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中宣部

胡耀邦生前说过这样一句话：“要做完人、圣人，难啦!但是，做真人、好人、善人、正直的人，是可以由自己当家作主的。”的确，胡耀邦不是“完人”“圣人”，但他却是一个正派无私的人，是个真诚的人，是个热情洋溢的人，也是一个好人、善人。他的这个品格，在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时，有充分的体现。

不要叫指示，充其量说某某作重要讲话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新增选的政治局委员的分工，决定胡耀邦任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分管党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同时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三个职务，都非常重要。在这三个职务上，他尽心尽力，并且干得都很出色。其中，他除了管党中央日常工作外，把极大精力投放到了中宣部。

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部长时，中宣部还在钓鱼台办公。1978年12月29日，胡耀邦就到钓鱼台中宣部驻地报到，并按事先安排，与中宣部13级以上干部见面。这次见面，胡耀邦按照三中全会精神，谈了他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关于如何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意见。胡耀邦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他饱含真知灼见又生动活泼的语言，使见面会开得非常活跃，给了参会者良好的印象。仅仅过了两天，也就是1978年最后一天，胡耀邦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更广泛，有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视、电台等部门的领导干部。开这个会，胡耀邦主要是想和大家见个面。他和秘书说，毕竟中央让我管这方面的工作了嘛，和大家见个面，以后大家便于和我联系。但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会前临时向胡耀邦提出，请他在会上讲个话。胡耀邦答应了。胡耀邦和大家见面后，会议主持人说：“现在请胡耀邦同志作指示。”此时，全场鸦雀无声。胡耀邦缓缓开口，但语出惊人。他收敛了笑容，以非常严肃的语气说：“按三中全会规定，什么首长指示，统统去掉那一套！个人意见嘛，恢复老传统，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互相交换意见，充其量说某某作重要讲话。我的讲话重不重要由大家评定。”胡耀邦讲完这个话后，立即恢复了笑容。大家先是对胡耀邦讲的话发出会心的笑声，接着，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接下来，胡耀邦发表长篇讲话。他手里没有任何稿子，连一个写有提纲的纸片也没有，完全是即兴讲话。他讲了“四人帮”对党的宣传工作的严重破坏，讲了三中全会后党的宣传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介绍了中央对中宣部长人选考虑的过程，讲了今后如何做好宣传工作的打算。他的讲话，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旁征博引，道理深刻，风趣幽默，热情洋溢。与会者听了过瘾又发自内心地敬佩。而最让与会者铭记不忘的是他开场那几句话：“恢复老传统，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互相交换意见，充其量说某某作重要讲话。我的讲话重不重要由大家评定。”这几句开场白，既体现了胡耀邦的民主作风，更体现了他的真诚态度。1979年1月3日，胡耀邦和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时，无论是主持会的，还是听会的，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大家就都称胡耀邦为“耀邦同志”。而且，胡耀邦在中宣部干部面前，也表现出真诚的谦虚态度。他说：“我曾在政治局会上表明过，我当中宣部长不是这块料，是拉着毛驴做马骑。”他的话引起在场者一阵愉快笑声。

胡耀邦在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的开场白，以及他同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时的讲话，很快就在全国宣传系统传开了，接着传到全国党政干部中去，影响非常大。就是从此开始，全国党政干部一改长期以来称官衔、称职务及各级领导干部的讲话都被称为“重要指示”的习惯，各级干部不管职务高低，都互称同志，各级领导干部讲话，都称“请某某同志讲话”。这事看起来不大，却体现了共产党历史上早就形成的平等、民主优良传统重新回归的本质。

