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
据我的研究，胡耀邦是我们党内最早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和总结“文化大革命”，并付诸实施的领导人。
胡耀邦能够明确地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和总结十年“文革”，这决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了他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显示了他的政治勇气，同时，他有较深的哲学修养，特别是牢牢地掌握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材料表明，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
（一）1964年11月，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赴任前，中办主任嘱咐他，到任后一年不要说话。那时，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农村进行。这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实践。陕西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搞得很“左”。胡耀邦到陕西上任后，敏锐地发现，运动搞得很过火，打击面过宽，抓人多（1964年全省逮捕6470人，扣留5000多人），开除党籍多（3200多人），开除公职多（1450余人），被整死的有六七百人，基层干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气氛紧张。生产形势十分严峻。粮食总产量由1956年的108亿斤下降到87亿斤，八百里秦川富庶之地的社员们生活过得比河北、山西的农民还苦。胡耀邦轻车简从，深入基层，直接同基层干部和群众见面，不到两个月，就跑遍了关中、陕南4个地区20多个县。他通过一系列的实地调查，对陕西的总体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他明确提出：“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各项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的标志。”胡耀邦主持起草了省委通知，特别指出：“这样成绩，那样成绩，生产搞上去了就是最大的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他大声疾呼：“所有干部都要钻研生产，学会生产，参加生产！”
发展生产力是农村的基本实践。胡耀邦鲜明地把“生产好不好”，作为检验各项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这就是生产力标准，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践标准，就是以实践标准作为检验、判断党的路线方政策和各项具体措施的标准。这同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同“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的宗旨，是尖锐对立的。
1965年，是陕西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一年。全省粮食总产量由70亿斤提高到125亿斤，增产了55亿斤。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胡耀邦坚持实践标准、坚持生产力标准的思路和方针是正确的。当年随叶剑英去陕西视察的张爱萍将军说：“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满妹：《思念依然无尽》第144页，并见文后注）
（二）1975年7月，胡耀邦被派往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中国科学院有直属研究院所93个，是中国科学技术人才荟萃之地，在“文革”中，又是重灾区，仅北京地区，170多位著名科学家中就有130多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关在“牛棚”里。胡耀邦到科学院上任后，立即着手恢复中国科学院的工作秩序，让这个庞大的学术研究机构迅速运转起来。
针对中国科学院一片荒漠、无人敢搞科研的惨象，胡耀邦响亮提出：“科研工作搞不上去，没有成绩，那才是最大的错误。”（同上第194页）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但在那个年代，却是很不寻常。
科学院，顾名思义，是搞科学研究的。科学研究，是科学院的基本实践。但在那个年代，任何单位的最重要的实践，只能是所谓的“阶级斗争”，只能是搞“斗，斗，斗！”胡耀邦却敢于说，科研工作搞不上去，是最大的错误。这是在科学研究领域坚持实践标准，同“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是尖锐对立的。
（三）1973年，在党的十大召开之前，毛泽东看中了王洪文，要他做自己的接班人。对此，虽也有人表示拥护，但许多人都想不通。毛泽东要周恩来一个一个去做说服工作。一位被“说服”之后的同志到耀邦家来，问他赞成不赞成这件事。胡耀邦明确说：“我不赞成。”来人提醒说：“这可是毛主席的意思啊！”胡耀邦说：“毛主席的意思，我也不赞成。不能个人说了算，这是我们在党章上已经写清楚了的。谁能当接班人，要有实践的检验，要有全党和人民的拥护。”（同上第210页）在用人上，在挑选重要干部上，特别是在挑选领袖接班人上，坚持实践标准，非常重要，但在人治的环境下，也非常不容易，而且有风险。胡耀邦却不顾个人的得失安危，面对最高权威，鲜明地提出，“谁能当接班人，要有实践的检验”。这物种以实践标准否定权力标准的勇气和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四）大约是1977年的秋天，《理论动态》创办不久的时候，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几个人在耀邦的办公室，很随意地交谈。有人突然向他提问：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耀邦回答：“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 他的话脱口而出，说明他早有考虑。他进一步向我们阐释：他老人家搞“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这个思想还是光辉的。所谓“思想是光辉的”这仅仅是指发动者的动机而言，这是在哪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语言。个他接着说：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错误的，我们党内哪有那么多“走资派”！内蒙古整“内人党”，整死那么多人！说农业连续十三年大丰富，哪有这回事？现在经济很困难。他一下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实践是错误的。他这个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议论臧否“文化大革命”还是一个大禁区。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还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大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此之前，我对“文化大革命”虽有若干怀疑，但还不敢那么明确地否定“文革”。听了他的这个话，使我的思想得到很大的启发。耀邦的这个话表明，他早就以实践标准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检验，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以上几个实例，生动说明，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而且，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在重大现实问题上坚持实践标准。胡耀邦坚持实践标准，不是坐而论道，都是在关键时刻、在重大问题上，为了维护人民利益，坚持党的原则，针对实践中的重大偏差，提出实践标准，坚持实践标准。
