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耀邦

胡耀邦的富民思想:藏富于民,富民为先

发布时间:2016-12-08 19:56 作者: 浏览:611次
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整理如下四篇文章,以示纪念。



        本期文章目录

        胡耀邦生平

        胡耀邦的富民思想:藏富于民,富民为先

        胡耀邦?30年前准确预判就业难题

        胡耀邦:让中国回归“常识”

        第一篇:胡耀邦生平

        

        


        1915年11月20日,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929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

        1937年5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先后任校政治部副主任、瓦窑堡一大队政委。1939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四纵队、三纵队政委,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转战华北和西北,参加领导了大同、张家口、石家庄、太原、宝鸡等战役。

        1949年冬,率部进军大西南,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

        1952年后,先后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

        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62年,兼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

        1964年11月起,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1975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领导。

        1977年3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7年11月,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9年4月15日,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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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胡耀邦的富民思想:藏富于民,富民为先

        富民思想是胡耀邦经济思想的宗旨和灵魂,它的根本主张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要以富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人民生活现代化。中外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现代化进程越深入,能否走富民道路就越关键。走富民道路,就有可能实现现代化。反之,走贫富悬殊的道路,那就只能堕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所以,胡耀邦强调和阐发的富民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改革发展的宗旨是富民

        从经济角度看,实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宗旨究竟是什么?作为中共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根本主张始终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胡耀邦在发挥、发展和阐述这一指导思想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旨报告中就已初步提出:今后要以生产力发展得如何和“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工作,否则就是“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胡耀邦当时就是这篇讲话稿的起草班子的成员,他对邓小平的这一主张完全拥护。

        1982年9月,胡耀邦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使农民群众“更快一些地富裕起来”,“这应当作为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从事农村工作的领导同志的一个中心思想提出来。”

        1983年1月,邓小平在与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改革、建设“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最后经邓小平审定,作为中央集体的意见下发。胡耀邦完全赞成邓小平的这一论述。

        1984年初,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论述提出了“富民政策”概念。他说:“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劳动致富的措施、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实践。小平同志提出,是否使人民更快地富起来,是评论我们一切工作做得对与不对的标准。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第一步是求解放,第二步是富裕起来,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观念。人民富了,我们国家的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把我们解放以来所有的政策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

        胡耀邦多次说过,“富民政策”的提法“非常鲜明”。因为“富民政策”鲜明地强调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宗旨、根本政策和道路就是富民。



        1986年2月5日,胡耀邦与胡锦涛等人在黄果树。

        藏富于民,富民为先

        在富民问题上,胡耀邦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民富与国富的关系。

        胡耀邦首先主张:“我们搞社会主义,脑子里一定要有两个富:国家富、人民富。……离开这一条,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表明,他既不赞成国富民穷,也不赞成民富国穷,更不赞成国家和人民都穷,而是主张国家和人民都富。

        那么,究竟是人民利益是根本、民富是根本,还是国家利益是根本、国富是根本呢?胡耀邦的回答是前者是根本。他说:“我们共产党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

        “两千多年以前,管子就曾讲过‘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传到司马迁,就改成‘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都懂这个道理,共产党员反而不懂。毛主席是懂这个道理的,……后来他在晚年又忘了这一条。”

        他还更明确地讲过:“农民富了,我们国家才能富,你怕人家富干什么啊。”实际上,“民富了国家也富了。”

        胡耀邦的这些论述也是对以往长期片面强调国家利益、忽视人民利益的形左实右思潮的根本的拨乱反正。

        由此可见,胡耀邦的治国理念是:藏富于民,富民为先。

        毋庸赘言,由于民富是根本,所以才能是“党的一切政策归根到底都是富民政策”。否则,如果国富是根本,那就只能是“党的一切政策归根到底都是富国政策”了,也就脱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就是胡耀邦的根本理念。



        1986年2月5日,胡耀邦考察黄果树瀑布。

        以富民为宗旨

        胡耀邦特别重视从党的宗旨角度论述富民政策,并以此要求党员干部实践富民政策。

        他在讲到民富与国富的关系时说:“有些同志总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国家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人民谋利益。损害人民的利益是同共产党的根本目标相违背的。”

