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在耀邦同志指导下办《理论动态》

――我的回忆

在胡耀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到来之际，我很自然地回忆起当年在他指导下办《理论动态》的峥嵘岁月。本文将当年的有关情况记载下来，作为我对他的缅怀和怀念。我的回忆是依据自己的日记、笔记和掌握的有关材料，是精准的回忆。

（一）耀邦同志宣布要办一个刊物

耀邦同志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上班。他采取召开整风会议的方式，解决中央党校的“文革”遗留问题，为复校作准备。

参加中央党校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的共70人，来自三个方面，当时的领导班子成员，“文革”以前由党中央任命的处室以上领导干部，全校25个党支部各选一个代表。本人在文史教研室，被选为代表参加这个会议。

整风会议于1977年4月7日开始，开始一段，大约每天开半天全体会议，由耀邦同志主持。6月4日上午，是全体会议。会前，耀邦同志的秘书陈维仁通知我，全体会议结束后留下来，参加耀邦同志召开的小会。

整风会议全体会议开到十一点，留下一些人，就在第一教室的一角，耀邦同志主持开会，我数了一下，共十个人。耀邦同志讲了教学计划，编教材等问题后说，最后一个问题，好几个礼拜脑子里酝酿这个问题。我们党校内部简报和刊物是否搞三个东西，一是中央党校简报，二是一个校刊，第三个，搞一个理论动态性的东西。很简单，有这么两页就够了，最多不超过三页，发给我们自己看，也可以发给中央同志，华主席、叶副主席，政治局同志，也可考虑发给各部委和省市委，给他们参考。名义，教育长领导下的教务办公室，教务办公室选编，两天，不超过三天一期，最好两天一期，字还可以考虑大一点，简短明了，叫《理论动态》也可以，《理论探讨文选》也可以，《理论动向选编》、《理论战线要闻》，没想清楚。先搞几个人，有人提出孟凡、沈宝祥同志，还要几个人，先搭一个班子。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要我参加这个会，原来是要我参与办这个刊物。以后，耀邦同志将这个班子称之为理论动态组，从这时起，我就成为这个理论动态组的一员。耀邦同志说，我已经有些题目了，【秘书陈维仁：至少有三四期了】要有三五期才能付印，不然到时候就没有早饭米下锅了。创刊的二个月内，篇篇我都要定稿，至少我负责参加搞二个月再说。今天题目不议了，后天上午到我那里开会。

最后，耀邦同志说：

“总而言之，我们自己造一个环境，自己压迫自己”。

“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主席在修改宪法的讲话中，就是搞科学态度。”

这两句话，一个说的是精神状态，就是要自觉地艰苦奋斗，一个说的是思想路线，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我逐渐体会到这两句的深意。

耀邦同志要创办这样一个刊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主持中央党校整风会议揭批“四人帮”时，从全局思考这一场艰巨复杂的斗争。1977年5月7日，他在会上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是最早的拨乱反正口号（几个月以后，才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用语，后来简称为“拨乱反正”）。他说，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怎么解决？他就想到要办一个刊物。《理论动态》是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而创办的。

6月6日上午，我们到耀邦同志处开会，连秘书陈维仁共五个人。耀邦同志进一步说明了办这个刊物的设想，包括宗旨，每期一篇文章，刊期，发行范围等。他确定，刊名就叫《理论动态》。他强调，刊物的文章宁少勿多，一般一期就是一篇东西，一个星期出二期，要及时，给人们头脑里装一个问题，不要装几个问题。他要求我们在6月15日前搞好几篇。他说，文章我亲自审阅，搞两个月你们自己就可以搞了。两个月后我看到什么东西再批给你们。这东西并不难。他给我们出了11个题目。他说，要经常出题目，经常想，有的请人写，有的自己写。

最后，耀邦同志说，写批判的东西不容易，要加紧看书，掌握资料。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耀邦同志召开的第一次理论动态组会议。

（二）《理论动态》的创刊

我们艰难地在撰写供《理论动态》用的文稿，又一再向耀邦同志反映，感到一个星期出二期实在有困难。6月22日，耀邦同志又召集我们开会，重申他对办刊的设想，但他同意五天出一期。

