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五计划”经济年增速从7.2%到7%的变化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结构转换期、问题消化期和增速换挡期。党中央、国务院针对这三期叠加的状态，决定把今后常年的经济增速从两位数降到一位数，或降到7%。我认为这一方向和中央对经济发展的把握力度，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

这种做法，有前例可援。可惜当时有了正确决定，却无实施的实践。此例似可作为今天经济政策导向的参考——这指的是1985年党的代表会议做出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7.2%经济增速的提出

全国十年动乱结束，成立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我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进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在这一历史新时期，我国的主要任务是要完成四个现代化，把祖国建设成一个民富国强，民主、法制建全的社会主义国家。

耀邦同志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以后，对历史责任有清醒认识：今后实行了新的方针路线的党中央，也要经受历史的检验；出现的问题，党中央要承担历史全责，而绝不能再把现实问题推给“文化大革命”，诿过于“四人帮”。

1976年10月10日，耀邦同志向叶剑英同志建议：

大乱之后，要顺从民心，民心为上。根据这种远见卓识的道理，我以为当前有三大事特别重要：

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冤狱一理，人心大喜；

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经过三四年的努力，前两个问题基本解决了。对“生产狠狠抓”，耀邦同志又有何想法呢？

他敏锐提出：文革这十年，为何日本、南朝鲜、香港等地方能长期调整增长，而且经济增长还能保持在百分之十以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我们的社会财富增长不快，人民生活改善不多，是什么原因？我们自己的速度究竟能搞多快？这些都需要进行认真研究。”（1979年10月9日《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

思考这一宏观经济问题的人，并非个别。陈丕显同志当时在湖北工作，他代表省委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湖北在本世纪末，即用二十年的时间，使工农业产值翻两番。耀邦同志十分赞赏这一设想，并向中央常委反映这一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基本同意这一翻两番的战略设想，并形成了我国社会经济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前二十年和中期分三步走的战略举措，但具体实施办法仍有些不同思考。这是正常的，思想上的差异也是需要认真讨论并加以解决的。

当时主管经济的政府部门已经确定，自1981年到1985年第六个五年计划，年经济增长率为4.5%，并提出“保四争五”的目标。1980年在武汉，邓小平同志同耀邦同志和有关领导在讨论“六五”计划时，发生了争论。因为这是文革结束后所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势必和本世纪末翻两番、人均产值要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的设想有关。所以小平同志情不自禁地问：按这个速度，二十年能不能达到翻两番？无人发言，沉默了一会儿，耀邦同志说：要二十年翻两番，每年平均递增应当是7.2%。小平同志又问：如果五十年翻两番呢？耀邦同志说；那是每年2.5%。二十年翻两番，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目标，经过我们的努力，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

综上所述，这就是年经济增长率7.2%的缘由。为什么政府有关部门这么沉稳呢？我国在建设时期有过大跃进的历史教训；打倒四人帮以后，又出现过洋跃进的冒进单方面废除与外商合同，致使国家信誉受损，所以人们过分谨慎，十分警惕高指标、浮夸风，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思维习惯。

耀邦同志知道两次跃进对经济的伤害，但他也有自己的分析和教训总结。高指标和浮夸风不是空穴来风、无缘无故产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还有一股更大的风源，更大的风暴——共产风。当时的中央文件迫不及待谕告天下：共产主义已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很多地方正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数亿农民的劳动力，可以由政府随意支派，生产单位的人、财、物可以由政府任意调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不同主体界限几乎完全消失，农村办起了全村食堂，城市也在积极酝酿公共食堂。本不清晰的产权制度，竟然又发生了以权谋利的现象。如国家政府往往把地方政府赢利的好企业收为中央企业；把亏损的中央企业下放给地方。省级政府对市县政府掌管的也如此办理。农村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也层层如此效法。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刮起共产风，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种情况和当时的其它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高指标，浮夸风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

耀邦同志反对这种共产风，同时还有一种逆向思维，认为国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主体应是全民，国家的天然资源也应属于全民，全民中的任何经济组织，任何个人都是可以利用这类资源，都可以共此类资源的产。所以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有时再加上一个“地方”，四者一起上。他在书记处工作时，并不反对雇工，也支持私营企业有相当的发展，但一定要引导。他认为只要党和政府动员资源，全民合理合法利用资源，中国的经济就一定会获得更大发展。这是他对中国经济能够长期快速发展的一个主导思想。

