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源出考

吴江手迹，2012年1月题写，九十五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三十六年前那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本语言。所谓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际上就是向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宣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并以此与“两个凡是”对立（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被称之为“两个凡是”），最终推倒了“两个凡是”。邓小平的讲话，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将这场讨论称之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现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断语，已经广泛流传，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的有力思想武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准确，简练，鲜明，通俗地表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便于人们理解，而且可以朗朗上口。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概括成这样一个断语，确是一个创造。

那么，这一断语出自何人呢？

是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协助胡耀邦办《理论动态》的吴江。

是吴江想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断语，是吴江决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撰写文章。

关于此事，吴江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撰写者孙长江均有叙述。

吴江的记述：

“党校学员在讨论中对实践标准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诸如此类。我和当时担任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的孙长江同志谈起这个问题，他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我同意了，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大概是1978年二三月间的事。”（吴江：《我所经历的实践标准讨论》，《炎黄春秋》2001年第9期）

“党校学员在讨论中对实践标准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诸如此类。我和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同志谈起这个问题，他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我同意了，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唯一”，是根据列宁所说“理论的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而来。这大概是1978年二三月间的事。”（吴江：《真理标准讨论追述》，《传纪文学》1995年第9期）

孙长江的记述：

“中央党校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研究一个党史问题时，由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随后在校的一千多位高、中级干部进行了讨论（笔者注：当时中央党校的学员总数是807人）。一九七八年三月间，吴江同志根据耀邦同志意见，并向马文瑞同志（当时中央党校副校长）汇报后，指定我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孙长江1984年10月23日写给光明日报社的信，见孙长江著《真理的求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第258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由孙长江将两个文稿捏合而成的（笔者称之为“完成稿”）。这两个文稿，一个是他自己撰写的（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一个是光明日报社送来的文稿（题目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笔者见过这个完成稿，并有这个文稿的彩色照片。在这个完成稿上，原来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检验路线的唯一标准》。后来，删去了“检验路线”四个字。这里，要作些说明。

“检验路线”四个字，是有来历的。

1977年8月，召开了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出版，第53页）。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后的开学典礼，兼校长华国锋讲话后，叶剑英讲话。叶剑英在讲话最后提出：“我希望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同志，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央党校校刊》第1期第14页）这是党中央交给中央党校的一项重要任务。

大家知道，所谓第九次路线斗争，就是“文革”开始打倒刘邓，所谓第十次路线斗争，就是指1971年的林彪事件，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因此，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总结十年“文革”的历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复杂、敏感的任务。

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认真落实党中央交给中央党校的这项任务。他让党史教研室和党建教研室搞一个教学方案。

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党委会议审议他们的教学方案（当时中央党校的领导体制是党委制）。吴江是校党委委员，他参加了这这个会议。

党史教研室和党建教研室提出的方案的基本思路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着重揭露林彪、“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胡耀邦在会上没有发表长篇讲话，他用插话的方式发表了很重要的意见（本人找到了与会者的详细记录）。

胡耀邦说：你们这个方案是抄来的，不能用，要立即收回，销毁。

他针对这个方案，明确地提出：

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

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

你们的整个体系都是抄来的，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

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胡耀邦是党内最早提出以实践为标准，检验“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他明确提出实践标准，就是这个会议上的讲话。

胡耀邦的这些话，观点鲜明，针对性强。这些话表明：

（一）他提出实践标准的目的，就是要分清“文化大革命”的是非；

（二）他排除了文件标准、讲话标准。这个文件标准、讲话标准，首先是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也包括粉碎“四人帮”以后直到十一大。

（三）他的讲话实际上就是要求以实践作为唯一标准；

就在这个会议上，胡耀邦提出，由吴江领头，找几个人，搞出一个新的方案来。在吴江带领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起草了一个文件（初稿）。吴江于1978年1月18日向胡耀邦呈送这个文件初稿。

吴江领头起草的这个文件的名称是：《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这个文件第二部分的小标题是：怎样进行研究。他们提出了三条指导原则，其中第二条是：“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