耀邦同志希望《理论动态》尽早创刊，尽管已经有了几篇文稿，但他感到，还没有一篇可以作为创刊第1期用的文章。

这时，中央党校复校工作面临一项特殊的教学任务，就是如何辅导学员学好刚刚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7月12日上午，耀邦同志在主楼会议室召开了一个小型理论座谈会，请与会者谈开学后如何辅导学员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问题。我们搞《理论动态》的几个人也参加了这个会。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发言，就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当时认为，《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中心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吴江的发言总体上还是肯定这个理论，但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质疑。会议结束后，耀邦同志即向吴江同志提出，你将今天的发言整理一下，作为《理论动态》第1期的文章，行不行？可以看得出来，耀邦同志对吴江的发言是很赞赏的。吴江当即表示同意。耀邦同志转身对我们说，7月15日出第1期，我给你出了第1期，以后，就要接着办下去，五天一期，风雨无阻，春节，国庆假期，照样出，不能停。

7月14日上班时，吴江将他的文稿送到耀邦同志办公的53号楼，交给秘书陈维仁。陈维仁让印刷厂快速排出清样，下午，陈维仁将清样送耀邦同志审阅，耀邦同志当即审阅定了稿，陈维仁立即让印刷厂付印，印数300份。我查阅过《理论动态》第1期吴江手写的原稿，题目是《吴江同志的发言》，陈维仁拟了《“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的题目，经耀邦同志审阅同意。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搞起来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当时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写进了九大、十大修改通过的党章。

7月15日上班后，王聚武同志到党校印刷厂，取回印好的《理论动态》第1期300份，刚好一捆，放在自行车后架上骑回。我们立即按照耀邦同志定的名单发行，首先是发校内有关同志。以上情况说明，《理论动态》在7月15日出第1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耀邦同志对《理论动态》第1期的文章作了较高的评价。他说：“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口号。一九七七年七月吴江写了一篇短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七七年七月那时候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我把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吴江《十年的路》第22页）

耀邦同志认为，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是从否定“继续革命”这个口号开始的。《理论动态》发表《“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是“第一个行动”，而且，这篇文章是他同邓小平在理论问题上的“第一次接触”，由此可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或者说耀邦同志对这篇文章的重视程度。

这里还要讲一个情况。《理论动态》第1期发行后的几天，我和孟凡同志（当时他的职务是校刊编辑室副主任）二人在办公室（主楼西侧靠东北面的一个大房间），电话铃响了，孟凡拿起话筒听了后很高兴地对我说，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说小平同志看了《理论动态》第1期，基本同意文章提出的问题。《理论动态》第1期的文章得到小平同志的肯定，当时我们俩都很兴奋。孟凡同志在1978年1月将这件事写进了他给校委的“汇报提纲”（“邓副主席亲自看过动态第一期，基本同意提出的问题”）。这里顺便说一句，像吴江这样作出突出贡献的理论工作者，是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这里有个公平正义问题。

《理论动态》第1期发行到校内一些同志后，立即就有了反映。我7月15日的日记作了如下记载：“下午，与吴振坤一起去胡耀邦同志处反映对第一期理论动态的意见。”我的印象是，他很高兴，说了什么，已记不起来了。

（三）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文章

《理论动态》创办后，按照耀邦同志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的思路，依照他出的题目，撰写文章，也选用一些文章，连续发表。下面抄录一些文章的题目，以见一般。

《“四人帮”关于民主派问题的谬论必须深入批判》（第5期）；

《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探讨》（第6期）；

《马列主义的反潮流原则不容篡改》（第8期）；

《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第9期）；

《要准确地理解毛主席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第10期）；

《关于社会主义企业利润的几个问题》（第18期）；

《列宁关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第19期）；

《“肃流毒”与“反派性”》（第20期）；

《切实扫除形式主义》（第26期）；

《揭穿“四人帮”对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原理的篡改》（第29期）；

《文风和认识路线》（第31期）；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反对对自己的不科学评价》（第33期）；

《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第36期）；

《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第41期）；

《社会主义银行的储蓄利息是剥削吗？》（第45期）；

《认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第48期）；

《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第55期）；

《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第58期）；

以上列举的18篇文章，是在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前。这些文章，现在看来，很肤浅，但在当时，这些文章都是纠正十年“文革”中（甚至以前）思想理论路线政策上的“左”的混乱，针对性很强，人们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因而反响也大。