耀邦同志认为中国经济能够长期快速发展的第二个主导思想，就是他对我国农业潜力的认识。他出身于湖南湘赣边界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熟悉农村生活。自参加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工作以来，他一直认为我国的农业生产、农村建设有着很多人未知的巨大潜力。1979年12月13日，他在中宣部召开的全国农村地、县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这个农业门路可多哩！农业财富可多哩！他举了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例子：一个香港同胞告诉他，你们把鸡毛、鸭毛、鹅毛全都丢了，很可惜。如果全国有20亿只家禽，就可以折算出1亿斤羽毛，其中的鸭绒就可以做鸭绒制品，现在还发展出来一种新兴产业叫羽绒产业。遑论我国还有大量草原、水面、山林、滩涂，可以绿化的荒山、荒地。这些资源都是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水产业、林果业的财富之母。这些资源为什么没有利用起来呢？他在另一地方说过这样的话：这是因为上边的政府和下边的农民没有完全想到一起去。政府想的是要粮食，而农民既想要粮，又想要钱。要粮可以吃饱肚子，但还是没有钱；要有钱，就要同时发展多种经营，全面启动农林牧副渔的生产，以至兴办生产队企业。这一积极性发动起来，就是一股惊天动地、气壮山河、改天换地的力量。

1981年初，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透露了这样一种经济全面发展思想：“如果我们的思想对头，先把农业搞上去，然后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搞工业，我看前途不是坏的，是相当光明的。”很快，他的这种思想又发展到一个更新的水平。改革开放前耀邦同志曾有这样一种设想：“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脑”，并行之于文字。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设想用农业的发展大力支持我国国民经济翻两番，推动其它领域的改革开放事业。

扬弃斯大林经济体制的旧模式

请先考查一下我国“六五”计划的年增长速度。根据国家统计局按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公布的数字，具体如下表：

“六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速确实突飞猛进，令人惊羡。其中最深刻的原因，就是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起了作用。首先是农村生产方式的改革；其次是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两个改革不是为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对僵化、高度集权、为计划而生产的、旧的经济体制的改革。

农村和城市的经济生产单位不管推行的是什么责任制，、如何放权、对管理者如何松绑，其全民性质和地区公有的性质未变，农民承包耕地的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未变，第一轮承包是有十五年期限的。在所有权不变的条件下，改变的只是生产方式、经营权和使用权，这在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写得非常明白：

过去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

这种体制上的改革，使拥有承包地的农民和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商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拥有自我改造发展能力、拥有自主的独立法人。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此后不久，1986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上，就出现了“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的概念。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后的社会活力是多么强劲。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真正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服务。1979年9月10日，耀邦同志对蒋映文和李悦同志写的一篇批评为生产而生产的文章做出批示；在他组织和支持下，党校的吴振坤同志写出了《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的理论文章。文章结合实际谈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经济问题的弊病，有相当的针对性，《人民日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头版发表。接着于光远同志和经济界的同志们抓住这一热门话题开了多次研讨会，发表了许多文章。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也陆续报道了这一重要问题的讨论和评论，时间延续达一年半之久，产生的影响总的来说是很好的。但某些同志对此讨论也不以为然，总认为搞经济工作这么多年，这个浅显的问题还不懂吗？当然还有更尖锐的指责。难道这一问题真正解决了？如果基本解决了，为何这么多年唯GDP增长的习惯思维还会这么顽固呢？

据我了解，耀邦同志致力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恐怕还有一个重要的实践意义，就是想推动中国建设一个以内需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彻底改变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斯大林模式，避免中国成为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依赖性的国家。

这个思想充分反映在1982年耀邦同志同宋平、薛暮桥和马洪等人的谈话中。斯大林在二战之前大力发展重工业，强调第一部类的优先发展，恐怕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但二战后依然坚持这一理论，这种理论就变得极端畸形了。这不是耀邦同志心目中的榜样。东欧各国在其改革时期，也注意到了人民的需求，但大量借债，且大量用于消费，引进来的设备也被强迫用来生产大量人民并不需要的商品，结果是债台高筑，民不聊生。这当然也不是他心中的榜样。他在谈话中，谈到他所研究的模式为：

可否这样说，不是先有第一部类的发展，而是第二部类的发展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因为人民的需求和消费总是走在前头⋯⋯现在消费品的生产搞起来以后。实际上它也正在促进第二部类的发展⋯⋯你只有把需求搞清楚，你才能考虑安排发展些什么？发展多少。

