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我国工业化的道路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之五

《南方周末》编者按：

6月18日、6月25日、7月2日,本报陆续刊发了胡德平同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系列文章的前四篇,这里是第五篇,也是最后一篇。本篇回顾了耀邦同志关于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如何走工业化道路的思想轨迹,并在“结束语”部分交待了写作本系列文章的缘由。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摘自耀邦同志1969年写给毛泽东同志的建言信；作者标注着重号的地方,改以黑体字排出。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四亿五千万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共和国的建立,无疑是世界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在获得独立、自由以后,如何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时代性课题。这一课题破解成功,将令世人更加信服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假如像苏联那样轰然瓦解,那就是中国历史的莫大悲剧。

一、一个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

耀邦同志的建言信写于1969年,当时还没有勇气冲破政治和经济关系中“左”的观念。因为毛泽东同志不但非常强调“政治挂帅”,而且接受了“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极端唯心主义观点。但耀邦同志还是有胆量,更有兴趣说出他对经济建设的思想:在对主席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这个必然王国的认识已经得到普及之后,使主席关于经济内部的相互关系这个必然王国的认识也普及开来,就显得非常重要的了。

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相互关系的核心是什么呢?他说:主席不但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正确方针,还提出了工农业相互结合,即亦农亦工、全民办工业的伟大方针。

……这个方针不但抓住了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关系的一个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解答了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耀邦同志认为,“亦农亦工”、“全民办工业”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关系的“一个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也就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这条道路同样要号召人民发扬奉献精神,也同样要强调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党政干部积极为国做贡献,但不主张工业剥夺农业,城市压抑农村；而主张工农、城乡之间各种生产要素彼此结合,优化组合。他讲了经济,难道没讲政治吗?工农、城乡的平等地位不是政治是什么?讲空洞政治有功,干具体政治有过,如何得了?

毛泽东同志的“大跃进”思想,包含着“亦农亦工”、“全民办工业”的重要内容。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刘少奇同志何尝没有“亦工亦农”、“亦农亦工”的观念呢?

1964年8月22日,刘少奇同志在广西干部会议上就说:农村的工厂,农村的技术推广站、排灌站、畜牧兽医站、拖拉机站,如果都搞成固定工,将来也不得了。……所以这些人都要实行亦农亦工。(《刘少奇选集》,下卷,p470)

有些工厂不要办在城市里面,可以办到乡下去。(同上)

城市里面有的工厂,我看也可以实行亦工亦农。(同上,p471)

刘少奇同志还说到解放前唐山煤矿的情况。唐山煤矿历来是农闲时从农村招进临时工开坑道；农忙时临时工回家,剩下的一部分工人挖煤。他还说,我们如果这样做,职工家属也免得进城,农民也学到技术,对缩小城乡差别也有好处。

耀邦同志同意毛的“工农业相结合”的思想,也同意刘的“亦农亦工”思路。他在信中提出的“一个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既表明了他对农村经济建设的基本观点,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刘少奇同志的观点。硬要批一条不存在的刘邓路线,难矣。

这一最核心、最本质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除涉及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物尽其利、资源共享,国企改革,发展社队企业,消除贫富悬殊等问题外,还涉及到很多其他重要问题。

如技术问题。耀邦同志非常重视人的技术、专长。他认为工业支持农业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技术支持。“大跃进”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力量不足。今后兴办起来的社队企业,就是农民学习工业技术的好场所,社队企业就可以走一条技术上由低到高、从半机械到全机械的发展之路,同时社队企业又会对国家工业提出新的技术要求,他说:正是由于联社工业的不断提高、扩大,联社工业对国家工业技术设备的需求也就不断扩大,并且强有力地刺激着国家工业技术设备不断向高、大、精、尖方向发展。

人们都知道计划经济中许多产品,都那么傻、大、黑、粗,耀邦同志提出了与之对立的“高、大、精、尖”的产品,就足以说明他对技术的重视。

再如消费问题。耀邦同志不是口惠而实不至地提倡消费,慷国家之慨。他之所以提倡社队企业,乃是由于社队和农民关系最近,企业

的利润与每个社员的切身利益都紧密相连。他说:正是由于(甲)社员能够直接从联社工业中得到利益；(乙)又能间接从联社工业支援农业使农业不断增产得到更多的收入,社员对国家大宗的轻工业产品和其他消费品的需求量也就不断扩大。

农民的消费要和增加收入挂钩,才能形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耀邦同志指出,社队办有企业,农民既可以直接从企业经营中得到收入,又可以从社队企业支援农业,从而提高农业的产量,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就可以扩大消费。直到今天,这两项还都是农民的主要收入。