也就是在起草这个文件的过程中，吴江和孙长江商量要撰写文章，吴江定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长江在撰写这篇文章时，思想上有两点是很明确的，一是讲“唯一标准”，二是要落到辨别路线的是非。这在他撰写的文章初稿中明显地体现出来了。但他在题目上加了“检验路线”的内容（这显然是受这个文件中的“指导原则”的启示），吴江将这四个字删去了。他坚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文章题目。因为这不仅是一篇文章的题目，而是如何精确地表述唯物主义认识论基本观点的问题。真理标准问的讨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情况，这里需要说一下。1978年4月21日，《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将他们经过多次修改的胡福明的文稿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要求帮助修改。这篇文稿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胡福明原稿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的编辑们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修改，将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他们在题目中加了“一切”二字，看来，这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在文稿结尾，有一句总括性的话：“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这里，“一切真理”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而是作为基本原理。在1978年4月23、24日，杨西光等人又对文稿作了修改并送中央党校（最快也在24日晚）。这次修改，将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中央党校原来的题目一样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这一段时间中，杨西光几次到中央党校，就这篇文稿的修改同吴江交换意见。他们二人谈了什么，我们已无法知道。但吴江会坚持原来的题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可以肯定的。杨西光将题目作了修改（当时，杨西光对中央党校、对《理论动态》、对吴江十分尊重）。《光明日报》的同志虽然将文稿的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在结尾仍然保留了“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句总括性的话。这说明，他们对“唯一标准”四个字的含义仍然不甚明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理论上说，并没有为唯物主义认识论增添新的内涵，但这样表述，使这个观点更明确了，联系当时的实际，意义更显重大。一些理论工作者当时就指出了这一点。

1978年7月24日，《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在首都举行的全国哲学讨论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发表时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改动也颇关重要。因为，有的人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却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强调，这样一改，标题就更明确了；标题是文章的旗帜，这样一改，文章的旗帜就更鲜明了。（马沛文《放言集》上册，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4月出版第3页）

知名学者于光远说：“我一看到在5月1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中‘唯一’两个字时非常高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我知道马克思讲‘实践标准’时，实际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没有使用‘唯一’这两个字。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是这么写的：‘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这段表述真理标准的语句中也没有‘唯一’两字。……我认为原先对真理标准的表述就包含‘唯一’的意思，加上‘唯一’两个字的意义无非更加强调实践标准具有排他性、针对性，是一元的。如果坚持真理标准是‘两元的’或‘多元的’，那么在真理标准的问题上不是糊涂，便是有意搞折衷主义的把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学习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人都是比较熟悉的，如果平铺直叙像哲学课时那样去讲，可以说是‘老生常谈’。就是像《五评》中那样使用，也可以说仍然没有脱离‘老生常谈’。但在1978年那场讨论中有针对性地排他地提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就不是‘老生常谈’，而有很强的现实性了。有明确的对立面，问题就提得突出、尖锐与彻底。当时我很清楚党内不同看法争论的政治背景，一看到这两个字就叫好。”（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152－154页）”于光远对“唯一”标准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讲得很透彻。

这里还要说一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后，1982年，人们从机密档案中发现，毛泽东在1963年11月18日修改一篇文稿时（即《在战争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亲笔加上“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语（见《理论动态》第372期，1982年9月7日）。以后，还有人发现，在更早的时候，就有学者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断语。但这些都是在事后发现的。

有人认为，“唯一标准”就是在胡福明的文章题目上加了“唯一”二个字而己。这是肤浅之见。联系当时的实际，这“唯一”二字，却是关键。

马克思有一名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第1卷第9页）在当年，强调实践是“唯一标准”，其潜台词就是，中央文件、领导人的话，特别是毛泽东的话，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迫切需要用实践标准对其进行检验。这就是事物根本之所在。这也是吴江提出“唯一标准”的意义和贡献之所在。

（原载河北省政协《文史精华》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