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弥足珍贵的胡耀邦史料
——胡耀邦在总书记任内最后一次在全国会议上讲话的记录稿（图）
看到《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转载《共识网》发布的史义军先生《关于一份胡耀邦和社科理论工作者谈话记录稿的发现》一文，不禁想起我保存的胡耀邦同一次讲话的另一份记录稿。这份记录稿，是1986年11月我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隶属劳动人事部，后转属国务院办公厅）任职时，筹备组负责人参加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后，带回来的，并在记录稿首页左侧注明：“这是胡耀邦同志十一月一日在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与部分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会上只发此记录稿（复印件），许多地方看不清，仅供参阅。”记录稿使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稿纸 (20×20)=400（注：有几页没有复印上），共9页。
据《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耀邦历史上的今天”记载：1986年11月1日，胡耀邦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七五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会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提到这次讲话。此后胡耀邦离京考察：1986年11月14日至16日，胡耀邦沿着苏北的海岸线，察看了正在开发的黄海滩涂，考察了盐城市和开放城市南通。1986年11月15日，胡耀邦在苏北盐城参观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和纪念馆。1986年11月17日，胡耀邦到上海视察。与上海作家、艺术家座谈文化发展问题。当上海杂技团团长汇报到由于上海市委实行文化发展战略，该团有了一定的自主权，第一次到日本演出四十五天赚了一百五十多万元时，他说：我这个总书记，就爱听你们讲这些，你们知识分子富起来了，我就高兴了！在一周多的时间里，胡耀邦相继考察了上海的市区和郊区十个县，登海岛、上工地、看工厂、下农村、访农户，并参观了一些尖端技术科研单位、大型基础设施、居民住宅区和新建旅游宾馆。从上述行程看出，胡耀邦回京已是11月下旬。1986年12月20日，胡耀邦会见第二次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正常情况下,党的总书记在全国性会议上的讲话，是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主办方应该会后将讲记录稿整理，经本人审阅认可后定稿，作为会议文件下发学习，并永久存档。但是，众所周知，胡耀邦从外地考察回京不久，始料不及，突然陷于困境，无法行使总书记的职权，1987年1月16日便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辞去总书记。胡耀邦这次讲话也就不可能有正式的官方文稿。会上发的这份记录稿，应该由会务工作人员当场记录，有少量修改，似乎经相关领导审阅同意，可以称为准官方文稿，是胡耀邦在总书记任内最后一次在全国性会议上讲话载体。但估计记录稿原件已不复存在，复印件也就成为弥足珍贵的胡耀邦史料。
据《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04期报道：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于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五日在北京召开,三百多名专家学者论证、通过了一批“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重点课题,讨论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暂行条例》。十一月一日下午,胡耀郑、赵紫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并和全体代表在东大厅照相。在“七五”期间,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外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成员的有王佐良、王忠禅、叶水夫、许国璋、杨周翰、张羽、陈桑、陈昭康、胡孟浩、夏仲翼、桂诗春、柳鸣九、董衡翼等十四人(据规划小组名单,以牲氏笔划为序)。
根据上述报道和史义军先生的介绍，他发现的这份胡耀邦讲话记录稿，既然使用的是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稿纸，很可能就是该所参加这次会议，并参与座谈的人，一般而言，极有可能就是时任所长，或者副所长，也或许就是上述外国文学学科小组成员之一，个人的记录。
胡耀邦这次讲话一如既往，坦诚、率真，毫不设防，不乏幽默、诙谐、生动，充满感染力。今天读这篇讲话，仿佛胡耀邦当年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们面前,再次加深人们对这位伟人的无尽缅怀，无限敬仰。
两份记录稿框架一致，文字有所不同。下面是我保存的一份记录稿全文：
胡耀邦同志的讲话
我们的中央同志，同社会科学界的同志接触太少，这怎么说都是缺点嘛。1979年召开理论务虚会，小平同志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可以算是会议接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八年来只这一次，以后就大概没有接触过。会议简报上说，同志们强烈要求中央领导同志讲个话。如果不找大家讲讲，就要老账加新账了（笑）。