再如小城镇建设问题。耀邦同志在建言信的正文中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在一个小注上,他留下了一段重要的文字。1969年3月5日的《参考消息》刊载了法国杂志的一篇文章。文章认为当今世界面临三大爆炸———城市、贸易和科学的大爆炸。耀邦同志认为文章对他认识“苏联的城市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写道:今天苏联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两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里,五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十万人以上的城市里。城市人口爆炸性的增加,对苏联制度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这段文字表现了他对苏联小镇、小城的研究兴趣。我国如若出现大量的小城镇,必然和社队企业、工业支援农业密不可分。在耀邦同志的思想中,把两者紧密联系起来始于何时,我不敢确定,但这一注解显然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节点。“文革”结束后,在社队企业发展的同时,他不断强调小城镇的意义和作用绝非偶然。1978年2月3日,他对一位友人说:一定要建设好农村,要建设发展乡镇、小城镇。乡镇逐步形成规模,星罗棋布,将众多农民吸引到小城镇,以城市带动星罗棋布的乡镇,带动农村,形成网式格局,也许是解决中国众多人口的一个方向,一个发展模式。

有此思想基础,所以耀邦同志非常推崇费孝通先生对小城镇的研究。

前面几篇文章,都是从耀邦同志的建言信谈起的。所谈经济问题的核心,都是计划、计划经济、计划产品之外的问题,也可以说谈的都是非计划的商品、企业、市场、消费、交换等问题。可以说,这就是耀邦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前对经济建设的主要思考,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个东方的农业大国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耀邦同志对计划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是逐渐明确的。近日,据厉以宁老师介绍,1983年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党中央成立过“计划体制改革小组”,他是改革小组成员,小组直接向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同志汇报工作。

二、“亦农亦工”思想的发展历程

1960年12月1日耀邦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农业战线的伟大斗争中造就一代新人”的文章。

是年,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最危难的一年。“大跃进”的失败,并没有动摇耀邦同志在农村办工业的想法,他在文章中说:随着工业合理布局的发展和从根本上消灭城市与乡村差别的需要,工业也是更多地要到农村里去办。

这是他“亦农亦工”、“农工结合”思想最早见之于文字的表达。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城市的工业企业采取了退二进三,或退三进四的布局调整。我想有一天,许多工厂就会干脆离开城市,移转到广大的农村,不再在城市的二环、三环、四环城圈中做文章。

在文章中,耀邦同志还结合中国的国情向青年们解释说,我国重工业原料40%来于农村,轻工业原料80%来于农村。轻重工业都要以农村、农民、农业为重要销售市场。我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也直接间接来自三农。而且一个农业大国要和国门之外的世界打交道,用什么物资和别国交换,也只能以大量的农产品、畜产品、土特产品、时鲜的水果进行买卖交换,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也概莫能外。

耀邦同志对“九大”十分失望,他把失望之情告诉了我的同学俞敏声,但他仍未失去最后的希望。果然两年以后,父亲又写来一封情绪极高的家信。他看到了《人民日报》关于河北遵化县农业机械化的一篇报道(现在了解到,这是在当时任副总理的华国锋同志指导下采写的),这篇报道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他写道:在我看来,主席是希望我们党在这十年左右,解决两件大事。一是世界大事:充分利用矛盾,加强备战,加强革命的援外工作,把搞垮世界上的两霸作出一个眉目来……此信写于1971年9月30日,10年之后是否“作出一个眉目”?可求诸历史。20年后真垮了一个霸主,但不是被我们搞垮的,是霸主自己垮掉的。

至于另一件大事,耀邦同志说:一是国内大事,狠抓农业机械化,并以农业机械化为楔子,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全面的、持久的、稳定的大跃进局面。这是一个极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此信写后十年左右,我国农村确实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出乎他的意料,不是由机械化引起的,而是由“包产到户”引起的巨大变化。关于“亦农亦工”,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在他脑海中,他的思想意识流或潜行或喷涌,从未平静过。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有人好心地批评耀邦同志,爱用青年团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如果不是运动群众,群众运动有何不可?就是不搞群众运动,也要走群众路线。千万不要把改革大业寄托在少数精英的身上。就是极少数人搞的科研,也要解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最迫切的课题。就说“产学研”吧,也应把解决企业、产业中的难关、瓶颈放在首位。

邓小平同志对青年团的工作十分关心,经常予以指导,他一再告诫团中央的领导同志要“懂全局、议大事、管本行”。耀邦同志获益匪浅,并在“议大事”之中,不时加以他的理想色彩,使他的议论有时充满了浪漫的浓墨重彩。比如,他在家信中写道:如果一个全面的农业技术改造计划实现了,那真是农村一切面貌都大变样了:什么耕地不够,什么低产作物,什么穿、吃、用困难,什么各种灾害,什么就业门路不多,什么农业劳动太苦太累,什么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难以展开的一系列问题,都会起根本的变化。这的确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艰巨而伟大的工程。你们这些年轻人能不动心吗?

