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耀邦

吴兴唐:新闻发言人制度与胡耀邦

发布时间:2012-09-05 22:09 作者:吴兴唐 浏览:68次

新闻发言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项制度。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领导人和组织者之一的胡耀邦同志,十分重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联部新闻发言人制度是耀邦同志亲自提议建立的。他在当时还指出,党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都要创造条件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这是政治开明的表现。

从 1984 年起,我任中联部新闻发言人长达十年。其中前两年多时间,我曾多次作为工作人员参加耀邦同志会见重要外宾。他的敏捷活跃思路、开放开明态度、平易近人作风、风趣幽默话语以及率直好动性格,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现在,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项制度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内容来看待的话,尚有许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1984 年 11 月 25 日至 29 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内部访华。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中共领导人同金日成举行了多次会谈和会见。我作为中联部研究室的负责人参加了其中的一些活动。在欢送晚宴之后,耀邦同志请钱李仁等中联部领导留了下来。耀邦同志说:这次同朝鲜领导人谈得很好,见到外界对这次访问有些猜测,已同朝鲜同志商量过,待金日成同志回朝鲜后正式发表 访问消息。他说:我方可由中联部新闻发言人来发表,由此中联部建立起新闻发布会制度,你们带个头,党中央其他各部门也要搞新闻发布会:外交部已有定期新闻发布会,建议国务院其他部委也要有新闻发言人。他强调,这样做是政治开明的表现。他又说,金日成的访华消息,中联部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不仅要宣读新闻稿,还要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请中联部同朝方商定一个同时发表的时间,期限在一个月之内。

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部领导多次召开部务会议,决定成立中联部新闻局,任命我为新闻发言人,并对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作了周详的筹划和布置。组建新闻局时,起始只有我和吕瑞金两人,后来来了胡晓,共三人。没有经验,人手少,任务繁重。我们克服困难,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准备,在外交部齐怀远和全国记协丁永宁的积极帮助和配合下,中联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如期召开。中外记者提问热烈,而且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我们尽可能作了明确的回答,而不使用“无可奉告”这类生硬语言,努力达到耀邦同志提出的开放、开明的要求。

新闻发言人作为一种制度,除召开定期或不定期的新闻发布会外,还有其他职能性的重要任务。例如:为中央领导人会见重要外宾准备参考材料和谈话备用稿;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后向主要媒体记者进行新闻吹风;接受中外记者的专题采访;做好中外记者的电话采访,一定要有人值班,一定要对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作出答复;同中外记者进行一些联谊活动,进行非正式的交流和交谈。

20 世纪 80 年代初,耀邦同志提出开创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新局面,以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为指导,积极发展同各国各种类型政党的关系。“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是耀邦同志首先提出来的。这一指导原则是耀邦同志从 1980 年到 1982 年期间分别同意共、西共、荷共和希共(国内派)等政党领导人会谈中逐步形成的。 1982 年 9 月中共十二大正式确定为中共发展同各国政党关系的原则。

1983 年,在胡耀邦总书记领导下,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中联部《关于进一步开创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新局面的基本设想》。 1984 年 9 月,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听取了中联部的汇报,对党的对外工作做了重要指示。耀邦同志当时还指出;不仅要向外国政党和外国朋友,而且也要向国内各级机构宣传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因此,宣传开创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新局面和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成了当时中联部新闻发言人的一项主要工作。

过去,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的消息,通常由外交部、中联部等主管部门向新华社提供新闻稿,由新华社向媒体发新闻通稿,内容十分简单和刻板。新闻发言人制度逐步完善后,就由新闻发言人在领导人会见外宾后,向中央几家主要媒体记者进行“新闻吹风”。“新闻吹风”大大增加了领导人会见消息报道的内容,也成为民众了解中央政策的一个渠道。因而这项工作成了新闻发言人的重头戏。

1984 ~ 1986 年是中共政党外交转折和开创新局面的时期。各国政党和组织的领导人纷纷来华访问。耀邦同志强调:“无论是大党还是小党,凡他们的领导人来访,只要有时间都可以安排我来见。各党是一律平等的,意见不同也不要紧,相互交流有好处。”因而在这一时期,耀邦同志会见外宾是十分频繁的。会见之前,我们照例要向领导提供会见参考材料和谈话备用稿。除正式会谈外,耀邦同志很少按照我们准备的备用稿来讲。他的谈话有自己的思路和风格。他多次向我们指出,同外宾谈话一定要有针对性,事先要摸清情况,谈话要有新的思路,不要千篇一律,不要老套套;你们准备的材料我都看了,你们是花了功夫的,对我很有帮助,但是你们一定要有新思路,或者提出一些新问题,不要把我上次讲过的东西还给我,也不要把报纸上公开发表的东西抄一遍给我。

耀邦同志性格外向,谈锋很浓,不回避有争议性的问题,并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他不仅语言生动,还配以各种手势和动作,兴奋激动时就手舞足蹈起来。