今天没有什么准备。中午会见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以后才看到你们的东西。和胡绳同志商量，就改为我们这个座谈会，提几个问题同大家商量。
第一个问题，繁荣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界同志的迫切希望，也是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这条是要肯定下来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从我党成立起，六十五年了，我们的社会科学，只有一次大繁荣，带来了中国革命胜利，这就是延安时代。这里我就把创党时期除外了。真正成熟的是延安时期，30—40年代，确实是我们党的理论的第一次大繁荣，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从那以后就谈不上真正的繁荣。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一个理论上的大繁荣，行吗？革命理论和革命行动的关系应该说是很清楚的，是互为因果。列宁有一个时期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所以，繁荣社会科学既是理论界、思想界的愿望，也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也是现在的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一点无论是从我们历史的教训还是从摆在中国人民当前的奋斗目标来看，都是用不着怀疑的。我觉得用不着讨论。如果我们过去讲得不明确，就再明确一下。
第二个问题，繁荣社会科学的困难和阻力来自什么地方？来自一个方面还是两个方面？这个问题必须明确。繁荣社会科学肯定会有困难和阻力，怎么会没有呢？任何事物都有嘛。我的意见，困难和阻力主要从二个方面找：
首先，从我们党的领导上找。不重视、不正确的干预太多。包括有点坐冷板凳，指责过多，甚至这些年拿着棍子在头上摇晃了两下，没有打下来（笑）。来自我们的有些党委对社会科学不重视，或某些人不正确的干预，这样的困难和阻力今后还会不会有？我不敢保证没有。我只能保证这一条，即发现了轻视的现象，不正确的干预，就要加以纠正，加以解决。这几年虽然棍子摇晃了两下，但毕竟没有打下来嘛。（有同志插话：还是打了一点。）毕竟只是伤了点皮毛。（薄一波：大家的头皮要硬一些）最厉害的还不是反右派吗，二十年后还不是平反了？当然不会再出现这个情况了。
其次，繁荣社会科学的困难和阻力还有没有我们理论界、思想界自己的弱点？已经存在的，要克服的或要提醒大家共勉的弱点？加上这一条有好处没有？提我们理论界、思想界自身存在的弱点，或要提醒注意的地方，是变成动力，还是又变成一个棍子？是变成鞭子还是棍子？我看只要把道理说清楚，我看可以变成鞭子而不是棍子。
一是不正确的干预，二是来自我们本身的弱点和不足。后一条加上来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如果你们觉得有坏处就不讲了。前一条我们可以转发文件嘛，或者我们分头多讲几次。
第三个问题，思想界、理论界、社会科学工作者怎么大显身手，大有作为？我们希望做哪几条？这里我不是以总书记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提几条希望：
1.很重的一条，也是这次关于精神文明决议没有写清楚的一条，十三大要写清楚。就是再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话我觉得没有讲透。毛主席在延安时讲透了。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有的放矢，这就叫理论联系实际。我同许多同志讲笑话，两方面的毛病都有，是到马列著作中找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药方”，每次都找不完整，一找，社会主义还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哪儿找啊？只有离经叛道啊。还有雇工问题，怎么找啊。七个人就是社会主义，八个人就是资本主义？至于文艺理论，更找不到“药方”来，因为马恩主要不是文艺理论大家，虽然马克思青年时代写过诗，恩格斯写过一些评论，所以不能去找，一找就吃亏了，就上当的。必须找的是立场、观点、方法。但是这不容易找啊，就要象毛主席所说的，融会贯通，深知其义。另外一种倾向呢，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要从西方找药方，到西方的理论家、思想家那里去找。而这似乎也批评不得，一批评就成为妨碍百家争鸣了。我觉得，这两种倾向都不对。关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说大家要学习小平同志80年的那篇讲话，报上也发表了。我从来没有提我们全党要学习小平同志的著作。因为这样讲不好，学习是要靠自觉的。这一次为什么我鼓起勇气讲呢？因为发现一些人在下面瞎造空气。应该先把小平同志的讲话读一读吗。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我们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有了方向性的意见了，不要瞎造了。今天上午小平同志接见克拉克西，对这个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表述。我们有的同志在国家大事上，缺乏调查研究，大笔一挥，洋洋数千言。这同我们党的优良学风不相符。没有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中国人民脑子里想什么，你哲学文章怎么写出来？所以，第一，希望进一步理解理论和实际联系的要害性，或要害的地方。
