认准的事就去办吧。现在就是有居心险恶的人唯恐天下不乱，不但要把好端端的党搞瘫痪， 还要把老干部、好干部统统打倒，不能让这些人得逞。你无官一身轻，去慰问耀邦一是方便，二是应该，三是你也不仅仅代表自己，在你的身后，千百万人民和共产党员会支持你，会与耀邦站在一起。见到耀邦后，顺便转达我和定国的问候，就说咱们代表了所有的红军老战士慰问他，同时祝他保重身体，共迎胜利的明天。”
“何大姐的话，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心，如果说原来还有些顾虑，怕给耀邦添麻烦，怕自己的想法不成熟，而今大姐一席话，小妹胜读十年书。”
“为把握起见，我头次登门看望耀邦什么也没带，那是个四周都是眼睛的‘亚恐怖’时代，带任何东西都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时的胡耀邦家，已稍显冷落。向工作人员通报姓名和来意后，从来人面部表情由阴至晴又到笑容满面，我的心彻底踏实了，至少对方告诉了我：欢迎来访！接到禀报的耀邦快步迎了出来，夫人李昭也如影伴随，笑容满面，不离耀邦半步。”
“就在那一刹那，我看到昔日的‘红小鬼’，后来的团中央书记，眼下的‘软禁囚徒’，还是那么精神，还是信步如飞且笑意灿烂。我心里想：他没有倒下，还是那么坚强，那么乐观向上。想到这儿，我心头一热，不禁泪珠滴滴而下。
“耀邦和李昭一人抓住我一只手，静静看着我流泪，两人一句话也没说。其实从我们握在一起的六只手不停颤抖便知道当时的心情多么激荡，正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呀。不知过了多久，李昭大姐轻声说：‘快进屋吧’，耀邦还是那么乐观幽默：‘老大姐，请！’进屋后，耀邦继续着他的幽默：‘都说阳光总在风雨后，今日得见曲飞，算是全面领教啊。’就这一句，逗得我和李昭都笑出了声，尽管这笑容与泪痕交织在一起，笑声中又带些苦涩。”
“坐定后，李昭大姐端来热茶说：‘请用茶’，耀邦接口就答：‘不对，应该说请用香茶，曲飞可是在曲曲折折中飞来的报春鸟呀。’”
“耀邦这么看重普通‘红小鬼’，可见耀邦心灵深处的平民性。当我汇报何莲芝和王定国两位大姐要我转达的问候时，耀邦紧锁眉头，像是回答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她们也不容易啊，遭受的打击比我重，环境比我还艰难。’我听后心里一怔，怎么两大姐遭难未曾对我有过只言片语，难道这些革命者心中只有别人？再一细想，这么好的人都要挨整，岂不是没有了天理！”
“我心里想着，嘴里不免自嘲道：‘早知道救人的人和帮人的人都挨整，何大姐还不如不救我，或许也没有这一劫。’见我思想要跑偏，耀邦紧接着说：打住，说这话咋不像‘红小鬼’曲飞了，再说下去就变成‘牢骚鬼’曲飞了。”
“看耀邦脸色凝重起来，我知道要转入正题，按军人习惯，上身自然端正。耀邦道：‘曲飞你胆子太大了，那天的批斗会你也敢闯，原以为你听听就得了，你还敢说，而且那么大声说，那一会儿差点成了大会主持。作为我个人，我深深感谢你的勇敢，感谢由于你的勇敢带来的‘从轻发落’，也让在场有正义感的人受到了教育受到了震动，正义自在人心么！可你不知道，应和你的掌声和帮你解脱的那块人群中，像你一样对革命赤胆忠心的人可不少呢， 他们不但在暗中保护我，也恰巧因你帮助我同时也帮了你。不然的话，那些发了疯的人怎么轻易放过你？你可能以为自己是单枪匹马，其实你和我都不孤单，永远都不会孤单。’”
“听到这我才恍然大悟，难怪许多老革命，老红军被打倒，偏偏我这个‘红小鬼’有那么大能耐，像传说中的关羽‘单骑救主’，我曲飞也能‘一席话救场’，现在才知道内幕，不由得额头渗出一层冷汗。”