（二）面对政治权威坚持实践标准。胡耀邦不顾个人得失安危，冒着很大的风险，同权力标准相碰撞，甚至顶着最高权威，提出实践标准，坚持实践标准，显示出很大的政治勇气和科学勇气。
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的事实说明，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的领导干部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啃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将会一辈子受用。
（原载《学习时报》第431期，
（注）此文发表后，又收到陕西省委原副书记牟玲生寄赠的著作《躬行集》，书中也有类似记载。作者是当事人，所述情况有特殊的价值。现将该书的有关记述摘录于下：
第二，他在陕西反“左”纠“左”。
他一到陕西，通过所见所闻，就敏锐地感到陕西的社教搞“左”了。他给毛主席的《走马到职报陕情》，就对一些“左”的做法提出了不同看法。在省委一月工作会议上。他更进一步明确指出，这些“左”的做法，是‘思想上的偏差大于实际工作的偏差’。思想上的偏差，主要是把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把干部队伍看得漆黑一团。所谓‘长安解放17年，17年没解放’。当时，认为陕西的民主革命不彻底，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社教要补课，完全否定一切，因而打击面偏宽偏严。主要问题是：
捕人多：1964年1月至1965年1月，全省捕了4800多人，特别是第四季度，平均每天捕30多人。
双开多：开除公职的1451人，比1963年增加了3.3倍。开除党籍的3200人，是解放以来最高的一年。
死人多：社教以来死了300多人。
这些问题，搞得人人自危，严重地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积极性。对此，耀邦心急如焚，他和省委研究，果断决定：捕人暂停，双开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又提出对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评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暂停。二月份，他又到安康调查，7天走了8个县，发了安康《电话通讯》，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即：
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
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
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待过的在职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一律不究既往。
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论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这四条政策，像及时雨一样，把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从而保护了一批干部，挽救了一批干部，很得人心。同时通过这段纠“左”实践，也锻炼提高了一大批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农村工作大有起色。
第三，夺取1965年农业大丰收。
首先开了个贫下中农代表会，耀邦作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报告，台上台下，一片欢腾。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会后，派省委研究室几位同志到农村调查会议精神落实情况，我们问到农民，他们都对大会上提出的“爱憎分明、大公无私、联系群众、模范带头”十六字和1965年生产的主要指标记得清清楚楚。
再是搞活政策。他提出，在指导农业生产上，思想要放开一些，路子要想宽一些，政策要搞活一些。他说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干部好不好的主要标志。他有两句名言：“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很大的错误；这样成绩，那样成绩，生产搞上去了，就是很大的成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农村工作中，他还提出“两手抓，双丰收”，即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这是完全符合陕西农村实际的。但当时有人批评他说：“你有几只手？两只手都抓了粮食和多种经营，还有哪只手抓阶级斗争？！”本来这是一句很形象的比喻，但却被错误地当成右倾批判。
对于搞活农村经济，他针对当时那种“左”的思想，提出：“农民为买而卖是正常的商品交换，不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农村人力畜力短途运输，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不是投机倒把活动。如果我们把这些都管死了，那是作茧自缚的政策，决不可取。”
耀邦这一套搞活农村经济的政策，确实收到了实效。1965年是陕西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一年。全省粮食总产量由70亿斤提高到125亿斤，增产了55亿斤，确实了不起。当年随叶剑英视察陕西工作的张爱萍将军颇有感慨地说：“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三秦人民至今仍然念念不忘耀邦主政陕西的1965年，就是因为耀邦情为民所系为，利为民所谋，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了利益，所以他永远活在人民心里。
（录自牟玲生《躬行集》第二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125页）
（以上见本书第179－1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