确定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

胡耀邦在三中全会后担任中宣部部长，主要任务就是按照三中全会精神部署党的宣传工作。但是当时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同志，对于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还不深。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部长后，首要的是在中宣部阐述自己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正如胡耀邦当时所说的，“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就不会迷失方向，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胡耀邦在中宣部干部大会上阐述了这个重大问题。他首先强调，随着三中全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要实现“转变”。胡耀邦指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或尽可能走在前头。”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清醒认识到党的工作重心发生“转移”这个重大变化，没有对这个重大变化必要性、必然性的正确认识，不可能有对党的宣传工作根本任务实现重大“转变”的认识。接着，胡耀邦对如何顺应党的宣传工作根本任务“转变”做了深刻解说，他强调三条：一是认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钻研理论业务；二是认真面向实际；三是认真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胡耀邦阐述的这三条，体现了党在宣传工作中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也抓住了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点，使中宣部的同志感到方向明确，任务明确，信心倍增。

胡耀邦认为，党的宣传工作并不是“虚”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他说，我们“对那些打着马列毛的旗号招摇撞骗的，要揭穿，要斗争”；同时“要防止讲大话、讲空话、讲套话，并同这种心理、精神状态作斗争”。胡耀邦提出党的宣传工作“三个面向”的要求：“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面向党内党外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所走道路的经验教训的实际”。这“三个面向”，最后都有“实际”二字，体现了党的宣传工作“实”的本质。

胡耀邦在讲话中提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有其自身规律、自身特点，必须予以重视。为了顺应这个规律，必须树立解放思想的风尚，他说，这正是为什么三中全会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的缘由。“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容易犯错误，所以对做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同志，特别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动不动把人家的意见、创作、言论一下子砍掉……不要搞无限上纲，不抓只言片语，不抓什么影射。”“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这种恶劣作风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我们反对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我们要从根子上把党内乱打棍子的现象打掉。必须把我们的党风搞好，用讨论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全党宣传战线的同志首先带这个头。”他在讲到宣传工作做得好不好的关键在于是否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时强调说：“大凡宣传工作做得好的时期，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当时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宣传工作做得不好的时期，也有个共同点，同好的时期恰恰相反，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想当然出发，从本本出发，从某一个人或者从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出发，根本不问实际情况怎么样，瞎讲一气，瞎吹一气，瞎反一气，瞎批评一气，一句话，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搞主观主义。‘文化大革命’时期，从我们党的立场来说，是宣传工作大失败的时期。”

为了适应党的宣传工作根本任务的“转变”，胡耀邦阐述了党的宣传工作近期要解决的十五个具体问题，其中包括：关于三中全会的宣传工作；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筹备安排问题；关于继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关于理论上的禁区、枷锁要破问题；关于坚决实行少宣传个人的方针问题；关于宣传战线，首先是宣传部门如何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促进派的问题，等等。

在三中全会后，确定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胡耀邦到中宣部担任部长后的重大贡献。这个重大贡献的意义在于：迅速扭转了自从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来党的宣传工作的被动局面，把党的宣传工作转到适应三中全会、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同时，从根本上改变了党的宣传工作作风。

搞什么政治斗争，不行的！

“四人帮”曾经长期控制党的宣传部门，利用党的宣传部门，搞政治运动，掀起一个个政治风浪。在“文革”之前，党的宣传部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充当“急先锋”。那个时候，人们眼中的宣传部门，就是制造政治舆论的工具，是搞政治运动的部门，甚至是“打棍子”、“扣帽子”的部门。 经历了“文革”乃至“文革”前政治风云的胡耀邦对此感触非常深。他担任中宣部部长后，决心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状况。他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党的宣传部门，不是搞政治斗争的工具，今后不要搞什么政治斗争。

1979年1月6日至11日，胡耀邦在主持全国宣传部部长座谈会时，就反复强调上述观点。在1月11日闭幕式上，他强调得更加明确，更加坚决。胡耀邦首先兴奋地向大家宣布：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宣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已得到批准。“此报告中央主席、副主席都圈阅了，将作为中宣部文件发给全党。”紧接着，胡耀邦还郑重地说：“有一条可以说清楚，党中央讲了好多次：离开社会主义建设一刀切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我们今后不搞了。以前搞一个失败一个。离开繁荣富强，搞什么政治斗争，不行的！”胡耀邦讲这个话时，语气坚决，铿锵有力，赢得了全体与会者经久不息的掌声。