“耀邦还说，我闲赋在家是很寂寞， 但我脑子里一天也没有轻闲。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多少人流血牺牲，你曲飞大腿上的一块皮肉，不也留在了战场上？当前的革命要革什么，人们需要深思。国家不能乱，民族不能乱，人心不能散啊。当前这个样，肯定有看不见的黑手在搅动我们的事业，长此下去，长征的苦要白吃，抗战的血要白流。你在工作岗位上没受冲击，要珍惜大好时光，更要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指导实践的水平，切记毛主席一句老话——实事求是。”
“转眼在耀邦家呆了近两个小时，我感到长进了不少，清醒了许多，对自己近似鲁莽的热情，有了新的认识。我打心里感谢耀邦，也感谢始终带着笑脸陪伴在旁的李昭大姐，削水果，沏热茶，偶尔说句得体的话，调节着血与水的交融。我心中暗想，一个天底下难寻的好女人， 嫁给一个地上难寻的好男人，该有多幸福。”

“求助未果”叹耀邦

曲飞与胡耀邦“红小鬼”加走亲戚的关系，在风风雨雨中迈进了第11个年头，即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年。这年3月，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年底又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短短的一年内，胡耀邦策划并主导了两件具有跨世纪意义的大事，一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他组织并修改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惊世大作。文章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而在这之前，仅文章题目就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等八次易稿。一些知名人士说：“文章能顺利发表，耀邦应立头功。”二是为大批涉及冤假错案的老干部平反。被林彪、“四人帮”集团迫害多年、长期从身体到精神两方面受损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一些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在私下里称谓耀邦胡青天。”
除了这两件大事情，胡耀邦对普通百姓黎村苗寨少数民族同胞，在随后的日月里也尽显了中华民族的仁义与厚德。说起这些，曲飞了解最多，可话题却从“自讨没趣求耀邦、碰壁反而赞耀邦”这个特殊角度谈起。
“从1952 年认识耀邦开始，二十六七年了，我从内心佩服耀邦的伟大、宽厚。就在他挨整的年月，丝毫没动摇过我对他的崇敬，没怀疑过这位老战士‘红小鬼’对革命赤诚的心。”
“而耀邦对我的教诲，使得我不断进步，可以说耀邦是我的战友、兄长加良师。为不干扰耀邦，在他重新工作后，我看望他的次数减少了，因私事一次也没有找过他。但在1978年春天，我迫不得已求助时任中组部长的耀邦，万没想到我与耀邦这么深的交情，竟碰了一鼻子灰。”
“我的大女儿徐莎萍与丈夫黄松柏自部队转业分配到东北吉林市工作，相继有了两个男孩。小日子过得挺红火。后来，巨大的不幸降临在女儿身上，她刚40岁的丈夫在一次组织机关干部职工活动时不幸因公牺牲。那时女儿的大孩子才6岁，小孩子2岁正丫丫学语依依习步。家中的擎天柱倒塌后，我女儿整日以泪洗面，心中的巨痛又不想对别人诉说，每月三十几元的工资再抚养两个孩子已捉襟见肘，女儿的心被无情地重击粉碎。”
“我得到噩耗，悲痛之至。女婿是军人出身，为人厚道正派，在单位任领导职务却从不摆官架子，口碑极好，我对他的喜欢甚至超过了女儿。”
“女儿的境况，又令我面对两难选择，一是必须对其他儿女封锁消息，由我独自承担失去亲人的痛苦，同时设法抚平女儿中年丧夫心中留下的伤痕。二是尽快把女儿调回北京，回到妈妈身边，让我们母女共度这段困难时光。思来想去，我决定双箭齐发。我独往独来风风火火的犟脾气此时已按捺不住。头一箭是次日我就独自去了东北，女儿见我后抱头痛哭，我也任由女儿的泪水抛撒在我的双肩，‘知女莫若母’啊，一副弱肩膀两个淘气娃，任人都会为此动容。”
