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共识是改革的动力
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上升到学理或者说意识形态层面，就往往变得复杂起来。在我看来，这个话题的答案没有那么复杂。追溯改革开放 30 年多年来的历史，改革进行最好的时候，往往是上下互动最好的时候。所谓“上下互动”，即是高层和民间都有同一个共识。一项改革决策的形成，有时候大多不是来自于中央的威权，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民间的诉求。中央的威权呼应民间的诉求，而民间同样尊重中央的威权。改革的共识就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
支持上述观点的事例很多。最近出版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 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其中的例证可以随手拈来。
书的作者是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胡耀邦是中国改革的中枢决策者之一，胡德平曾任职于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既是改革决策群中的一员，又是改革的亲历者。因此之故，相比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 —— 回忆父亲胡耀邦》的温情，胡德平的书就有些冷峻 —— 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的视角开笔，不仅回放胡耀邦在改革大潮中的身影，而且融入了自己的诸多思考。看似父子隔空对话，而延续的既是历史脉络，又是血缘亲情。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胡德平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两份上书为切口，从五个方面探讨问题的答案。这两份上书，一份是 1962 年陕西户县农村党员干部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的《当前形势的感怀》；一份是 1968 年胡耀邦给毛泽东的“建言信”。杨伟名等三人要求中央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单干”，发展农村自由市场，恢复中小工商企业。胡耀邦呼吁摒弃“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他认为这种经济没有“实在的可行性”，我们非要这样勉强坚持下去，“共产主义”只会“遥遥无期”，中国走“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发展道路，才能摆脱困境。
杨伟名等三人是最基层的农民，胡耀邦是中央委员。身份和地位如此悬殊，而对那时中国弊病的诊断则基本一致 —— 当然，那时从中央高层到地方，刘少奇、张闻天、邓子恢、孙冶方、卓炯等人，也提出过相同或相似的意见。上下共识，中国本应有改革的契机，但到毛泽东那里，却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恩格斯有言，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之处。 1978 年改革大潮初起，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推波助澜，践行着杨伟名等人的观点。而成为中枢领导人的胡耀邦以“五个一号文件”回应农民的“伟大创造”。上下共识，改革从农业而工业进而在各行各业高歌行进。
相似之处不仅在于历史，而且也在于现实。胡德平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作为思忆父亲胡耀邦的话题，当然有为当今的改革焦虑症开“安定”的指向。顺着这个指向在历史与现实间游走、思考，可以进一步加强一个结论：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上下互动的共识。庙堂之高的共识需要，江湖之远的共识也更加不可忽视，而上下互动，使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共识一致起来，“改革疲惫症”才能治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