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有着非凡的政治勇气。
这勇气体现在他对陈旧政治思想和历史错误的决然打破，不掩饰、不回护。
1976年之后的一段时间，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文革也仅仅是形式上的结束，当时两个“凡是”（笔者注：“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思想控制着一切。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3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耀邦则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还是乱箭穿心嘛。
不打破这种局面，平反重大的冤假错案根本无望；要打破这种局面，非有大勇气者不可。
这时，是耀邦顶住巨大的压力，在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代政治家支持下，组织了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亲自组织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历史性雄文，这篇文章历时7个多月，先后修改10次，最后由耀邦审阅定稿。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也为平反冤假错案扫清了道路。
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在沉闷的中国思想理论界引爆的第一颗原子弹，那么，引爆者就是胡耀邦。而“凡是”派认为这是“反对毛主席”，是“砍旗”，用围攻来压制这场民主讨论。耀邦毫不妥协，又组织发表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等重要文章，把讨论引向深入。这次“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此成为中国人民彻底抛弃政治迷信，彻底打破教条框框，彻底解放民主思想，从此走向改革之路的号角、先声。
耀邦非凡的政治勇气，还在于他主持了对历史上冤假错案的最大规模甄别平反。针对这些冤假错案的根源，耀邦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是我们还缺乏民主，搞家长式统治。也就是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法治，所以许多冤假错案得不到纠正和昭雪。积重难返，终于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深重的民族灾难。
耀邦曾掰着指头给人们算过账：“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对平反冤假错案，耀邦无私无畏地提出：“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特别强调：“1977年12月，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中组部和各级党组织，发动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这就在实际工作中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破除了以前的左倾办案思想和办案方法，使这项工作取得很大的进展。”
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30余件，全国共平反纠正约300余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余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全国经法律手续错判误判的“反革命”案件共17．5万件、18．4万人全部得到平反或纠正，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万多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440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给70多万工商业者恢复了“劳动者”的平等身份，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放。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桎梏的一次重大实践，是在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一次实事求是的示范，为三中全会破除了路障，为三中全会后的历史新时期开了先河。
大智耀邦
耀邦有着非凡的政治智慧。
这智慧体现在他对中国政治未来的廓清和开拓。在不少人认为他政治上太“天真”甚或不懂政治的同时，他勾画着逐步迈向现代化的中国政治图景，那就是不遗余力地推行民主精神和民主实践。
耀邦有一句名言：“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 这句话是胡耀邦民主思想的最根本体现。在“拨乱反正”后还没有3年，左的气氛还很浓厚的时候，在1979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第二次会议的小组会上，耀邦曾经很激动地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在此之前，在他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时，1977年12月17日，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说：“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与民主是对立的统一，人民民主是基础，只有充分民主才能有专政，离开了民主就是法西斯专政。”
1980年代初，在中国的第一个开放试点——蛇口，它的负责人袁庚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政治体制相配套，决定在蛇口搞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1983年2月9日，耀邦来蛇口视察。袁庚对耀邦说，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至关重要。我们准备在领导班子组成问题上，搞一个较大的改革——采取直接、公开的投票选举。管委会由群众选举产生，每年投一次信任票，如果不信任票超过半数，管委会就得改选；个别委员的不信任票超过半数就得下台。这种方式选举出来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真正去为群众做点好事。耀邦说：好！很好！耀邦在谈到现在的改革同历史上的改革根本不同时说，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领导者、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不同，我们领导者带头号召和督促下面去改。这样的直接选举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耀邦的这个表态，使这次破天荒的民主实验得以进行下去。从1983年4月开始，蛇口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民主实践。
在耀邦主持下，1980年代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写进了推进民主政治的目标。
1986年9月28日，由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次决议的内容，又一次“破天荒”。决议指出，“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提出“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等，要“在全体人民中普及法律常识、增强公民意识”，“要遵守宪法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体制改革”、“ 公民意识”、“宪法原则”、“ 学术自由”，多么闪亮的一些字眼，而把“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视为全人类的精神遗产，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并将其写入执政党的正式文件，这更是耀邦对于中国思想解放和政治现代化的一大贡献。
时光流转，从耀邦辞世算起，匆匆已近30年。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大事，有悲有喜，有波折和起伏，但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改革开放的大势未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先后推出《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年）》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两个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中国改革的总目标，现代化、法治化的方向没有变，将来也不会变。而对于深化改革的决心和立场，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讲，“决不能放空炮，而是要真枪真刀干”。大势昭昭，大潮滔滔，我们仍然深信，中国必将会在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上坚定前行。改革没有回头路，开放不能杀回马枪，在改革逐渐深入，故而所触及的深层次矛盾越发尖锐和突出的时候，我们纪念耀邦，纪念他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无疑将在看清时代大势、保持清醒头脑、坚定改革方向等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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