“三天后我回到北京，其他儿女对大姐家的事儿依旧全然不知。他们知道母亲果断干练男子汉般的性格已无法改变，因此从不为母亲‘失踪’几天而着急。我准备射出的第二箭，是红小鬼战友胡耀邦当中组部长了，找找他，把女儿调回北京！那天踏上求助路时，虽说底气不足胆儿不壮，但女儿莎萍可怜巴巴的眼神和弱不禁风的身体，已搅得我六神无主。见到耀邦时，半天张不开嘴。耀邦笑道：‘今儿个唱的哪一出啊？批斗场上都敢说敢喊，今天反倒吞吞吐吐，也好，羞红的脸颊、出水芙蓉。’李昭接着说：‘妹子有啥快些说，天大的困难咱们顶着，都是痛快人，别憋坏了身子。’”
“听到这儿，我泪水刹时模糊了眼睛。耀邦见状，忙挪椅子让我坐下，李昭大姐递过热毛巾，双手扶着我肩站在旁边劝慰，这样反而开启了我的泪眼闸门，总想在亲人面前流个痛快。因为，大女儿1939年出生就送给了延安老乡家，作为母亲，没给孩子喂过一口奶，没洗过一次尿布，直到解放后才由组织派人把女儿找回，母亲欠女儿情啊。”
“听我诉说事情的全过程和难以启齿的请求，耀邦的表情由同情到爱怜，又变坚毅，在和李昭对视片刻后把头转向我：‘曲飞啊，儿女的遭遇我同情，你对女儿的歉疚我理解，照常理儿，我点个头打个电话就能办，谁让我是中组部长呢？可是我想想还是不能办啊，知道这样会伤‘曲妹妹’的心，可咱们静下心想想，我们都是十二三岁参加革命，不正是需要父母照顾的孩子么？正是为了天底下千万个孩子不受罪，我们先受点罪算是主席说过的‘先吃了梨子’。现在而立之年的孩子遇到这些困难，不该被压倒呀。如果工作需要调回北京，我不反对，如果只因那些困难调回北京，我不能破这个例，而且明确反对，谁让我是中央委任为人民把关的中组部长呢？”
“耀邦的话，事先我也料到几分。但没想到这么干脆。冷静一想，耀邦的话倒是语硬情深，刚中显柔，让人打心里服气。再一想，长征路上自己大腿被子弹穿透撕裂了皮肉未掉过泪，先后把刚出生的老大老五送给老区乡亲也没掉过泪，这回怎么非要违背原则儿女情长？”
“响鼓不要重锤，不是我曲飞吹牛，这些道理我懂，碰一鼻子灰也在情理之中，从红小鬼到老太婆，从女娃子到人人尊重的老革命，知错改错的勇气从来不缺。后来有人问为何不提提批斗场‘救驾’的茬儿，我自豪地回答：‘那怎能是红军战士的肚量？’”
“不为我自己喊冤，是因为对耀邦的敬佩，这敬佩又缘于后来对耀邦更深的了解。就在我求助耀邦那年冬，耀邦的外甥黎尚农当了8年知青的儿子去北京看望舅爷，娘亲舅大，何况外甥的孩子当了8年知青，要说苦，绝对没少吃。问寒问暖过后，孩子提出所在的地方正在征兵，请舅爷搭搭话儿圆自己的参军梦。这在当时太正常了，而且也有一定比例的高干子女亲友征兵指标，只需耀邦点个头。可孩子期盼到的却是耀邦笑眯眯一句让孩子凉透心的话：我不能带这个头！谁让我是中组部长呢！片刻耀邦又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你参军报国，有远大理想，我支持你也相信你会有出息，可不通过自己努力得到的成果你也不会珍惜它。孩子，我说的对吗？孩子当知青时就知道舅爷的人品和在社会上的口碑，如今一见，岂能不受教育。”

异乡病榻悼耀邦

曲飞最后一次去耀邦家，是耀邦任总书记期间，曲飞说，那是五年间唯一一次，别人问起为啥去的少了，曲飞说，我的性格就这样，你行的时候，我不求你，你忙的时候，我不干扰你，你下野遭难时，我不离开你！
去耀邦家那次，是因组织安排，曲飞由人民银行总行信货处调任湖北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任主任职务， 耀邦仍打趣对曲飞说，“官大了，工作性质变了，红小鬼本性也该丢啦！”曲飞急了，接过话茬赶紧表白：“找您就是向您表表决心，红小鬼本性变不了，党性原则也变不了，嗓门可能会小一点，这次来就是听总书记嘱咐的。再说，一个厅级干部和中央书记比，是个啥子官哟，真想要官，你又小气的很，要也不会给，你的外甥孙子想当兵你不也让孩子白张一回嘴？”
