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从严治党思想述要

2015年1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胡耀邦作为“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建立了不朽功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耀邦同志开拓进取、勤奋工作、顶风破浪、披荆斩棘、在党和国家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在1981年6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期间，他积极参与制定和贯彻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多方面重大贡献。”^[1]胡耀邦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多方面重大贡献”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依据《胡耀邦文选》、《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历史文献，对“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1]胡耀邦的从严治党思想进行探讨。

一、强烈的忧党意识：“党执政以后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

胡耀邦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逐步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胡耀邦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他为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会后不久，他担任中央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增选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恢复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他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1980年11月至12月，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九次会议，会议决定：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2]599从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起至十二大，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并同时担任总书记。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决定对中央组织制度做一个重要改变，即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3]211随后，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央组织制度做了重要改变后的总书记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87年1月。

这期间，特别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后，胡耀邦就从严治党问题发表了多次讲话、谈话，强烈的忧患意识贯穿其中。1980年11月23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的命运同党的领导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党受到很大摧残，党的战斗力大大削弱，加上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党员思想上的灰尘，比过去、比‘文化大革命’前、比延安时期增多了。相当多的党员不合格，或者不完全合格，党的形象受到很大损害。” ^[2]569他明确指出，“党的威信不高，是现实的实际情况。”^[2]570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重大而尖锐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党的六十年历史，经过两个阶段。二十八年搞民主革命，夺取政权；三十一年是执政党。执政党同地下党、非执政党有什么根本区别？党执政以后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2]570

党有可能会蜕化变质，毛泽东本来早有论断，但其论断是建立在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上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这样的背景下，胡耀邦在讲话中继续提出党搞不好会蜕化变质的问题，真是振聋发聩。然而，胡耀邦与毛泽东立论的理论基础不同。他提出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执政党与夺取政权前的“革命党”的重大区别问题。胡耀邦严肃地指出，“党执政后不能够命令群众，不能把自己变成旧社会那样的统治者，那样的统治阶级。社会主义可以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这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说得通的。墨索里尼，开始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以后成为社会法西斯。中国也有，林彪、‘四人帮’要把社会主义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2]570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党蜕化变质，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认真地改善党的领导。否则，“不改善党的领导，就不能坚持党的领导。”

三天之后的1980年11月26日，胡耀邦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论述了他提出的这一严重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处于执政党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党，从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地位变到在全国执政的地位，这是个根本的变化。执政以后，会不会变质呢？历史的发展，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的活生生的历史，不是说可不可能有这个问题；这不是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生活的问题。”^[2]577他认为，执政党可能蜕化变质的问题从理论上、实践上都是说得通的。他对此进行了论证。他说：“执政之前，形势迫使我们党要有一个好的作风。搞什么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搞特权，就会被敌人打垮、消灭。而且环境本身就很艰苦，没有多少特权可以搞，也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搞那么严重的官僚主义，一个事情一拖就是一年。尤其是在战争年代里，敌人来了，打不打，走不走？考虑考虑吧，研究研究吧，画画圈吧，那样几个小时后，你不是被俘就是呜呼哀哉。在我们没有取得全国执政党的地位之前，环境迫使我们要搞唯物论的反映论。”“执政之后，我们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同志很容易被糖衣炮弹击中，腐败下去。在剥削制度的历史上，执政的人都是把自己变成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无论担负多么重要的领导职务，我们都决不能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变为压迫人民的统治者。”^[2]578他特别指出：“执政以后，把我们的党看成高居于其他组织之上，由党包揽一切，事事发号施令，把党员看成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统治者，这是完全错误的，是十分危险的。”^[2]579他再次提醒党的领导干部，“我们的同志千万不能忽略，党从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地位，转到了执政党的地位这个根本变化，变得不好，就有蜕化的可能，有变质的可能。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问题。”^[2]579胡耀邦在讲话中还透露，近日里，他同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谈话的中心，也是讨论执政党可能出现的蜕化变质问题。其忧党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在胡耀邦看来，我们的现实工作搞得不好的原因，除了“左”倾思想还没有完全克服外，执政党的党风不正是一个重要原因。胡耀邦在他的多篇讲话和文章里列举了我国多个领域里党风不正的种种表现。他完全同意陈云提出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论断。他大声疾呼，“我们全党，首先是我们的干部，要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2]579