        他在讲到国富、民富与党员干部个人富裕的关系时反复强调:“对我们每一个党员来说,究竟是把最主要的精力用到为国家富强、为人民富裕而奋斗上面?还是千方百计地只为个人利益奋斗,为小单位增加收入?这可是个大问题。”“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是以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胡耀邦还从群众观点的角度论述说:“党的富国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者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

        1984年3月29日,《人民日报》根据胡耀邦讲话发表的《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的评论也指出:“引导人民靠勤劳尽快地富裕起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个根本观念、根本立场,决不是什么‘权宜之计’。我们决不能看到一些地方、一些人致富,就不舒服。我们是执政党,党的工作的结果如果不是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不断的改善,党的领导就不是成功的,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胡耀邦的这些观点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因为,能否实践富民政策,真正走富民道路,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只有在拥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的条件下,它才是可能的;否则,那就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规律。所以,胡耀邦从坚持党的宗旨和群众观点的角度论述和要求实践富民政策,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胡耀邦还从社会主义理论角度论述富民政策。他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物质极大丰富起来,使国家和人民尽快地富起来。如果那个社会主义穷得要命,谁干社会主义?我们搞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弄得很清楚。”他对“四人帮”的“穷社会主义”极不以为然,斥责说:“他们说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实际是穷光蛋主义!弄得什么也没有!”

        胡耀邦又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角度论述说:“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为国家富强,二为人民富裕。人民不富裕,人民富裕不了,我们还搞什么四化?”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是富民,改革开放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手段,所以改革开放的目的也是富民。循此逻辑,我们可以发现,胡耀邦始终是把富民视为改革开放的目的、把改革开放视为富民的手段的。

        如在1983年说:“现在,山区大约有两三亿人民富不起来,翻不了身。要给干部和群众以正确的政策,帮助解决问题,诸如山权问题、承包责任制问题、自营林木的继承权问题、农林副产品自由交换问题、山货贩运问题、交通问题、市场问题等等。”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时又说:“更快更好地使国家和人民富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想事情、办事情的最核心的问题。”他认为《决定》确定的商品经济道路正是实现富民的最根本的道路。



        胡耀邦接见垦荒队员。

        富民要义:人民生活现代化

        胡耀邦所说的“富民”究竟是什么意思?这需要从他特别重视的消费角度去认识。

        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中,消费环节既是最终目的,是目的地性的环节,也是作为原动力的起始性环节。胡耀邦特别重视消费,他从消费角度主张人民“生活现代化”。他说:“生活要现代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他在这里所说的“生活现代化”就是消费现代化。他不仅把消费现代化视为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而且更把它视为经济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他曾引用张闻天的话说:“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这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生活现代化是目的性的。他所说的当然不是少数人的生活现代化,而是普遍的、人民的生活现代化。他所说的“富民”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人民普遍过上现代化的富裕生活。

        胡耀邦的生活现代化意识源于他在上世纪50年代出访东欧、苏联的经历。1978年11月,他曾在中央党校讲到:

        “我们中国人同外国人吃饭不一样,中国人出国,人家请吃饭,我们总觉得我们的中餐好,实际上人家的饭比我们并不差。我觉得外国的饭比我们营养价值高,人家吃奶,吃奶制品,吃肉。……我们有许多陈旧的观念,羊肉、牛肉都不是饭,鸡蛋也不是饭,香蕉、栗子、枣子更不是饭。枣子怎么不是饭呢?许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吃面包,吃大米饭,一点点就行了,把它当副食,我们拼命吃饭,吃粮食,老吃不够。我们中国粮食产量最低,可是消耗最大。这是几千年形成的。”

        胡耀邦的这种阅历使其得以较早地倡导生活现代化。1977年11月,他提出:“现代化是一场革命。生活习惯也要改变。”实际上,这就是已经开始倡导生活现代化了。

        胡耀邦认为,生活现代化首先是以现代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生活水平的现代化。所以,他特别重视通过发展现代生产力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在讲到饮食改革和革命时就说:要用30年时间,“通过畜牧业的大发展,根本改变全民族的食物构成,大幅度地增加食品中的肉食和奶制品,使中国人的体质根本好转,跻身于全人类体质的优等水平”。