难得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模式，逐渐获得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赞同。在1985年9月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们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建议》非常明确指出，经济建设的总体布局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适应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要求，适应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提出以人民的消费需求为根据，调整我国整个的产业结构。这是第一次，也是其它社会主义仅有的一例吧。

那么需要调整加强的人民消费品都包括哪些内容？整体上来说，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诸方面，首先是食品方面的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养殖业和林果业持续发展，逐步要在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面提高水平；其次是扩大消费品工业领域的生产。必须在抓好日用必需品生产的同时，增产名牌产品、优质产品，并不断创新新产品，发展新品种。总之把食品业、服装业、耐用消费品作为重点，带动整个消费品工业更好发展；第三，积极推行城镇住宅商品化，加快民用建筑业的成长，使建筑业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对过去城镇住宅统建统配的政策进行改革；第四，加快发展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第五，除去直接和人民生活相关的，交通、信息、商业 、金融、技术咨询都是题中应有之意，应积极发展。当时，国务院一部委还对民生用品和相应物价作了一组数字说明，十分有趣：

此外，中央文件是如何对待第一部类的建设呢？第一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原料的产业；第二部类是指直接生产人们消费资料的产业。其实两者很难分开，中央《决议》特别强调：“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高质量、高效率地建设一批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工业的重点工程。”尤其强调“坚决把交通、通信业放在优先地位” 。这些行业自然应放在第一生产部类，但在知识经济的今天，通信何尝不可以划在第二部类，交通相当一部分则用于居民的直接消费。我们可以把它划入第一部类，但也不必胶柱鼓瑟，过于死板。若把机器制造业、重工业、重化工、工矿业划在第一部类则没有任何问题。中央《决议》中说：“把汽车制造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争取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同时发展机车、船舶、飞机制造业。”文件中说的这些制造行业要逐步形成自己的民族工业，也是中央文件强调的另一方面的重点。第一部类发展了，不是同样促进了第二部类的发展吗？广大城乡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充分用上了电；天南海北的城乡居民坐上了朝发夕至的现代交通工具；城乡居民随时随地可以互相通话，交流生活和生产中的信息。这都是第一部类为第二部类发展所提供的帮助。至于第一部类生产的机械工具为轻工业服务，主动积极为农林牧副渔服务，那更是两个部类互相促进的完美合作了。

我认为，这就是耀邦同志说的思想结晶：“不是先有第一部类的发展，而是第二部类的发展促进第一部类的发展，因为人民的需要和消费总是走在前头。”耀邦同志又说：“你只有把需求搞清楚，你才能考虑安排发展些什么？发展多少？”我认为他说的“需求”，就是商品生产，就是市场。他说的“发展些什么”，就是政府的经济规划，指导性的计划。耀邦同志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中央的《决议》，是对斯大林经济体制的大破大立，这并不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和前途。现在人们对两个部类的对立已无切肤之痛，日益丰富充裕的物资已基本能满足大多数人的生活需求。我认为这方面的大破大立，后来人应有所了解。

正是由于我国经济改革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比较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扬弃、破除了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影响，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起步阶段，才普遍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好评。

但问题也接踵而至，在高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下，还有什么问题应该加以解决呢？

中央《决议》肯定了7%增速的发展目标

耀邦同志是促进经济翻两番的积极分子。但1985年7月15日，他在中央党校学员毕业典礼上发出了这样一条信息：国家的“七五”计划将把经济的年递增速度定在7%左右。他的调子为何又下降了呢？

我国的“六五”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1980年人们还在争论经济年递增长率是4.5%还是7.2%时，第二年年增长率就达到5.2%，以后连续三年都在10%以上。到了1985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就达到23%，比去年同期增长速度几乎快了一倍。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事业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社会的活力被极大地激发出来。这是积极因素，但也有不正常的发展趋势，耀邦同志说，外国人帮我们起了个名字叫“生产过热”或叫“经济过热”。他虚心地听了国内外的意见，认为：“要求产值增长过快就必然造成供求失调，影响整个物价和金融。”所以他赞成调低经济的年递增速度。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计划工作对供求关系、生产行业如何平衡发展常有这种争论。一种认为既统一又矛盾的行业之间，短板应向长板看齐，这叫积极平衡。当然谁都愿意当积极分子，结果长板的行业继续变长，这就引起了高指标，而短板的行业经不住批评，尤其经不住政治批评，就引起了浮夸风。耀邦同志希望进行综合平衡，那就是长板行业的指标订低些，短板行业订高些。彼此形成一种优者保有余地，暂时落伍者获有继续努力的空间。即使一、二部类的综合平衡也应作如是观。国民经济的总增速调低有利于我国各产业、各行业的平衡发展。中央《决议》中说：“七五”计划设定的7%的经济递增率，“既是积极的，又是留有余地的。”这将有利于克服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些不稳定因素。这是第一条理由。

