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一次留下历史印记的中央党校党委会议
1978年4月，中央党校在胡耀邦主持下，组织八百学员，讨论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实际是总结十年“文革”。这是一个大胆的意义重大的举措。事情的大致经过如下。
在开学典礼上，首先由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华国锋讲话，接下来是叶剑英讲话。叶剑英在讲话的最后提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
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知道这“三次路线斗争”，我简要地介绍一下。
“文革”开始，首先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称之为第九次路线斗争；1970、1971年反对陈伯达、林彪，称之为第十次路线斗争；1976年粉碎“四人帮”，称之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涵盖了十年“文革”的全过程。总结这“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总结十年“文革”。叶剑英要求中央党校总结这“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是当时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也是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最关注的实际。这又是异常复杂、敏感、艰巨的任务。
组织中央党校的学员研究总结十年“文革”，这是一件非同尋常的教学任务，需要周密思考，制定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胡耀邦对这项任务十分重视，又很慎重。他决定在党建课程的教学中拿出十天时间，组织学员进行讨论研究。他让党史教研室和党建教研室合作，先搞一个实施方案。
这两个教研室的同志经过多次研究，包括听取学员的意见，于11月搞出了一个方案，报送校领导。
胡耀邦听了他们的方案后讲话。他说，我看你们的稿子不能用。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这个不行。文件要立即收回。他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林彪、“四人帮”干扰，没有按主席的想法搞，“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作法就不是主席思想。普遍夺权是主席思想吗？不是。坐喷气式是主席思想吗？主席领导几十年，是这样的思想吗？主席历来不是这个思想。十几年的党史都讲歪了。对胡耀邦的这些话，要历史地看。当时，还不能说毛泽东的错误，这还是一个禁区。所以他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林彪、“四人帮”干扰，没有按主席的想法搞，“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作法就不是主席思想。实际是说，“文化大革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里蕴含着毛泽东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意思。
胡耀邦明确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要用真正的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以那个讲话，那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他还列举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许多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和危害。他举粮食产量为例说，去年全国粮产5800亿斤，能相信吗？我们讲党史还能讲十三年大丰收吗？还能讲假话吗？党史颠倒的东西多了，我们不能这样讲。
实践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哲学常识。一般地讲实践标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里，胡耀邦将实践标准运用于观察判断“文化大革命”，其意义就非同一般了。不要根据哪个文件，意思就是中央的红头文件也不能算数（那时的中央红头文件都有很显眼的“毛主席已圈阅”六个红字）。不要根据哪个同志讲话，谁的讲话？不言而喻，首先是毛泽东的讲话。在十年“文革”中，毛泽东的讲话是“最高指示”，被说成“句句是真理”。不听毛泽东的话，是最大的不忠，也是最大的罪名。在“两个凡是”还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形势下，胡耀邦明确地说，总结十年“文革”不能依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这是非同一般，显示了他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更显示了他非凡的政治勇气。
与会者议论很热烈。下面摘录与会者的发言：
听了耀邦的发言，缪楚璜的思想也放开了许多。他接着提出，究竟反对了林彪、“四人帮”没有？在九、十次路线斗争中，主席路线是否占主导地位，我没有想清楚。
胡耀邦：问题好答复。比如，延安审干，路线，主席九条方针是正确的，但抢救运动结果是错的嘛！百分之九十八都错了，还能说对的嘛。历史已作了结论。
冯文彬：“文化大革命”是抢救运动的发展。
杨长春（一部主任）：比抢救运动厉害多了。
黄宣文（校务部副主任）：公安部七个副部长，只有一个没有坐牢。
胡耀邦：在坐的党委委员，百分之九十都是从监里拉回来的。
吴江（哲学教研室主任）：“三次路线斗争”很复杂。“前言”有几句话不错，但后边没有贯彻。有很多提法过去是中央文件提的，现在值得考虑。什么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一月风暴，夺权的大好时机。没有一月夺权（胡：我看是反革命风暴，王洪文、张春桥的风暴，一月逆流，二月抗争），那来打倒一大片，还有革命委员会。（胡：这都是抄来的，可以原谅，要是独立思考出来的，就很严重）夺权怎么样？“四人帮”夺权就是打击党，打击老干部，大批判批来批去还不是批老干部。所以，（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都要清算一下。清算是否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主席说三七开，就是算了大帐嘛。我们要在这个大帐下具体算。
白映秋（三部主任）：三次路线讲不讲？问题很重要，这一期讲不讲？问题很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我们可以研究，有些问题要中央作结论。有些理论问题，如夺权，革命当然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是否要夺权？短短的时间，我们的水平，行不行？
伍辉文（校务部主任）：对毛主席看过圈过的文件怎么看？有些是他们欺骗，有些是断章取义，接过革命口号干反革命，另外，有些事物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桑子楨（二部主任）：这门课重要，不好讲，必须用现在的观点看过去，有些问题要跳出框子（胡：当然要跳出框子），有些问题党校解决不了，学员称之为敞着口的问题。
胡耀邦：你们的整个体系都是抄来的，要用真正的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
李玉晨（政治部副主任）：很重要，难讲。按这个提纲讲，会更混乱。这期不讲，让大家议（胡：要讲，是怎么讲法）。
成仿吾（中央党校顾问）：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今天值得研究。列宁提是十月革命前，要夺取政权。今天我们有政权是要巩固。林彪、“四人帮”尖锐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夺权。（胡：他们是要彻底改恶，而不是改善）。今天是否还提谁是适敌人，谁是朋友？这本来是明确的。现在要大胆重新考虑。