耀邦同志在一次理论动态组会议上高兴地说：现在我碰到熟人就是两句话，一句是，你当组织部长，大快人心，一句是，《理论动态》办得好。他说，我们这一家还是有影响的，我们不恐慌了。

（四）《理论动态》得到华国锋的

重视和表扬

1977年12月，耀邦同志给理论动态组出了一个题目：《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这篇文章在12月30日第34期《理论动态》刊出，提前印出发行。这篇文章有三个小标题：新的课题，善于学习，多谋善断（这都是耀邦同志讲的）。华国锋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很赞赏。

1977年12月31日，耀邦同志的秘书梁金泉打电话给理论动态组说：《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同志给他打电话，华主席讲了三十多分钟。30号晚上，华主席拿了34期《理论动态》问，这三十几期你们都看过没有？这一期看过没有？这一期写得很好，观点也是好的，提出的问题和观点都是好的，他把三个题讲了一遍后说，现在就是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我们全党同志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怎么学呢？多谋善断特别重要。他对第三段反复地讲，要好好看一看，学一学。以上是我当时的记录。

华国锋同志的这些话至少说明，34期《理论动态》他都看了；这34篇文章的内容涉及很多方面问题，他都是肯定的。

华国锋同志对《理论动态》的表扬，使我们倍受鼓舞。耀邦同志也很高兴，他在理论动态组会上说，华主席反复讲，对党校很满意，学习满意，风气满意，其中之一是《理论动态》，我们要好好搞好。

（五）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

《人民日报》的同志对《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这篇文章也很赞赏，他们要求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大约是12月29或30日，我到耀邦同志办公的53号楼去，一进门就是秘书陈维仁的办公桌，面对西墙，稍右同样面对西墙，也是一张办公桌，耀邦同志坐在那里埋头看材料。我进门刚讲话，老陈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他接电话后对我说，《人民日报》来问，《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这篇文章发表时怎样署名。我转身对耀邦同志说，《人民日报》来问，这篇文章发表时怎样署名？耀邦同志抬起头来想了一下说，他们报纸发社论，写评论，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嘛，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我们一听“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都感到很好。陈维仁立即给《人民日报》的同志打电话说，耀邦同志的意见是用特约评论员的署名。放下电话后，陈维仁说，《人民日报》的同志也认为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很好。这就是“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的由来。

1978年1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这篇文章，但署名不是特约评论员，而是岳平。岳平，显然是特约评论员的谐音。这说明，在《人民日报》内部，对这个署名还有争议或疑虑，只能“犹抱琵琶半遮脸”了，以后，他们就用了特约评论员的署名。

当时，在首都新闻界，都知道，特约评论员的署名是同胡耀邦相联系的。在开始一段，所谓特约评论员，就是胡耀邦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文章和胡耀邦创办的中央组织部《组工通讯》的文章。以后，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才逐步用开。

（六）耀邦同志审阅定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

《理论动态》发表了许多很有影响的文章，影响最大的文章，就是1978年5月10日第60期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历时三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首先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总结“文化大革命”。在耀邦同志指导下，吴江同志组织的班子撰写了学习文件，提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吴江决定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让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撰写文章。耀邦同志审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拍板定稿，并批准在《理论动态》刊登后，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胡耀邦同志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吴江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稿，耀邦同志审阅了两次。第二次审阅，也就是这篇文章的最后定稿，本人有幸是身历者。

1978年5月6日是星期六，这天下午，耀邦同志召集我们到他在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开会 ，临出发前，孙长江将经耀邦同志审阅后又作了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交给我，让我请耀邦同志审阅。这天参加会议理论动态组成员有王聚武、吴振坤和本人等四人，还有冯文彬、吴江、孟凡和陈维仁（陈维仁曾告诉我，耀邦有嘱咐，参加会议的限于理论动态组人员，人不要多，孙长江是研究组组长，他不参加这样的会议）。我们到耀邦同志家落座后，我就将文稿递给他，并说，耀邦同志，请你先看一下这个稿。他接过去就埋头看这个文稿。大家在一旁静坐。耀邦同志阅看文稿又快又仔细，过了一会儿，他就看完了这篇文稿，对大家说，这篇东西我认为可以了，有两个地方是否再修改一下，一处是第6页，还是不要提“新的理论”，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另一处是文章结尾，加“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我坐在他家的破旧藤椅上，迅速记下耀邦同志的修改意见。第二天，我又认真地誊写了一份清楚的文稿，星期一（5月8日）上班后即交给孙长江，孙当即签发党校印刷厂付印。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富强胡同6号最后定稿的情况。本人有幸，亲历了这件事，成为历史见证人。