耀邦同志有个习惯,就是在会见外宾前半个小时就来到会见大厅。听取情况汇报和商讨同外宾谈话的主要内容。一般情况下他都十分准时,有时稍迟几分钟他也会说明缘由,并说声“让你们久等了”表示歉意。但有一次,当我们提前几分钟走进人民大会堂会见厅时,只见耀邦同志已经坐在那里了,而且看样子已经坐了有一会儿了。他见到我们进门即起身迎接,并同我们一一握手。这使我们很不好意思,连忙表示歉意。而他摇了摇手笑着说:“不必不必,不是你们迟到而是我早到了,我想在这里静一静,思考一些问题。”耀邦同志在我们面前既不摆架子,也不掩饰自己的情绪。通常情况下都是情绪饱满,积极乐观,谈笑风生。但有时也会沉默少言,眉头不展,不断抽烟。

“新闻吹风”对我来说既难又易。难点在于耀邦同志同外宾谈话内容广泛,语言新鲜,时常即兴发挥。我的面前放了两份稿纸,一份做记录,另一份草拟新闻稿。这就需要思想高度集中。既要迅速又要准确,因而难度很大。但也有容易之处,就是耀邦同志对新闻报道的开放态度。当耀邦同志同外宾握别,我送新闻稿请他审批。他说:“我不看了,除了谈话中有两点(他指出这两点的具体内容)现在不便发表外,其余的统统可以讲。”他补充说,以后就照此办理。于是,我向等候在另一小厅里的新闻界的朋友们进行“新闻吹风”,遵照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详尽地宣读了我记录的会见内容,并提供我草拟的新闻稿,至于具体如何报道请各位记者自定。这得到了记者朋友们十分热烈的反应。因此在这一时期各媒体发表的新闻稿可以有所不同,中新社不同于新华社,《中国日报》不同于《人民日报》。

1986 年 12 月 28 日,胡耀邦总书记会见来访的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若斯潘。耀邦同志照例在会见前半小时来到会客厅。那天,他愁容满面,始终沉默不语。但在同外宾谈话一开始,耀邦同志立即活跃起来,一扫沉闷气氛。

耀邦同志在同外宾谈话时,喜欢用答问对话形式。他自己提问题也鼓励对方提问题。当时在上海发生学生示威游行,若斯潘一行刚从上海来京。于是若斯潘问:“您对上海学运如何看法?”耀邦同志停顿一下,答道:“我个人的看法,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对待学运如同治水。中国从古代起就有治水的经验,那就是只能疏导,而不能堵。”这是耀邦同志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胡耀邦外交思想是一个大题目,需要探索和研究。这不是本文题目所能及。但如上文所述,耀邦同志在会见外宾前经常就各种题目同会见陪同人员交谈,也涉及我国总体外交和政党外交的一些问题。而当时有条规定,这种形式的谈话是不准做记录的,所以只能凭记忆将耀邦同志的谈话内容疏理出几条,也许可以作些参考。

一、打破旧框框,发展新思路。几年来开创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新局面,政党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关键的一条就是打破旧框框,发展新思路。我们的思想不要被旧框框老套套束缚住。

二、什么样的政党都可以交往。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政党和组织,除少数法西斯性质的政党外,什么样的政党都可以交往。政党交往就是交朋友,交友越广越好,朋友越多越好,左中右、上中下都可以来往。

三、各国政党应是独立自主的。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纲领和政策。各政党由于处境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必然会有不同看法和意见分歧,这是很自然的。重要的是不能把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强加给别人,更不能任意指责。这在国际共运历史上已有许多教训。可以通过交流和交往达到相互了解的目的,还要做到相互谅解。

四、政党交往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有政党所属的团体和机构的来往,还可以相互派考察团组。可以相互通信,用口头或书面方式通报情况,逢年过节发些贺卡,联络感情。总之要灵活多样。

五、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们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就是根据国际事件的是非曲直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和提出我们自己的主张,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也不怕任何压力。只有这样做了,才有我们自己的国际地位。

六、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斗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都有同我们党交往的强烈愿望,这是件好事情,要作为重点工作来做。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过去有共同的遭遇,现在又面临相似的问题,在情感上是相通的。过去我们相互支持,现在在反对外国侵略、压迫、干涉方面和在国内经济建设方面都要相互支持。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斗争是我国社会主义外交的立足点之一。

七、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终究是要恢复的。研究和处理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要有长远观点和历史观点。要有三个区别:东欧与苏联区别,恢复关系可以先易后难,先东欧后苏联;对苏联,要把对外搞霸权同国内社会制度相区别;把苏联政策同广大苏联人民相区别。

八、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同我们的时代已相距很远。现在的科技新发展,包括生活中的新发明,马克思是没有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坚持,但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发展。这种发展一要同本国实践相结合,二要同时代发展相符合。因而你们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作者为中联部新闻局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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