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能全:重新看到了希望

——胡耀邦与系列“百家争鸣”座谈会

一

1975年，是言路闭锁、思想僵化、国家深陷危机的年代。

    是年，在邓小平临危受命进行全面整顿之际，胡耀邦受命整顿科学院。7月23日，他拿着邓小平接见中央高级干部读书班的讲话，走进中国科学院(其时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合并于此，实为三科)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室，开始了他在科学院的“百日维新”一一全院整顿。

    从9月1日开始的系列“百家争鸣”座谈会，是胡耀邦整顿科学院的一个重要举措。

    一周前的8月25日，分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根据邓小平的全面部署，找了五位科学家(李昌、王光伟参加)开座谈会，就科学研究方面怎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怎样把科研工作搞得更好听取意见。会议从下午三点半开到了六点，还有与会者未及发言，而华国锋要准备出差西藏，没有时间继续开下去，他委托科学院

另找时间开会座谈。

    三天后(8月29日)，胡耀邦找到刚从二机部回到科学院的钱三强，要他帮助组织这个座谈会。钱三强请示：“座谈会是不是要有个名称? 是不是要出简报?”胡耀邦考虑后说；“有个名称好，就叫‘百家争鸣’座谈会怎么样。每次座谈会都应写简报，发挥作用嘛。”

    在那个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一抓就灵的年月，用“百家争鸣”这个名称，体现了胡耀邦进行全面整顿的胆识．是他政治智慧的运用。“百家争鸣”曾经是毛泽东主席提倡的，用它组织座谈会一定程度可避免政治风险，又能让科技人员打消顾虑，广开言路。

至于钱三强，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迫害很突出的党员科学家。从1966年6月起之后的九年多，除了接受批斗，他连平等出席会议的“待遇”都未曾享有过，时下虽已宣布解放、恢复组织生活，但尚未正式结论(1977年10月二机部才补作结论)；他回到科学院既不是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又无其他职务头衔。此时此刻，胡耀邦把组织主持“百家争鸣”座谈会的任务交付给钱三强，实际上是他纠正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示范。难怪年逾花甲的钱三强接受任务后，顿时百感交集，忍不住泪流满面，几近泣不成声。

二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钱三强于9月1日、3日和5日主持召开了三次“百家争鸣”座谈会。胡耀邦因身体不好和其他事情多，未能亲自到会，但每位科学家的发言，他通过会议简报都细读了，说“颇有收获”。他对钱三强说：“这样的会议组织形式很好，可以延长一段时间继续开。”还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听取意见的渠道，便于听到各种意见，特别是科研一线同志们的意见。通过这样的座谈会，还可以学到知识，可以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他交代钱三强：“邀请参加座谈会人员时，既要有年龄大一点的，也要有年轻一点的，每次邀请的人不要多，让大家畅所欲言，把话说完。”

    接着，9月20日、27日，10月16日、25日，l1月11日和22 日，又相继召开了六次“百家争鸣”座谈会。历时两个多月，共开了10次，各个学科领域的老中青科学工作者计有40余人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他们中有吴仲华、吴文俊、叶笃正、张文佑、曾呈奎、侯学煜、黄秉维、王绶琯、胡含、邹承鲁、刘静宜、田波、何祚庥、周秀骥、高庆狮、黄志镗、李启斌、汤懋闳、胡启德、孙艾玲、郭敬辉、钱忠泰、陆德如等。

    这样的座谈会，多年没有开过，大家既渴望又陌生，难免有些顾虑。因此，每次座谈会开始时，主持人钱三强都要先传达华国锋8月25日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胡耀邦关于召开“百家争鸣”座谈会的指示精神，他每次传达内心都充满激情和希望。

    钱三强讲道：“胡耀邦同志决定召开这样的座谈会，就是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把工作做好。耀邦同志说，科学院召开的一些座谈会，国务院很重视，如有一次会议谈找富矿的问题，谷牧同志看了这次会议的简报很注意，很快召开各有关部门的会议，立即行动，采取了措施。”又说：“华副总理在上次座谈会上要大家不要拘束，采取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提出意见。”

    在9月5日座谈会上，钱三强针对有人担心意见提了也没有什么用处的心理，先讲了自己的体会：“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几位副总理在不同场合都讲到科技工作的重要性。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如不先行一步，搞不上去。领导的原则已定，还要有下面提出应

该怎样搞好，靠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提。有人说过去提了没有用处。过去时机没有到，不过还是有一些用处，现在时机到了，应该积极提供意见，供领导上参考。”

    出席座谈会的老中青科技工作者，在胡耀邦等讲话精神的鼓励和他到科学院工作后的新气象的感受下，都消除了顾虑，重新树立起信心，都敞开心扉发了言；而且听不到发泄个人遭遇的怨愤，听到的是为科研工作长期停顿而焦虑，是对现行政策的迷惑，是希望改变现状的积极进言。大家殷殷陈情，言辞切切。现根据座谈会记录摘引部分发言于后，以助了解当时科技工作者对胡耀邦整顿科学院的热切期盼。