（七）最早的争论

耀邦同志在一开始就规定，在《理论动态》刊登的文章，不论作者是谁，都要经过理论动态组的讨论，才能送他审阅。

1978年5月5日上午，我们理论动态组开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稿，孙长江也参加了会议。为讨论这篇文稿，我也作了一点准备。我在华国锋介绍《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文章中，找到一句话。他的文章说，毛主席总要待他的著作经实践考验一段时间后，才来编他的选集。我建议将这一句话写进文稿。在讨论时，大家估计到，这篇文稿发表后，一定会引起一些人的责难。为此，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孙长江也接受了这个意见。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部分第二段开头引的那句话。我们原以为，这样可以更好地说服人。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多家地方报纸转载。我们并没有听到什么尖锐的意见，觉得势头很好。

5月13日上午，秘书陈维仁通知我们，下午到耀邦同志家开会。

下午，我们走进耀邦家的客厅时，我发现沙发上已经坐了二个人，一个就是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大家坐定后，耀邦同志说，先请绩伟同志介绍情况。胡绩伟详细讲了昨天晚上吴冷西打给他的电话内容。吴的电话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是要“砍旗”，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我听了以后，很感意外，虽然我们估计到这篇文章发表后，会遭到责难，但没有估计到责难来得这样快，这样猛，更没有估计到给这篇文章扣的帽子这样大！

听了胡绩伟的介绍，大家很感意外，也很气愤，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批驳。

耀邦同志既气愤又有点激动地说，我跟他老人家干革命几十年，怎么会反对他！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的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耀邦同志提出，要从真理越辩越明谈起，阐明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他说，必须写一篇文章，把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的道理讲透一点。吴江同志表示，要写文章进行批驳。

邓小平同志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叫做“争论”。这次理论动态组会议，就是最早的争论。

（八）邓小平在关键时刻肯定和表扬了《理论动态》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时，阻力和压力都很大。在这关键时期，邓小平一方面告诫某些人不要设禁区，下禁令，另一方面，对胡耀邦表示支持。

1978年7月15日，我们刚与胡耀邦同志相聚，刚过一个星期，又通知我们于7月23日下午到他家开会。我记得这天很热，我们坐在他家的廊檐下开会。耀邦同志兴奋地说，昨天下午，小平同志打电话叫我去了一下，三点半谈到五点。小平同志说，哦，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看了些书啊，这是个好班子，不要搞散了。接着，耀邦同志说，他说，他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谈到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耀邦同志说，邓副主席这个话对我们是个鼓励。

邓小平同志在这关键时刻对耀邦同志的谈话，是至关重要的，不但是对理论动态和耀邦同志的有力支持，而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有力支持。耀邦同志说，我这下可以大胆些了。

（九）耀邦同志指导我撰写文章

《理论动态》是一个独特的刊物，又是一个处在风口浪尖的刊物，从我来说，很不适应，尤其是为《理论动态》撰写文章，开始时真有点犯难，写得很苦。耀邦同志耐心地指导我，具体地帮助我，使我较快地适应了这项工作。

我承担的第一篇文稿是《怎样把辅导毛选五卷学习搞得好一点》。撰写这篇文章，是1977年7月19日耀邦同志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提出的，我虽然写出了一个稿，但未能用上。

《理论动态》刊登本人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四人帮”关于民主派问题的谬论必须深入批判》。刊登在《理论动态》第5期（1977年8月5日）。在撰写这篇文稿的过程中，耀邦同志于8月1日、2日两次同我谈话，作具体指导。

有两篇文章，耀邦同志为我写了提纲。一篇是，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文章，耀邦同志看了我写的初稿的后，给我定了题，写了一个修改的提纲。

关于反对形式主义的文章。在一次会上，耀邦提出，老沈，你写一篇反对形式主义的文章。我写出了一个初稿送他审阅，他阅看后就给我写了一个三页纸的提纲。这篇题为《切实扫除形式主义》的文章，刊登在《理论动态》第26期（1977年11月20日）。

耀邦同志对我，真是手把手地教啊！

在耀邦同志的教育和具体指导下，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的进步都比较快。从我自己来说，有些文章也得到耀邦同志的肯定，以下是耀邦同志在我撰写的一些文稿上写的批语。