        胡耀邦还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会导致生活水平的现代化,而且还会导致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现代化。他在1978年5月就已提出:要研究一下,“人类吃饭问题经过了什么变迁?开始吃冷食,后来吃热食,现在,否定之否定,又要吃冷食了,是发展了的冷食。……一个发展方式,一个消费方式,改变是可以的”。后来又概括地说:“生活方式要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

        基于这种认识,胡耀邦批评了把现代生活方式等同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错误。他说:“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从小农的、封建的生活习惯出发,把一些现代化的东西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来批判,这是不对的。……我们要适应现代化生产的发展,在生活方式上不要怕改革,不要被落后的东西束缚住。”



        1986年2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和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及云南省委有关关人员陪同下到曲靖视察。

        但胡耀邦并不认为所有的生活方式变革都要被动地等待生产力的发展。在他看来,在现有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也能通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导致某种程度的生活方式变革。如在讲到改进服装的花色、品种问题时,他就特别强调要解放思想。他说:“现在我们的衣着还不行,一个花色,一种品种,衣着并不好。什么奇装异服,这个话不好,以后报上把奇装异服这个话去掉。”“什么叫奇装?什么叫异服?现在我们是短袖子,两千多年前,你们看我们的袖子那么大,长袍马褂。……服装也是要发展的嘛。”“衣着搞好点是应该的。”实际上,胡耀邦倡导穿西服、倡导分餐制、倡导改变烹调方法中落后的东西等等,也都是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来开路的。

        不仅如此,某种程度的政治变革也是导致这种生活方式变革的一种重要因素,胡耀邦也在这方面身体力行了。实际上,现代生活方式并不是经济现代化之后才开始出现的,而是伴随经济现代化逐步出现的。但这里有一种重要因素,就是政治因素是否与这种历史进步趋势相适应。

        譬如,如要发展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方式,那就必须使人民得以享有相应的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以政治力量剥夺这种权利。在长期的极“左”政治之下,这个问题曾经非常突出,致使我国在现代生活方式领域出现了大倒退。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文革”前就说应在生活领域“有点自由主义”,胡耀邦更是在团的工作中直接实践。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胡耀邦等改革领导人着力解决这个问题,胡耀邦的贡献尤为突出。如在1983年12月,他就一口气讲了八个方面的松绑,即:(1)服装样式。(2)歌曲种类。(3)有恋爱情节的文艺作品。(4)人体绘画、雕塑。(5)电影、电视内容尺度。(6)舞蹈:集体舞和交际舞。(7)清查、禁止污秽物品的范围和办法。(8)人体结构、生理卫生知识教学。在这里,既有解放思想,又有政治变革,是这种合力在推动生活方式变革。在这里,政治变革就在于:公权力转向尊重人民发展和享受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方式的自由权利,并且切实下放和保障这种权利了。

        胡耀邦指出,这种在现有经济条件下通过思想解放和政治变革实现的某种程度的生活方式变革具有重要意义。他说:“不要轻视生活方式的改革,许多改革往往是从生活方式的改革开始的。如孙中山就提倡穿中山装、剪辫子;五四运动就提倡白话文、妇女放脚;毛主席生前也提倡过不搞祝寿、实行火葬等。生活方式的改革对每个人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可以促使人们想到思想上、经济上、乃至整个社会的改革。”他又补充说:“历代社会变革往往是同生活方式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往往首先表现在生活方式上。”

        胡耀邦认为,在这些变革之间具有良性的互动关系。对此,早在1978年4月,他就已经指出:“现代化工业、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事业,要求我们进行吃饭方面的改革和革命,而吃饭方面的改革和革命,又反过来有利于促进四个现代化的进行。因此,我们要积极赞成这个吃饭问题上的改革和革命,宣传这个问题上的改革和革命。”

        胡耀邦特别重视以消费刺激生产。怎样刺激呢?他讲到的一种重要方法就是推动生活方式的变革。如在讲到服装多样化问题时就指出:“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适当提倡一下服装的多样化,这对刺激生产有好处。要弄清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消费可以推动生产。”“适当刺激人们的消费,是我们推动生产发展不可缺少的措施。”