胡耀邦提出，今后党的宣传部门，主要是抓干部学习。胡耀邦在这次会上谈到干部学习问题时说，“一千七百万干部怎么学习，要因地制宜”，笼统地提学习马列毛著作是“不完整的”。他说，“做党的工作，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不学马列不行”，但也要“学习科学”。做经济工作、科技工作或其他专业工作的同志，主要是学习有关的业务科学技术，当然“也要学点马列”，用学习总时间的“六分之一”就可以，“不要不分情况，光强调学马列毛，这行不通，不实事求是”。

给“文化大革命”打上引号

现在，出版的各种报刊上，都将“文化大革命”打上引号，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胡耀邦定下来的。

在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文革”前担任中宣部部长，后来被打倒的陆定一，经过反复考虑，向胡耀邦提出了一个意见：今后，不要再提“文化大革命”，理由是，“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而是一场大的政治斗争，是我们党犯的一个大的政治错误，与文化革命没有本质联系。胡耀邦认为，陆定一这个意见很有道理，但是，考虑到此事关系重大，当时，《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没有正式通过，党内对此认识不完全统一，另外，“文化大革命”毕竟在新中国历史中存在十年时间，期间发生许多重大事件，以后写文章，搞研究，都绕不过去，不提是不可能的。要提，怎么提？这是一个难题，胡耀邦一直反复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因此，胡耀邦没有立即对陆定一的意见表态。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他不再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但作为总书记，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党的宣传工作。同时，他也没有忘记陆定一的意见。而此时，他对如何处理陆定一的意见也已经考虑成熟，解决的方式就是给“文化大革命”打上引号。

1980年7月10日至17日，中央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胡耀邦11日和12日两次到会讲话。他在两次讲话中都提到解决这个难题的意见。他说：“陆定一同志不赞成提‘文化大革命’，那就打个引号吧，反正就是那么一段历史，也叫历史的插曲。”

胡耀邦的意见得到了全国党的宣传部门的真心拥护，也得到了党内的一致赞成。自从胡耀邦这次讲话之后，全国各种报刊和文件上，凡是提到“文化大革命”，都对这五个字打上引号，使它的含义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即对它的“革命性”予以彻底否定。这是胡耀邦还“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本来面目的一个历史性创造。

理论界要团结

真理标准大讨论展开之后，思想理论界震动很大。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敢说、敢想、敢讲，带动了全党思想大解放。同时，思想理论界也出现了不团结的情况。

思想理论界有一些坚持“凡是”观点的人还是有些想不通。当年的《红旗》杂志不介入争论，长期沉默，但在1978年9月该杂志却准备了一篇长文：《重温〈实践论〉》。这篇文章坚持实践第一，实事求是，但重点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批评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主体是好的，但文章在最后部分批判了“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认为这是“海外奇谈”。《红旗》编辑部按规定程序将文稿上送中央，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发表。但这篇文稿的出现说明，对于实践标准大讨论，还是有人持不同意见。这一年11月，谭震林写了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投给《红旗》。该杂志提出要对文章进行修改，删去支持实践标准的内容。谭震林不同意删节，并将文章拿给邓小平看。邓小平认为文章没有问题，可以发表，文章才得以公开发表。另一方面，1978年10月后，有一些理论界人士借着真理标准大讨论，在理论上出现偏激，动不动就给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扣上“凡是派”的帽子，予以排斥、打击，甚至也给纯粹出于善意探讨，在学术上提出一些自己看法的人扣上了“凡是派”的大帽子，横加指责，粗暴打击，排斥污蔑。思想理论界出现的这个问题必然反映到中央。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出现了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争论。虽然会议坚决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思想理论界不团结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在此情况下，叶剑英提议，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让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经过讨论，分清是非，实现团结。中央政治局同意了叶帅的提议。