1978年12月15日，在《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一文写的批语：“这篇东西，写得很好。”

1979年2月25日，在《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上写的批语：“我看改得相当好了。”

1980年8月16日，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三篇文稿写的批语：“写得很好。”

耀邦同志看了1980年12月24日《北京日报》刊登的《努力把党的形象搞得更好》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以后（《理论动态》第242期刊登），给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同志写信说：“今天的这篇言论就很好，说的是反面问题，但分析得好，看了不是使人泄气，而是有信心。”

我们同耀邦同志的接触，包括理论动态组会议，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议论写文章。我发现，耀邦同志很善于写文章。

对于如何写理论和评论文章，耀邦同志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比如：

“要敢于接触实际”。

“文章一定要接触实际问题，这是我对《理论动态》的基本要求。”

“不要模棱两可，含混不清”。

“写文章的根本方法要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地上到天上”。

“写东西不要从概念到具体的东西，而要从具体东西上升到概念，再就是眉目要清楚”。

“写批判的东西要庄重，不要尖酸刻薄，冷嘲热讽”。

文章要“精雕细刻”。

“一篇文章总要有点提神的东西。”

“反对假，大，空，套，长”。

耀邦同志对于文章的题目（包括题目的文字表述），如何破题，如何布局，如何结尾等，都很讲究。

（十）耀邦同志对《理论动态》的评价

《理论动态》办得怎么样？这是耀邦同志从一开始就关注的问题。他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多次估量这个刊物。

1977年9月10日下午，耀邦同志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办了两个月了，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我们的刊物说好得不得了，不要这样看。400多份，看的人至多4000人，起一定的影响，对反对修正主义，揭批“四人帮”，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做了一件好事。我们没有犯原则上的错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要有信心。马克思主义的脚跟站稳了。这么个总的评价，我们自己要有这个信念。这一条是我们基本的总结。这是耀邦同志第一次对《理论动态》作出总的评价。

到1978年5月初，《理论动态》已经办了九个多月，出了近60期，发表了多篇有份量的拨乱反正文章，特别是，“特约评论员”文章引人注目，很有影响。在5月6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耀邦同志在审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部署了近期的工作以后，又一次对《理论动态》作了评价。他说；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理论动态》有它的历史地位。他转述了胡乔木同志的话：乔木同志说，《理论动态》是有权威的。

在1978年7月9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耀邦同志说，《理论动态》为什么得到不少同志爱护呢？因为方向是对的，贡献大小不说。谁说我们不对，就是血口喷人。我们《理论动态》是理论战线上的一枝花，一群尖兵，一个号角，将来历史会给我们作出总结来的。这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不久，出现各种对《理论动态》的非议，责难。这就是耀邦同志讲这个话的背景。

1979年5月3日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耀邦同志对二年来的办刊作了评价。他说：对《理论动态》还是要正确的评价，两年来还是起了好的作用。去年一周年时说，还是一支尖兵，没有出乱子。两种不谨慎，“左”的右的，我们都没有。

耀邦同志几次讲，在首都，《理论动态》也是一家。

1981年9月29日，耀邦同志在中南海勤政殿召见我们时说，《理论动态》没有晚期（指五天一期按时出），没有下降，大的出格是没有的。他的话语气平缓，其实，他在这时候讲这个话，肯定《理论动态》，是不寻常的，也很有份量，因为在不久前，《理论动态》又一次遭到无端指责。

（十一）耀邦同志教育我们如何做人

在耀邦同志指导下办《理论动态》，也是一个极好的学习过程。对我来说，听耀邦同志讲话，同他一起议论问题，看他修改的文稿，他同我的谈话，言传身教，耳濡目染，都是很好的学习。

在办《理论动态》的过程中，耀邦同志对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政治上，在为人处事等方面，他经常教育指点我们。

他一开始就讲，我们自己造一个环境，自己压迫自己。他反复讲这句话，要求我们自觉地艰苦奋斗。

办《理论动态》这个刊物，就是搞拨乱反正。耀邦同志一再给我们讲拨乱反正的重大意义。他说，拨乱反正，就是扭转乾坤，就是把整个国家、民族的车轮重新扭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他指出，把我们的国家扭转乾坤，这将考验许多人。大家要好自为之。

