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建设伦理思想初探

胡耀邦被陆定一誉为“大知识分子”。勤奋读书、博览群书、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是胡耀邦的生活状态，这也是一个思想家必备的。正是有这样的一种高贵品格，形成了胡耀邦的真知灼见，使他在追求真理的坎坷之路上，塑造了一个“大写的人”的光辉形象。其中，胡耀邦的建设伦理，无疑是他成为“大写的人”的灵魂。

自幼参加革命，是中共有名的“红小鬼”。他可以说，对党爱得深。他的读书思考，他的善良率真，使他有着对他人的友善和尊重。当年打AB团被整的惨痛经历，“文革”中被整、被打的遍体鳞伤的灾难记忆，更使他对整肃人的各类运动有着深刻的痛苦思考。他主持过多方面的工作甚至官至高层，可以欣慰和自豪的是，从来没有整过人，更没有计较私利恶意整人。反而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勇于担当，保护过许多人。对当年整治他的人慈悲为怀善意处置。这是他赢得广泛尊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观高层人物的“斗争”，尤其是“文革”，假借革命的名誉，泄私愤图报复，置私敌于死地者，大有人在。胡耀邦沿着“不整人”的思想，形成了他的建设伦理；而以整人为乐、以整私敌为大乐的人，以及挟权自重恣意妄为者，形成的是坐江山的权贵伦理。前者的思想基础是人性人道、民主宽容、理性和建设；后者则是封建专制、阶级斗争、私欲和狂妄。

胡耀邦的建设伦理在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推动农村改革和经济特区建设上，在推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上，在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他走遍大江南北的调查研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仍有不尽的启发意义。

民主的思想，民主的作风。新中国建立后，胡耀邦长期做共青团工作，做过地方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做过党校工作，干过组织部，宣传部，当过中共中央秘书长、党中央主席、总书记。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没有不感受到他民主的作风。民主作风使得他走过的地方，人心思上，干劲倍增，局面很快打开，工作走向良性。与他共事的人，无不称赞，在他主政时，是那个部门的黄金时期，为人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忆。他的民主思想，来源于他的学识，来源于他对中共历史的洞察，尤其是对晚年毛泽东错误的深刻反思。胡启立说：“我到中央工作之后，耀邦同志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和感受，就是他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身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胸怀博大，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从善如流，时时、处处、事事注意倾听党内党外的不同意见，自觉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鉴于历史上党内曾经出现过的违背民主原则，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因发表不同意见而罹祸的经验教训，胡耀邦鲜明地提出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坚决执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不进档案）。胡耀邦力主发扬民主。他说：“鸦雀无声，是走向灭亡的前奏曲，七嘴八舌人气旺，民族复兴有望。”田纪云回忆道：“胡耀邦不仅主张经济上改革开放，还主张政治体制方面改革开放。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不少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不少改进。凡是他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我很清楚记得，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与耀邦意见不一致，跟耀邦争论起来，争得很激烈的。事后，耀邦同志却对我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当时的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在一位干部的安排上不同意胡耀邦的意见，在讨论会上敢于“顶撞”，申明理由，胡耀邦听从了李锐的意见。专门给中央领导拍照的著名摄影家杜修贤说，他平易近人，从来不摆官架子。胡耀邦更多的从制度上思考国家的未来，坚决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厉行机构改革，重建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

追求真理，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领导组织策划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中国人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冲破“两个凡是”，打破个人迷信，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弘扬人道主义，尊重知识。胡耀邦竭尽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可以说是他人道主义的一次伟大实践，为新时期的建设事业积聚宝贵的人力资源。