胡耀邦从1979年1月初即着手筹备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他把开这次会的目标定为“团结”。为达到此目标，首要的是让与会者畅所欲言。话虽然说起来容易，但执行起来并不容易，以中宣部牵头，将持不同观点的全国理论精英和专家汇聚起来，共同开会，大家开诚布公，畅所欲言，自然会有不同意见，甚至出现理论交锋。因此，开好这样的会，既需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更需要有容纳四海的胸怀。而且，思想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关系工作的方向。这个会能不能开好，关系中国前途与命运。

为了实现思想理论界的大团结，胡耀邦在筹备会议时，专门过问了会议领导层的组织结构问题。他看到原来安排的会议领导人员名单中，全部是真理标准讨论中积极支持这次大讨论并且明确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人，认为这样的安排不妥当。在他亲自提议下，修改了会议领导层名单，在大会领导小组成员中专门安排了几名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受过批评、被认为是“凡是派”的代表人物。

在会议开法上，胡耀邦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他人意见，决不划线、分派，保障民主。胡耀邦提出，在会上要坚决执行“三不主义”，坚持和风细雨、各抒己见、自由讨论的方针，会上会下都不允许“搞大批判”、“点名批评”，更不许在会议上搞围攻打击。他还提出：“为了畅所欲言，所有的会议记录、文字等都由自己定稿，不审查。”胡耀邦的这个意见，得到会议筹备领导小组的一致赞成，后来会议实践也证明，他的这些原则受到与会者的一致拥护，为开好这次会议奠定了基础。

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亲自主持的理论务虚会在北京友谊宾馆科学厅正式开幕。胡耀邦发表会议主旨讲话，他讲了会议的由来、目的和开法，对两年来思想理论形势的估计、伟大的历史转折点、理论宣传工作的任务三个问题，作了明确阐述。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胡耀邦在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生前说过的两段话。一段话是1965年底毛泽东请即将到四川当“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到家里吃饭，毛泽东对彭讲道：“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胡耀邦引用毛泽东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明显：不管持意见的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手中都有可能掌握真理，不应该以目前持意见人数的多少作为是否掌握真理的定论。胡耀邦引用毛泽东的第二段话，是毛泽东在1968年10月14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的。胡耀邦说，这段话，是我亲自听见的。这天下午一点钟，主席讲了几句话后问我们：“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没有反应。毛主席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胡耀邦引用这段毛泽东的话也十分明显：许多重大政治问题，需要过很长时间后由历史作结论。胡耀邦引用两段话，归结到一点：历史上的是非曲直，思想理论上的问题，不能只看眼前情况就做定论，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沉淀，“由历史作结论”。他要求，会议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坚定地实行理论工作的群众路线，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的流毒，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园地百花盛开”。

胡耀邦在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实践第一的观点，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但多年来被遗忘了，甚至被颠倒了。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专门召开这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能实现理论界大团结。接着，胡耀邦讲了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这两个目的是互相联系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向前看，把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论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为了保障理论务虚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胡耀邦在会议上确定了一个原则：不允许任何人在会议上给别人戴帽子。他说：戴帽子的事，千万不要干。

但是，在会议进行期间，也有少量杂音，有个别人仍然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扣帽子，甚至使用激烈言词攻击。胡耀邦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在务虚会第一段结束时，肯定这次会议思想活跃，但他再三强调参加会议的同志要“慎重”。3月18日，胡耀邦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直接对给人扣帽子的现象提出批评，他说：“既然大家同意意识形态容易犯错误，可在批评别的同志时太尖锐了。‘凡是派’的帽子到处套，这不好。两年半前，把咱们打成‘走资派’，谁也不舒服，现在人家就舒服呀？戴帽子的事，千万不要干。”胡耀邦在会上鲜明地与乱给别人扣“凡是派”帽子的人划清界线，他清楚地说：“这次会议上，很多意见是个人意见，讲出来当然好，可不是中央定论。结果现在传得很开很广……理论务虚会对一些同志的批评没有核实。有些同志发表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是中央的定论。” 时隔数年后，胡耀邦对自己的秘书讲：“我们党没有什么‘凡是派’嘛！‘两个凡是’的思想是错误的，应当批评，但没有什么‘凡是派’。‘凡是派’的头是谁，无非是要搞国锋等同志。如果层层都批‘凡是派’，就又要打击一大片，伤害一批人。那时候新闻界、理论界一些同志思想可不通哩！我是两面受夹！”