2.要好好地把思想理论工作的基础打实在。所谓基础，就是材料工作。思想界、理论界、社会科学没有充分的资料。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说过，中国资产阶级没有为我们准备充分的材料，要靠我们自己收集。那时候只能经国民党。而现在还能经蒋经国吗？三十几年了，你们为什么不收集？我们的材料太少了。还有个保密制度，残缺不全的材料又要封闭起来。社会科学界要一身二任，又要研究，又要收集材料。我们要学习鲁迅的作风，鲁迅是自己搞材料的。他的许多杂文是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的。毛主席说，要充分地占有材料，周密地加以分析。要重视自己收集第一手的材料。我们的材料占有太少了。有的材料一开始收集就是不对的。如中国的耕地面积，一直宣传是15亿亩，我抗议了多少次。美国卫星拍照我们的耕地是20—22亿亩。我们领土面积也不是960万平方公里，是1040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不能再那样宣传了，否则再过几十年，科技发达了，人们就会说，我们以邓小平同志核心的党中央办了糊涂事嘛。耕地面积的事还好办些，我再拿出两个问题来，一个是粉碎四人帮是怎么回事啊？看看我们的历史决议，小平同志是怎么说的，有的时候要站住脚啊。再一个是，这次六中全会不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不重新引十二大决议，这在理论上能不能站住脚？组织上合不合法？所以我们看资料，包括看观点，审查过去的观点。思想界、理论界要写出一鸣惊人的东西而又不费功夫，那是没有的。要收集材料，分析材料，花费艰巨的劳动。这是第二条希望。
3.恐怕还有个文风的问题，要尽可能加以改进。现在说，理论刊物必然亏本，理论著作一定是枯燥无味。这个说法最多是50%的真理。你马列主义著作传到中国来时，如“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是多么风行啊。邓小平文集也有好几个国家翻译了，如英国、日本等，公开卖的。前几天有个国家也翻译了。包括我们古代的孙子兵法，可以说是典型的军事理论著作，还是长盛不衰。所以，理论著作一定枯燥无味，这个命题不能成立。理论著作要做到雅俗共赏，确实难度很大，但不是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要学会表达能力，讲究表达方式，使正确的理论内容也有一个好的表达形式，引人入胜。我曾经好几次推荐过一本理论著作，就是胡绳同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书首先是王胡子提的，说是很好。我想，王胡子的读书兴趣不比我高吧，于是我才加紧看，觉得不错。找生动活泼的，观点正确的著作，推荐一批嘛。我们文艺搞国家文艺奖，三年评一次，最初提可以评10人，我说可以评15人。报酬，他们说1到3万，太小气了，我说3到4万（笑）。理论著作三年评一次，或者五年评一次，评出后，花3万4万我觉得值得。体育界，我们拿一个国际冠军，至少1万2万元，不容易。南朝鲜那个叫刘南奎的给了5万8千美元，不能靠哪一界评选，要靠社会承认。说到讲课没人听，文章没人看。那个李什么（燕杰），还有个曲啸（有代表插话：反映也不一致），中医一个药方只治一种病，不是治百病嘛，只能讲一行。所以，社会科学的论文如何表达，如何写作，有个文风问题。
文风的问题还有个内容，就是需要充分说理。社会科学论文不充分说理，就没有多少生命力。真理不怕辩嘛。真理本身不挥舞大棒，真理会挨大棒。那个伽利略不是说，你把我绞死了，地球也还是转动的。真理是不惧怕什么的。但它本身不需要抡棍子。所以要充分讲道理。毛主席延安时期的著作是充分讲道理的。到后来文化大革命，人家帮他说了，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笑）那就没什么道理好讲的。从大跃进以后，要选他几篇文章很困难，七千人大会讲话算一篇，七一？论？论？篇（注：此处是稿纸格子框外右侧加紧来的，没有复印上），晚年毛主席学风有问题嘛。首先是学风，不要从个人的品质上解释毛主席为什么犯错误。如果把毛主席犯错误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那不符合历史唯物论。要分析那一个时期内人们的思想方法。
4.为了减少犯错误和使我们的理论创作精益求精，我主张多商量，多征求意见。我们的中央文件，重要的文件缺点比较少，站不住的东西较少。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走群众路线。我们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比较有自知之明。小平同志说，就个人才智说，党内无人比上毛主席。毛主席确实是多面手：马列主义、中国历史、文学、中国语言等。我们现在中央文件提前印好，组织讨论。理论著作，按古人的教导，切磋的方法是很好的方法。不成熟的东西不要急于发表。我主张是多切磋协商，减少事后的批评和反批评。批评和反批评多就紧张嘛。我们中央的几个决议都是采取这个方法。大家是真举手，而不是假举手噢。我们中央不会再打棍子了，你们心中有数，不用多说了。我现在进一步想那个批评和反批评，在一个时期内，我们最好也把它减少。事前商量。
可能我四条没讲完全，讲了三大条四小条，“不三不四”（笑），讲了一个钟头。
耀邦同志后来又插了一段话：
光明日报正在连载胡适传。给胡适这么个人立传必要。我们能不能写得更好些？光明日报连载的胡适传我看了，摆了一些事实，还可以。还可以更有分析一点。台湾贝阳（音）写的《丑陋的中国人》，主要将大陆为斗争对象，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可是用这些东西来激发我们的斗志，有好处。电影《非常大总统》，孙中山那时的特点是愈挫愈奋。这个人，这一条了不起。我们对孙中山要好好评价一下。还没评价好。宋庆龄临终时说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评价还欠公允。这是有道理的。在那个时代，他虽未达到共产主义境界，但能将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变成中国的东西就很了不起。愈挫愈奋的精神值得中国共产党人借鉴。联系到社会科学，胡适可以写很好的传记（？）（注：括弧中的这个字看不清），孙中山写很好的传著，两年不行就三年五年。要真正能够站得住脚的。包括毛主席、周总理的传。这都是我们社会科学的任务。
胡耀邦1986年11月1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与部分代表座谈时讲话记录稿
（作者系《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原主编）
2014年1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