以上这些为胡耀邦所忧心忡忡的现实问题及其理论思考，就是胡耀邦从严治党思想得以产生的重要理论前提及其缘由。

二、坚定的兴党信念：“我们的党一定能够以更高大的形象出现在十亿人民当中。”

面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后的创伤和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多个领域出现的多种不正之风，胡耀邦满怀忧党之心，但他却始终对党的形象的改善、事业的发展充满必胜信念。1979年7月22日，他在中纪委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要争取这么一个目标：经过三年，三年不成就五年，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好，给我们这个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党再添一些份量。他所说的建设得更好的目标，是与建国初期的党的建设水平和党在人民心中享有的崇高威望相比较的。一年后的11月26日，他在中纪委的又一次会上发表的题为《搞好党风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的第四部分的标题就是“我们的党一定能够以更高大的形象出现在十亿人民当中”。这个标题之下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有这么个坚定的信念的。”^[2]586他的信念从何而来？他在此次讲话中做了响亮的回答。他认为：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当前，在今后的若干年，或者十几年，或者二十年，有三股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第一股潮流是团结起来干四个现代化；第二股潮流是健全民主和法制；第三股潮流是发扬党的好传统，要求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这三股潮流汇成一股总潮流，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的中国。或者说：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人民要求这三条。这三股潮流只会愈来愈强，谁都阻挡不了。历史不是按照少数人的意志、不是按照少数人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的。历史的发展不是以个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开宗明义第一篇。”^[2]587有的领导干部对实现胡耀邦所说的治党目标有些悲观。胡耀邦不以为然，他批评说：“要透过现象看人民的意志、看人民的愿望。代表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愿望的潮流是谁都阻挡不住的。”“我的意见，不要悲观，不要无所作为。”“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方法，往往对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意志、历史的潮流，看不清楚，总把暂时的黑暗看成长久的东西，或者把个人的作用看得过大。”他强调：“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心明眼亮。我们是先锋队、先锋战士，应该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决不要当历史前进的绊脚石。”^[2]588

由此可见，胡耀邦兴党的必胜信念根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仰，根源于他对人民意志和人民愿望的认识和把握。

正因为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一直在殚精竭虑地谋划和组织领导改革开放历史条件下的党的建设。他先后主持和参与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提交十二大审议的《中国共产党章程》。1982年9月，他在十二大报告中公开揭露了党的一些阴暗面，但同时也豪迈地指出：“我们党是坚强的，我们拥有足够的健康力量同这些阴暗面作不调和的斗争，并且相信必定能够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4]47他号召：“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动员起来，为维护党纪进行坚决的斗争。”^[4]42他宣布：从一九八三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为此，胡耀邦亲自主持制定了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1986年初，胡耀邦在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的重要讲话，要求中央机关“以自己高尚的精神面貌和优良的工作作风，做全国的表率。”^[5]633胡耀邦强调，这是中央机关不辜负党和人民希望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次会议俗称“八千人大会”。会议结束两个月后的一天，胡耀邦在中南海散步时，掷地有声地对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说：“贪贿腐败、以权谋私能否制止，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 “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6] 1986年12月1日，胡耀邦在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称赞朱德是党内军内遵守党纪、军纪、国法以及一切公共生活准则的典范，号召全党向朱德学习。直至随后的27日，他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仍然满怀信心地告诫大家，要以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带动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绝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三、从严治党：“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动员起来，为维护党纪进行坚决的斗争”

从胡耀邦提出和领导实施的一系列从严治党举措看，可以说，他构建出了一个系统的从严治党方略。这个方略里，包括从严治党的原则和要求，内容涉及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