父亲关于发展农业的思想仍在不断前瞻远方。说来惭愧,当时我正在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当一名不合格的镗工。林彪自我爆炸的消息,我刚刚知道。震惊之外,就是狂喜、狂喜!自己还该学点什么,做点什么,完全没考虑,浪费了宝贵时光,辜负了信中的期望。

三、结束语

今年5月,我去陕西西安出差。杨伟名所在的户县近在咫尺,一股强烈的愿望,催促我5月19日驱车驰向户县,找到杨伟名的儿子杨新民和了解杨伟名情况的县政府退休干部刘明瑞同志。

据他们介绍,杨伟名只念过三年私塾。以后借邻居谢志安的课本,自学完高中课程。解放后,他有一位同街好友,是名邮递员,每天接到报纸后,第二天才分发。杨伟名就借这一空隙时间读完当天的报刊。他又酷爱文学,与第一篇文章的推测不差,他确实喜读《红楼梦》。平时给大婶大娘们讲《聊斋》鬼狐的故事,田间干活时给大家讲《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人缘很好。“文革”期间,杨伟名因和西安冶金学院一位觉悟了的红卫兵来往,再加上1960年代初的“万言书”,被批斗得十分厉害。1968年5月5日夫妻双双自杀。死前,嘱咐儿女,借青羊寨姨婆家一斗包谷,欠县城一个修眼镜师傅十几元钱未还,望子女代父还债。

1964年耀邦同志的秘书戴云同志到户县蹲点做调查研究,住在玉蝉乡曲抱村。此村距杨伟名家仅两公里多,戴云和当地宣传部干部对“四清”运动的形势讨论很多,分歧也很大,当地干部都记得他还在县剧院做过一次报告,1964年12月30日,耀邦同志调到陕西省任省委第一书记,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

杨伟名同志遭到毛泽东同志的严肃批评后,接着西北局、陕西省委、户县县委、公社党委又派来四级工作组对杨伟名展开批评帮助,直至1963年年初。杨伟名早已闻名全省,戴云同志来到户县,不可能不知此人,戴云同志对户县的调研不可能不向耀邦同志汇报。到底耀邦同志知道不知道杨伟名其人,由于戴云同志去世已久,现已无确凿的材料可查。

但我知道,耀邦同志在陕西工作期间,明确主张开放农贸自由市场,不赞成批斗投机倒把的群众,强调“四清”运动是教育人的运动,并把大批被关押的社队干部释放出来,对他们边工作边考察。他所提出的问题并未超出杨伟名的范围,结果其命运也和杨一样,在陕西工作了一百天,被批判了一百天。1965年6月20日,叶剑英同志携他乘飞机回京。直至来年3月9日,邓小平同志路过陕西,针对批胡的会议作了“灭火”的指示,西北局和省委的批判才迅速降温。不料此火虽熄,“文化大革命”之火又起,整个西北局,整个中央领导,几乎无人幸免,或被批斗,或受冲击,天下真是大乱起来了。从中可知,对于中国应走什么发展道路,党内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矛盾尖锐极了。

在“文革”九大期间,耀邦同志以“待罪”之身,参加了党的代表大会。会前他向毛泽东写出这封建言信,说他信念坚定也好,执著固执也好,历史证明他留下这篇建言信,还是有相当意义的。建言信反映了他在“文革”中的现实思想,为以后他在改革开放中的工作做了很好的历史注脚。

从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发展经济,使中国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心情是极其迫切的,对如何革除体制上的弊端,突破其瓶颈,也有他在实践中尝到的苦果和思考。他在建言信中一直强调“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不是建筑在物质极为丰富基础上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禁欲式的空招牌,花架子。

应该说,他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是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准备的,他和杨伟名的思想都涉及到我国改革事业的敏感重要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思想最终必将对我国现行体制提出全面改革的要求。

如果以上的论述能够成立,那么就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什么人脑子里固有的,而是党从人民群众伟大实践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中概括出来的。

以上的几篇文章是否还可以说明,我国的改革事业,反映了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一致性。这种改革观应是一元的,即它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实践必须体现出发展生产力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致性、统一性、和谐性。如果有人说不对,有两种改革观、多种改革观,我也不反对。

2009年7月4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