三

科研不能喧宾夺主。理论研究不能被忽视

    数学家吴文俊在9月1日座谈会上就如何理解和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教育培养学生问题提出三条意见：    (1)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讲到，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要有主有从。科学院是否也要有主有从? 科研人员以研为主，是不言而喻的，好像是废话，但多少年来对兼学别样很重视，兼工、兼农、兼这样，兼那样，对以研为主却不很注意。把“主”忽视后，变成喧宾夺主。

    (2)周总理指示，科学院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往高里提，很重要，但很少在比较广泛的范围传达讨论。所谓往高里提，据我体会，就是往理论上提，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科学院应该重视理论工作，也是不言而喻的，但过去很怕提

到理论工作。

    (3)教育方面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提法，对学生的培养要重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比只强调学死的知识有很大的进步。还可以补充一点，除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外，还要提一下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如数学方面，提出问题过去多是从书本、外国来的，部是多少年留下来的。我们的工作应该主要不是从书本、洋人那儿来，要从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从实践基础上提出问题。数学要发展，不能老提一百多年前的问题，主要问题来源不能局限于此。总要自己提问题，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

    生物化学家邹承鲁发言说：“今后二十五年要在若干领域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我感到很受鼓舞，也感到很着急。党中央对科学院的指示是明确的，但很受干扰，周总理对科学院的指示没有贯彻，还有人说对总理的指示要重新理解。特别是近几年科学院比以前抓得更差一些，原因不在下面，还是在上面。”

暖人心的政策很重要

    大气物理学家叶笃正在11月1日座谈会上深有感触地说：“这回看《万水千山》的戏，给科学院专演了一场，一张小小的戏票含义非常重，有很多感受，它是知识分子政策的具体体现。…政策落实问题，首先是给这些人一个正确估价，没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发挥积极性就困难。我们是从国外回来的，一解放就回来了。我们为什么要回来，回来干什么来了，主流思想是什么。不要看他有这样一点毛病，那样一点毛病，叫我们是臭知识分子。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时心酸。……正确的估价很重要。我们个人并不是想安安逸逸的生活。应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做好工作。”

    主持人钱三强插话说：“最近听到汇报传达，中央领导说绝大多

数人是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的。这些话一年前还不能讲，现在能讲出来，说明新领导正在贯彻。我听了和两年前心情也不一样了。”

    学术问题不能动不动扣帽子．上纲上线

    9月5日座谈会上，当钱三强传达完华国锋、胡耀邦的讲话后，地质学家张文佑以他惯有的直爽风格发言说：“现在都不搞提高的工作。写文章有顾虑，说写文章不如找矿。不敢进图书馆，说到图书馆是洋奴哲学。‘政治统帅业务’，如何统帅是个根本的大问题。……‘百家争鸣’如何贯彻，现在有问题。地质学包括地质力学中有不同学派，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地质力学的核心是地质构造，不谈地质构造就是反对地质力学。要‘百家争鸣’，才能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有点不同意见就是反对，这样能发展吗? 地台、地槽学说都是唯心主义的吗? 板块学说都是唯心的吗? 马克思主义还吸收黑格尔哲学中合理的部分。应该根据‘百家争鸣’方针，继承和发展各个学派，而不是把它固定、僵化、片面化。”

    大气物理学家周秀骥(9月3 日)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发展文化科学的重要方面，近几年从来没有人提过，党委已经忘了。路线问题和双百方针问题有时闹不清楚。要不要搞大气物理观测站，有不同意见，有人说这是新生事物，谁提出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新生事物，有意见不能说。大气消雹，一直在大寨搞，几年来成果不大。北京地区冰雹也不少。可以在所里用雷达进行观测，研究冰雹变化规律。党委说大寨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红旗，谁不愿意去就是不愿意学大寨，决定将北京的雷达关闭。结果大寨没有去，北京地区的资料也没有取到，争论也争不起来。”

    计算机专家高庆狮(9月5日)说：“我们所七年没出成果。我们一提这是林彪路线的干扰，有人就说这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我

们提出搞巨型机，搞百万次的，以后要搞三百万次的、七百万次的，还要搞千万次、亿次的，有人说等着吧，两年后就要批你们。……出版社征稿，约我们写文章，他们说是知识私有；发表文章，就说是向无产阶级要资本。争名夺利；一讲学科，就说是脱离实际。”