第二，有利于政府、企业和一切商品生产者把注意力进一步转到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率上来。

耀邦同志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谈及我国经济建设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时，就着重强调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的翻两番。为何要注重效益呢？因为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形成的一大后果就是短缺经济，就是卖方市场。既然商品短缺，供不应求，那么对企业来讲，谁会精益求精讲究质量？不管产品能不能卖得出去，反正有商业部门收购，谁又会去讲求效益？对老百姓紧缺的生活用品来讲，企业抱着一种“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心态，很少有人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下功夫。所以我国产品的生产效益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直到今天，一些享受优惠条件的企业，效益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为解决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除去企业要在体制放活的前提下在市场中积极竞争，政府也要给国有企业提供技术资金，但总归还要凭借企业自身的活力提高经济效益。所以中央《决议》在关于经济建设的总体布局上要认真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坚决把建设重点切实转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走内涵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路子。

耀邦同志曾说过这样的话：什么叫战略学？那就是以最少的伤亡，歼灭最多的敌人。什么叫经济学？那就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如果经济迅猛发展，但资金一时跟不上，原材料吃紧，能源电力不足，经常拉闸限电的情况下，这就是把国民经济增速调为7%的原因之一，意在主动降低发展速度，抓住机会提高经济效益。

第三，有利于顺利推进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这就是中央《决议》中所说，在经济建设的总体布局下，需要认真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正确处理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地区经济布局的合理化。”

我国经济分布存在着东、中、西三大板块，虽然客观上呈现出由东向西的经济发展趋势，但决不能机械地等待建设好东部再发展中西部。实际上东部发展的能源、电力、原材料大部分就是取自中西部地区的。那么中西部地区难道只能输出资源以待发展吗？如果只能这样，利益矛盾就会日趋尖锐。

另外，全国还有更困难的地区，如少数民族地区，老革命根据地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单是这些地区，加上内地一些地区贫困人口就近一亿之多。他们的温饱问题不能只靠“输血”，而且还要建立起自身的“造血”功能。只要看看云贵高原一些高寒山区，缺水的“三西”地区（甘肃定西、河西走廊、宁夏西海固），南方的石化山区，一些地方病严重的地区，就会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决议》中的另一部分，我国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和保险问题，也可以放到这里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对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负起兜底责任，改革事业不但要鼓励人们往前冲，往前闯，也要对人们的退路，生活中必需品给以保障。所以《决议》中说：“这是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安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保险制度的建立殊非易事，人们的养老、失业、工伤等方面都要保险，国家既要出钱，但又不能全包；企业也要出钱，但企业也有停产破产的时候；个人也要出钱，但每个人都会算账，很多人因各种原因，不愿出钱。社会保险不易，社会保障也难。《决议》中说到的九年义务教育是社会教育的保障制度，学生全部免费，这是一切文明国家的做法。那么医疗呢？这又更复杂，这算社会保险，还是算社会保障呢？如果两者都算，比例又该如何？另外还有民政系统的优抚工作和社会救助的福利制度建设的问题。不管这些工作怎么难，中央能在改革初期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党，有希望解决问题的党。

除去社会保障问题，还有一个生态环境保护利用的问题。中央《决议》中分了几个层次说明了这个问题的普遍性。首先是国土开发和整治工作中要十分注意保护节约使用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控制国土污染、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盐碱化、石漠化）等问题。其次是必须限期淘汰高耗能、低质量、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以及落后的工艺和设备。再次，广大农村兴起的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但政府一定要在环境保护，国家规定和保护资源的前提下发展各类企业，防止对环境的污染。这又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第四，农业生产也有一个使用化肥、农药、化工塑料影响生态环境的问题。最后，中央《决议》还对政府提出了对空气、水、土壤监测的要求：“要加强对空气、水域、土壤和噪音的监测和防治，加强自然灾害的预测和预防，注意环境保护⋯⋯”中央《决议》把这些环保生态问题都点到了，但真正做到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很多时候这是和发展经济有冲突的。

当前，深化改革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起初党内外很多人想的都是经济的前进、发展、翻番。现在中央又在号召人们思考一些更加深刻的问题，长治久安的问题。党中央决心把“七五”计划的经济递增速度定为7%，不啻是明智、长远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