听说我们党在农村群众中威信很低。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究竟怎样才对？这就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错了，帐为什么不可以算呢？毛主席带头算了帐嘛！为什么不可以算？
十六条中，提出要重新组织革命队伍，这同毛主席说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的，有矛盾。选文件，有困难，我们不好说，当然，十六条还是好的。给上海的贺电行吗？
杨长春：一部学员对“文化大革命”有些问题搞不清楚。四川一个干部说，我们是走资派，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回潮，儒家，逸民，还乡团，总是挨整，许多问题不清楚。砸烂党支部，用对斗地主的方法斗干部。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也有十七年的估计问题。
李一非（政治部主任）：一些提法很值得研究，像谁是敌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似乎这是经验，还是林彪、“四人帮”有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取消党，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是制造舆论篡党。
党委会会议上一些同志提出和议论的问题很集中，比如，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夺权，对不对？还要不要提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重新组织革命队伍的提法对不对？把领导干部当作走资派斗争，对不对？这些问题击中了十年“文革”的要害。
主持会议的冯文彬说，问题比较重要，也是全校学员关心的，必须研究，避也避不开。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不应再说违心之言，作违心之事。没有这一条，根本不要干。按着现在的方案搞，越搞越糊涂。搞党史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尽管难，但时间不能拖，越早越好。一月风暴什么性质？我们看事实，不管那个电报主席看过没有。（胡：以那个人讲话、那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用客观事实作标准才是科学态度。
胡耀邦：由吴江同志牵头，缪、周参加，下周到我处开会，冯也参加，一个月搞出方案。
以上材料，是一位与会者随手记的，比较简略，但很能说明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处在两年徘徊时期。特别是，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仍然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时，更没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概念。因此，尽管大家对十年“文革”有很多看法，也只能在肯定“文革”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前提下讨论问题，发表意见。尽管这样，从大家的发言可以看出，思想是很解放的，重点是讲“文革”造成的恶果，已经不指名地讲了毛泽东的错误。
中央党校的这次党委会议的主要成果是：（一）明确了命题，提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已不是总结什么“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二）否定了以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为依据，总结十年“文革”的思路和方法，实际上否定了“两个凡是”；（三）明确提出了要以实践作为判断这十年是非的标准；（四）用实践标准对十年“文革”的一些重大问题初步进行了剖析判断。胡耀邦和冯文彬主持召开的这次党委会，实际上就是用实践标准检验十年“文革”的会议。虽然与会者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但主要倾向是明显的，就是主张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十年“文革”。
几位同志紧张地工作，很快写出了一个稿子。
这个文件提出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应当遵循的原则，第二条鲜明地提出了实践标准。全文如下：“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要尊重历史事实，‘掌握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列宁）。绝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玩弄个别实例，来‘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搞所谓‘事实为政治服务’。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这里，不但提出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进一步提出，要以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强调要“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这就使实践标准的针对性更加明确。
现在看来，这个文件还很不彻底。确是这样。这个文件以十一大对“文化大革命”的论断为基调，对“三次路线斗争”是肯定的。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也只能这样写。这个文件的高明之处在于，提出了“实践标准”，强调要以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评判十年“文革”。坚持“实践标准”，必然走到彻底否定“文革”的一步。
这个文件的另一个高明之处是，在肯定对“文革”采取“三七”开的前提下，强调对错误不能含糊。文件第六部分（最后一部分）讲“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讲“三七开”，讲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强调“要弄清楚错误究竟发生在哪里，是什么性质，包含哪些内容，它们是如何发生的，应当如何纠正等等”。很明显，这是要求大家认真对待“文革”的错误。这样的讨论，必然使大家深入思考“文革”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讲澄清路线是非与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关系。文件指出，只有首先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把被“四人帮”歪曲了、纂改了的东西一一纠正过来，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才谈得上“捍卫”、“高举”。文件强调，教育方面的“两个估计”，文艺上的“黑线专政”论等等，都应当揭批，只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并坚持以实践为鉴别真伪是非的标准，那末，任何伪装、借口，都是可以剥掉的。这种方法和态度本身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些，同前面讲的实践标准是相呼应的，实际上针对了“两个凡是”，表达了纠正“文化大革命”严重错误的愿望。
（原载《学习时报》第24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