不做工作．没有一支队伍，争鸣“争”不起来

    天文学家王绶琯在10月16日座谈会上听了钱三强传达怎样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把科研工作搞得更好的精神后，他发言提出两个问题：一是科技队伍的成长问题。他说：“‘百家争鸣’，没有一支队伍，‘争’不起来，因为科学的语言没法沟通。一般单位应有一批二、三十岁肯钻研、有科学见解的人，学术思想很活跃，这才‘争’得起来，现在可以说没有。天文台可能影响一二十年。”二是缺乏全局的统筹的观点。王绶琯说：“基础理论研究在学科发展中起什么作用，没有向下讲清楚，科学研究在全国各项工作中占什么地位，没有考虑清楚，缺乏战略思想。应该考虑科技队伍的全面培养和科研上的战略部署，否则将来要吃亏的。”

    遗传学家胡含说：“‘百家争鸣’方针很重要，怎么贯彻? 有许多历史经验值得研究。把学术问题简单化不行，影响学术争鸣。现在学术上不活跃，这跟研究不够有关，也跟界限不清产生顾虑有关。”

    地理学家黄秉维说：“如果在理论上搞不清，没有争论的论据，也‘争’不起来。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积极性，有人搞理论有顾虑，所以很多人不讲话。很多工作处于无人过问状态，过去的有些工作不系统，后来又一下子取消了。我们自己的资料少，知道别人的也少。所以先要发挥积极性，然后才是争鸣的问题。……研究所现在年轻人少，又无来源。现在的任务总是变，年年从ABC开始，今年搞这样，明年搞那样，没法培养对本行熟悉的人，也就没法提高。……现在好多事情是为搞而搞，匆匆忙忙搞，如下放科研单位，说是为了发挥两个积极性，结果两个积极性都没有发挥。”

    以上引录的和限于篇幅更多未能引录的发言，强烈地迸发出一个共同的心声，那就是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对现状的忧虑，对纠“左”的期盼。

四

    当第十次(11月22日)“百家争鸣”座谈会还在举行的时候，政治风云突变，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议，指名要胡耀邦、李昌等参加，准备作检查。霎时之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恶浪在全国掀起。

    面临困境的胡耀邦，没有顾虑个人遭遇，没有失去信心，没有忘记对科学院的整顿责任，他要钱三强把开过的“百家争鸣”座谈会总结一下，实事求是整理出一个材料，这就是后来被诬为“没有出笼就夭折了的毒草”一一《关于“百家争鸣”问题》。

    钱三强主持起草的《关于“百家争鸣”问题》，是一份准备向上反映情况的综合报告，所用材料都出白于座谈会上的发言并经过核实的事实，观点都是经过一再推敲，抹平了棱角的，但毕竟是逆时势之作。如报告开头写道：“一个时期以来，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毛主席倡导的‘百家争鸣，方针，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学术气氛相当淡薄。从哲学方面批判外国科学家唯心主义和反动学术观点文章有一些，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则很少。这种状况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很不利。学术争鸣没有很好开展，不少科学工作者‘不敢鸣’‘不愿鸣’‘不能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关键在于领导。”

    接着，报告以事实为依据列举了“不敢鸣”“不愿鸣”“不能鸣”的原因。

    “不敢鸣”，讲了两条原因，一是“近些年来，科技部门的领导人很少提倡和鼓励‘百家争鸣’，有些人还用简单的行政方法处理科技问题，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对正确的意见乱加批评，使科技人员不敢轻易发表意见”。二是“有些政策界限不清，使科学工作者有很大顾虑，主要是怕说了不同见解被认为是政治问题”。

    报告说，“不愿鸣”是因为“在一部分科学工作者中，还存在着学术垄断、宗派主义、门户之见、文人相轻等错误思想作风，因而在学术争论中表现出意气用事，互相攻击．有些人怕参加讨论伤感情，或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不愿发表意见”。

    关于“不能鸣”，报告写道：“‘百家争鸣’要以研究工作为基础，许多学术问题的讨论，往往在理论研究领域中层开，而我国许多科研机构的研究工作，近年才陆续恢复和发展，理论工作还相当薄弱。因此，有些人想‘鸣’也一时‘鸣’不起来。此外，学术讨论会很少举行，学术刊物不足，对开展‘百家争鸣’也有一定影响。”

    报告最后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语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并强调：“科学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自然辩证法，分析批判各种不同学派、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特别是要通过长期辛勤的科学实践，作坚忍不拔的努力，以求逐步形成和创立我国自己的学派。”

    对于那个时候的钱三强来说，他能接受任务主持起草这样一份报告，不单需要热情，更需要勇气。他的热情和勇气，来自他内心感受到的希望。他感受到邓小平复出后“报纸上许多提法不同了”，他感受到科学院在胡耀邦主持工作短短几个月发生的可喜变化，正如他1989年4月19日在《科技日报》发表悼念胡耀邦逝世文章中说到的：“耀邦同志来到科学院后的一系列讲话和实践，使广大科技人员从内心受到巨大鼓舞，使大家重新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