第一，必须坚持制度管党。制度管党是从严治党的关键。胡耀邦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严肃和完善党规党纪的重要性，认为党内出现一批违法乱纪分子，出现各种不良现象，与党规党纪不健全和执行不严有关。若想杜绝这些现象，就要“从我们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使党和国家的制度没有漏洞，减少漏洞，尽可能堵塞漏洞。从我们党来说，这是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一个最大的问题，最根本性的问题。”^[7]494有鉴于此，胡耀邦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重要党规。

第二，必须全面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胡耀邦主持制定并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提出，1983年下半年起开始的全党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决定》强调，“纯洁组织，就是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4]339《决定》阐述的整党任务和要求，集中体现了胡耀邦全面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的思想。为了搞好这次整党，胡耀邦亲自担任了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整党过程中，他对全国整党工作进行了细致的指导。他特别要求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要根据整党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陆续发布各种补充规定，并及时通报整党中的重要情况、问题和经验，以保证中央整党决定的贯彻落实。

第三，必须深入持久地开展党性、党规、党法教育。胡耀邦提出，党的各级组织要经常性地开展党员教育活动，“认真地、扎扎实实地在全党进行党性、党规、党法的教育。”^[5]253-254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广大党员懂得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严守党规党纪。他说：要宣传党内展现出优良作风的典型，宣传知错就改的案例，也要配合改革开放的大势宣传移风易俗的新事；纪委不仅要严肃查处各种违反党纪的案件，还要加强对全党的党纪党风的教育，并要与党的其他部门和报社、电台等共同配合；党性、党规、党法教育不是一阵风，要搞一场“思想教育的持久战”^[5]255。在他看来，党员干部热爱学习也是党性的要求。他尖锐地批评一些高级干部，说他们“当了这么高的领导干部，什么书也不翻，白天划圈圈，晚上看电视，这也行啊？”“一个地委书记，一个省委书记，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都没有，那就连开步走的资格都没有。”^[8]

第四，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他说：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主要还是要靠发动广大党员，发动人民群众，经常监督我们，切实恢复我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传统。”^[5]255他把人民群众对党风的关心上升到了责任与权利的层次，提出“不论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不论老年人还是青少年，都有权利，有责任关心我们的党风。”^[5]252他认为，党风不正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脱离群众，胡耀邦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官僚主义思想严重以及某些机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直截了当地指出：“领导干部，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独断专行，搞官僚主义，就要坚决撤下来，不让他再当官，否则不能得民心。”^[7]729

第五，必须与各方面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例如：在干部制度问题上，胡耀邦提出，“下个决心，把国家机构、政府机构、党的机构、群众团体的机构精简下来”^[5]377，因为“我们要克服官僚主义，不破除这个臃肿的机构就办不到”^[5]376；在统战问题上，他提出，“我们的统战部门，一定不要有衙门作风，而要把统战部门办成党外朋友之家。”^[5]344

此外，他还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要求，强调对上级不能够阿谀奉承，对自己的工作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应该尊重群众的意见。等等。

从严治党，胡耀邦信念坚强，义无反顾。但是，他在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大业和党的建设的时候，总是要求全党要坚决地避免犯“左”的错误，不蹈“左”的历史覆辙。他反复讲：端正党风，从严治党，绝不能搞“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左”的东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真理，服从事实，是共产党人的品格。

四、结语

胡耀邦的从严治党思想立意高远，内容丰富，逻辑严密。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历史实践表明，胡耀邦作为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他的从严治党思想是他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高度肯定了胡耀邦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所做的大量工作及其重要的理论观点，并号召全党学习胡耀邦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习近平总书记说：“胡耀邦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懈奋斗中，他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书写了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人生，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1]无疑，胡耀邦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就在这“彪炳史册的贡献”之中！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11ZD071）的阶段性成果）

[1] 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5-11-21.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胡耀邦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6] 胡启立. 《我心中的耀邦》[N].《中国青年报》，2005-12-7.

[7] 盛平.《胡耀邦思想年谱》[M].香港：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

[8] 沈宝祥.《胡耀邦同我们谈读书》[J].《学习时报》，200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