1949年后，国家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造成了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使贤良之士蒙冤受屈。胡耀邦在看到正直的学者因耿介之言罹难、因正义之举蒙冤时，眼含热泪，大声疾呼：我们共产党人要发誓，永远不整知识分子！他排除重重阻挠，不遗余力为受到迫害的人们平反昭雪。使无数忠良之士，找回了做人的尊严，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正可谓“天下奇冤一扫清，神州莫再有冤灵”（李锐诗）被平反的人有身居要职的国家领导人，有专业造诣深厚的科学家，有深受学生爱戴的教授学者，有术业精到的专业才俊。此举是对人的最大尊重，对凝聚人心积聚建设力量、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意义重大。任重夷说：“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面临破除迷信和平反冤狱两大根本问题，否则，改革开放无从谈起。耀邦利用自己的工作岗位，以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首先做好这两件事。尤其是后一件事，公认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百废待兴，百业图强，各行各业求才若渴。人们从胡耀邦的身上看到了希望，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正如朱厚泽所写“耀邦的出现，对于怀抱自身理想信念的善良的人们，也带来了某种憧憬。”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人民迸发的建设热情空前巨大，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胡耀邦倾尽心血和智慧是使党和国家能够“正常”起来，希望能改变中国不正常的“运动整人”的政治逻辑并破除“思想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而他此后对改革的种种观点，更多的是尊重常识，从人出发，回归正常。到1984年底，中国最终平反纠正了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同时改正了“反右”运动中的55万“右派分子”。有人说改正得太多了，胡回答，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多？人们日后评价胡的上述两个举动：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对胡来说，他所做的，是让这个国家的人们能正常地思考，且不会因此被冤案所系。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汇成了改革的洪流。

民生为本，用消费促经济发展。于光远在一篇记胡耀邦的文章中写到：他特别注意到马克思的“生产的目的是消费”这个论述。胡耀邦对当时苏联和东欧各国经济模式的重要缺陷，做过认真观察和思考。他深刻地认识到，不是先有第一部类的发展，而是第二部类的发展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因为人民的需要和消费总是走在前头，消费品的生产搞起来以后，实际上它也正在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你只有把需求搞清楚，你才能考虑安排发展些什么？发展多少？于是，他发起关于“生产目的”的大讨论，《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刊登于光远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从理论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性。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有人誉为这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后的第二次大讨论，第二次思想解放。他提出扩大消费拉动经济的思想，与今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异曲同工。

胡耀邦生前的一大愿望是走遍全国的2000多个县，在他辞去总书记时，已走了1600多个。他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实地考察民情，用第一手材料来决策。他提出要多喝牛奶改变体质；要废除不卫生的吃饭方式，提倡分餐制，这在当时颇遭诟病，以为他轻浮，不切实际。可是后来的实践恰恰证明了他论断的正确。今日牛奶早已走入寻常百姓家，喝牛奶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医学证实，使用筷子的中国人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比白人高一倍。当人们共用一个容器用餐时，唾液里的细菌通过筷子传播到食物上并相互传染，使得十个人中有九个患溃疡病。胡耀邦是基于他的学识和缜密的思考，结合中国的现实，提出自己的观点。而批评他的人，或者无知，或者别有用心。

冯兰瑞著文写到：20多年前，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是耀邦同志直接主持起草的，字里行间闪耀着他的前瞻性的思想火花。”“在那样严峻而且险恶的政治斗争环境里，他坚持要搞政治体制改革，要进行公民教育，主张精神文明要实行对外开放的国策，勇敢地肯定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这些人类文明的成果，顺应民心、顺应世界先进潮流，是要有勇气的。” 胡耀邦对农村改革、教育发展、文艺繁荣、新闻报道等诸多领域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是推动改革开放的有力思想武器，是他建设伦理的生动体现。

建设伦理使胡耀邦成为如人民日报原总编辑秦川所说：“他是最好的人，最纯洁的人，最宽厚的人，最得人心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建设者，是一个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实干家，是一个处在大变革时代有作为有建树的政治家，是一个开启人们心智的思想家。

   （注：本文参考了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相关著述，胡启立、田纪云、李锐、胡德平、冯兰瑞诸先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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