他提出，在拨乱反正中，《理论动态》的同志要当个思想的前卫，我们要当前卫战士。我们《理论动态》的参加者就以这个为标准。我是不是做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思想前卫的战士。要用这种精神办好我们的刊物。这种品质，这种精神状态，每天想这个东西，每天用这个东西来激励自己。

他一再对我们提出，在自己心中，要把人民放在最高地位。

1977年12月17日上午，耀邦同志在去中央组织部上班前，召集我们理论动组同志谈了整整半天。他对我们说，我们的精神状态很重要。要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民心上，党心上，把我们的荣誉，耻辱，命运，寄托在人民的裁决上。寄托于个人，我看不必要。寄托别的都不可靠。他说，人总要依附。是依附自己的领导者、熟人、老朋友、老首长、老同志？我不这样。不要把自己轻易地依附于什么人，不要把自己轻易地绑在一个什么车上。要依附于人民。归根到底还是个人民，还是个人心。他深情地说，这是我易地闹革命要讲的最重要的一段话。他讲的这一段话对我们教育很深，使我终身受益。

我在大学读过研究生。我的感觉是，在耀邦同志指导下办《理论动态》的四年，好像是又读了一次研究生，使我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写作上、待人处事上，都学到了很多。耀邦同志是我的良师。

（十二）耀邦同志召开的最后一次理论动态组会议

《理论动态》五天出一期，风雨无阻，大部分重要的文稿要我们自己撰写，工作很紧张。我们白天黑夜地干，往往星期日也要干（那时是六天工作制）。我们真正感受到了耀邦同志说的“自己压迫自己”的滋味。

另一方面，在耀邦同志指导下办《理论动态》，又感觉到很温馨。

耀邦同志的讲话，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语言生动，有声有色。每次理论动态组会议，我都感觉是一次享受。

耀邦同志对《理论动态》这个刊物，也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在筹办《理论动态》时，耀邦同志对我们说，头两个月，每篇文章我亲自审阅，搞两个月你们自己就可以搞了。随着《理论动态》越办越好，影响日益扩大，耀邦同志对这个刊物也放不下手了。有一次，他在同我们谈话时，情不自禁地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1977年12月17日上午，他召集我们谈话，说他后天去组织部上班，但他接着说，“我还和大家共命运”。以后，他的工作虽然很忙，但对《理论动态》一直抓得很紧。

1978年7月15日，是《理论动态》创刊一周年，耀邦同志主动提出，搞一次会餐。他说，用我们自己的稿费，谁也说不着。那时，《理论动态》的一些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有一些稿酬，就积攒起来。我记得第一次会餐是在颐和园内的听鹂馆。耀邦同志同大家（包括打字员等行政人员）一起相聚，他鼓励大家努力把这个刊物办好。1979年和1980年的7月，都会餐，耀邦同志都参加，使大家感到很温馨。再往后，他就不便参加这样的活动了，每年一次的会餐也就停止了。

我们在耀邦同志指导下办刊，理论动态组成为一个凝聚力很强的小集体，真可以说是“共命运”！我们为取得的成功而高兴，也为没有米下锅而犯愁；我们一起为受到最高领导人的表扬而兴奋不已，也一起挨冷枪，受无端指责。

1980年，特别是1981年，耀邦同志已经很难再过问《理论动态》了，但他并没有忘记《理论动态》这个刊物，没有忘记理论动态组的人。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共中央主席。他已经处在日理万机的状态。9月29日，耀邦同志在中南海勤政殿召见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他再次强调，《理论动态》还是要抓住当前人们关心的一些实际问题加以阐述，加以思想的、理论的阐述，抓住人们脑子里有怀疑的、没弄清楚的、模糊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加以条理的、理论性的、有说服力的说明。他讲了当前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是启发我们打开思路，抓住重大问题写文章。已经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耀邦同志，用了整整半天时间同我们谈话，充分表明他对我们的深情！

会议结束，我们正准备走出会议室时，耀邦同志又走过来对我们说，《理论动态》要坚定不移地办下去，按原来的方针，希望大家努力工作，把这个小刊物办好。这是他最后一次对我们的郑重嘱咐，语重心长！

耀邦同志给我的印象是，心系人民，忧党忧国，勤奋好学，知识渊博，思想敏锐，襟怀坦诚，平易近人。

我深深地怀念耀邦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