站在一旁的李昭大姐听了这话儿笑得弯了腰，替耀邦说了句：“曲妹妹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在欢笑之后，耀邦对曲飞上任后注意些什么问题，细心地交待了一番，因为曲飞毕竟在专业性强的银行岗位干了15年，接触别的工作机会又太少。
带着满意的心情，曲飞告别了耀邦夫妇。谁知，这一别竟是与耀邦永远的诀别，在曲飞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笔者注意到，讲述这一段，84岁高龄的曲阿姨昏花的老眼滴下了热泪。
“1987年春，我离休后不久，身体感到不适，经检查，患上了结肠炎、肺心病等多种疾病，被子弹穿过的大腿阴天下雨总是疼痛。从不住院的我被孩子们批评了一顿，仔细检查，结肠炎已到了非手术不可的程度。经家里商量并报经湖北省政府办公厅同意，我到气候适宜的武汉手术，这一住就是几年，医院控制住了我的身体病痛，却未能防止另一件更重的精神打击突然降临！”
“我从北京的儿女打来的电话得知，1989年4月8日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治疗，未能挽救，终于4月15日晨7时53分逝世，享年才73岁。”
“从得到噩耗起，我险些被重击击倒，精神上的打击尤甚，几乎整日以泪洗面，陪伴在身边的孩子见我这样，也急得上火，北京的孩子听说‘天下大乱’，便分工派人赶来武汉‘救场’。孩子们知道我与何莲芝、王定国同胡耀邦和李昭一家的世纪情感，耀邦突然过世对母亲的打击意味着什么，他们心里很清楚。”
“在安慰我的同时，孩子们提出用什么方式去耀邦家悼念并慰问李昭。这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也是唯一能寄托我哀思的方式。”
“凭我的情感，返回北京前往耀邦家吊唁，都应该是我的事儿，儿女们深知这点，故谁也不能‘自告奋勇’，可是我不争气的身子骨已卧病榻年久。几经思考与商议，我决定派二女儿徐莎莉和女婿郑知行前往耀邦家吊唁。”
“听俩孩子说，李昭阿姨得知孩子前往的消息，早早候在耀邦灵堂，迎接千里之外的亲人。吊唁的人很多，自发前往的百姓更多。女儿看到远在大连的养殖个体户姜维，也千里迢迢赶往耀邦家中献上自己的哀思，姜维在留言薄上写道：‘是您指导我们干了光彩的事业。千万个体户永远铭记您的恩情。我们永远听您的话，干光彩的事业，做光彩的人。’”
“李昭大姐在吊唁厅一手拉着一个，嘱咐俩孩子要努力工作，侍奉好母亲，要把对耀邦的思念化为对耀邦所热爱事业推向前进的动力。”
“斗转星移，我在湖北武汉的住院治疗和休养已持续了大约5年，孩子们都知道母亲心中一直都为不能亲自参加耀邦追悼会而遗憾。1999年4月1日，在耀邦病逝10周年清明节前四天，我顾不上未完全康复的身子还有不适，也不顾孩子的规劝，挣扎着踏上北去的列车。”
“清明那天上午，在二女儿女婿陪同下，我缓步迈进耀邦家大门，李昭大姐迎上来握住我的双手，看着大姐消瘦的面容，禁不住热泪奔涌。10年了，不知大姐如何熬过耀邦离去后这段时光。我与大姐相视无语，此刻任何语言都显苍白，只有半世的相知才换得半世的牵挂。”
“2000年清明节前夕，我因在武汉住院做手术不能前去悼念耀邦，就委托我的二女儿俩口子捧着我献给耀邦的挽词去看望李昭大姐，其中一段话，记忆最清楚：川北任职主任时，群众即颂包青天。伟烈丰功，费尽移心力；公正无私，一言万民齐。其人虽已去，千载有深情，催我泪如雨，丹心痛入天，碧玉归天地，民心亦可期。”此时曲飞言犹未尽，心绪难平，转而又对我说：
“这次写我与耀邦，我又琢磨一首心灵小诗献给耀邦：当年红小鬼，后日矗丰碑，一身正气歌，两袖清风吹，呜咽君离去，神州大地悲，黎庶悼骄子，党心民心归。”

（来源：钟山风雨  2004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