这次理论务虚会，在胡耀邦的亲自领导下，开得生动活泼，很成功。大家在会上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极个别打棍子、扣帽子的人也转变了态度，实现了理论界的大团结。

背靠马列，面向实际

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了一个重要口号：“背靠马列，面向实际”。会议上，胡耀邦在充分讲了要继续扫清我们前进道路的思想障碍之后，专门提出一个重大问题：理论工作要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理论工作从实际出发又能走到亿万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的前头，生气勃勃地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前进。为此，必须“背靠马列，面向实际”。

“背靠马列”，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坚持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我们一定要靠得牢牢的，一刻也不能背离。”

“面向实际”，就是把马列主义与当前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实践结合起来。这就需要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真正做到理论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理论需要面向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就是实际，不是本本，不是文件，不是上级指示，那些都是流，不是源。”

胡耀邦强调，要把“背靠马列，面向实际”这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一定要提倡认真地读点马列，多读点书。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必须到实际中去吸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使自己的头脑丰富起来，永葆理论工作的生命力。实际、实践既是创造理论的唯一来源，又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理论宣传工作者从思想上来一个转变，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解决。如果根本不结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在空中，当作神，那就等于打着招牌招摇撞骗，只能叫做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如果结合得不紧密，只能叫做半马克思主义，至少不能算完全的马克思主义。

为了真正做好“背靠马列，面向实际”，胡耀邦提出要注意两个问题：一、对于有分量、有影响的重要理论文章，不要匆忙发表，要深思熟虑，研究清楚。例如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我对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对于类似这些问题要很好研究，但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二、要多走群众路线，多找人审查、提意见。反复思考，再加群众路线，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

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议上提出的“背靠马列，面向实际”，闪烁着真理光辉，至今听来，仍然让人耳目一新。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不能动摇

在理论务虚会开会期间，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趁着批评“两个凡是”，以及在揭批“四人帮”中对“文革”错误性质的认识，搅起了一股“非毛化”混水，想借机全盘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马列主义学得不多，更谈不上理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结合，但一谈起毛泽东晚年错误，就十分起劲，言词也十分尖刻；更有甚者，放肆攻击诽谤毛泽东，诋毁毛泽东思想。一些非法组织和所谓“民主斗士”，在西方某些持险恶用心者甚至间谍幕后导演下，搞起了所谓“西单民主墙”，张贴反动标语和许多造谣惑众的大字报，煽风点火，地下传单和地下刊物也相当猖獗。一时间，批评领袖人物的言论甚嚣尘上。这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后来被邓小平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它的出现，恰好是在理论务虚会开会期间，在一部分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并且影响到党内。

胡耀邦敏锐地发现了这股反动思潮的出现，及时予以反击。胡耀邦除了多次在会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外，还请邓小平到理论务虚会上发表讲话，专门讲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来到理论务虚会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他旗帜鲜明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邓小平指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邓小平讲话结束后，胡耀邦发表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表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动摇。他讲了对邓小平讲话的理解，认为邓小平对理论工作批评性的意见是恰当的，是对理论队伍的爱护。

理论务虚会结束后，胡耀邦专门找思想理论界一些重要领导同志谈话，专门讲如何贯彻落实邓小平讲话的问题。他强调：小平同志这次讲话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提出了我党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针，一方面要解放思想，承认实践第一，敢于打破框框想问题；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不能动摇。今后我们的工作要讲求这种全面性，要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能对立起来……要写一篇文章，讲清楚这个问题。

会后不久，在胡耀邦的亲自布置下，《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于分清理论上的重大是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起到了重大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