        胡耀邦认为,这种以消费刺激生产的做法意义重大。如他对旅游区干部说:你们要搞好旅游区建设,“人民收入增加了,就要消费,他要上名山,到有海的地方去旅游,……这反过来又将成为推动你们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

        胡耀邦关于人民生活现代化的这些论述,不仅当时是富有新意的、很先进的,是有力地领导了时代潮流的,而且其中包含的基本道理迄今仍然有效。特别是,将“人民生活现代化”明确为“富民”的一种基本内涵,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化指标,它使一切虚幻的指标都会在它面前原形毕露。

        本文及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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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30年前,胡耀邦准确预判就业难题

        

        


        ***(胡耀邦长子)

        1979年是全国上山下乡知青返城的洪峰年,人流滚滚,怨气难平,西双版纳农场知青下跪请愿,群体卧轨,七万人****,震惊了中南海。当时,华国锋和胡耀邦对下乡知青是十分同情的,但在解决问题时,刚开始还停留在怎样改进工作,加强领导,制止干部违法乱纪的思路上。

        当年5月29日,胡耀邦在听取宣传口和政法口的工作汇报时,触及到知青返城问题,他立即和全国的就业问题联系起来。他说:

        “要下决心解决就业问题。有关这方面的好经验你们要登报。要不厌其烦。不惜篇幅。??知青办应推荐。”

        6月13日、14日、15日三天,耀邦同志抱着“要把就业问题说到家”的态度,一口气谈了三次就业问题,其中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着十分惊人的前瞻性和准确的判断力。在30年前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的时候,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当时叫集体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大,并要求大力发展服务业,实为高瞻远瞩之见。

        下乡插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

        耀邦同志有个习惯,爱记数字,爱算账,对数字的加减乘除得心应手,尤其是对经济问题。他说:

        “现在有几百万青年要就业,今后每年要增三百万,到一九八五年要二千万??现在七百万,再过几年二千万待业人员怎么办呢?”

        当时,我党在宣传上,把“失业”称为“待业”。对此,他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掩盖社会矛盾,自欺欺人,他说:

        “要着重谈一个问题,把城市几百万待业青年安排好。我们用‘待业’两个字,外国人说他们本来是失业,??要把问题说到家。”

        耀邦同志对知青上山下乡早有看法,他认为经济问题和就业困难是其主要原因之一。1978年4月4日,他对中央党校同志讲:

        “现在全世界都从农村吸引人到城市,只有我们从城市到农村,这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到农村去搞饭吃,现在城市有许多事情要做,一是服务,二是建筑。现在洗澡、理发、交通都紧张,不搞这些,而到农村去搞饭吃,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下乡,下乡还要插队,才是马克思主义,太片面了。”

        就业再走老路,就是新的“祸国殃民”

        文革结束以后,党中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耀邦同志看来,全国的总劳动力应在各生产部类重新分配,因为现代化的工业势必要大量减少工人数量,他说:

        “以后,我们现代化工业是要搞的,煤的现代化工业,油的现代化工业,钢铁的现代化工业,电的现代化工业,越是现代化,人越要少??绝不能糊里糊涂在现代化、自动化工业里增加很多人。”

        他又举宝钢为例:

        “我们的宝钢,九年建成后,全部工人只要三万人”。

        “钢铁工人三百多万人,多了。煤也是三百多万人,多了。重工业的人是多了,不是少了,还挤在那里干什么?还挤在那里领工资去,就是新的祸国殃民。”

        还挤在那里,“就是新的祸国殃民”!这话太刺激,这话不是针对广大就业群众说的,也不是对重工业产业里的产业工人说的。我认为是对当时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说的,因为对我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来说,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决定了人们的就业门路和思想意识。在耀邦看来,这种就业制度,既害国又害民,所以他说这是祸国殃民的,是使人民不幸的就业制度。

        我国解放以后,采取了一种“两个人的饭,三个人来吃”的政策,也就是两个人的工作,三个人去做。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制度着力追求“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的社会平等思想。它可以见效一时,但和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理论是相背离的。耀邦同志认为,这种就业制度是大大过时了,他说:

        “你们是搞理论工作的,要想一想这个问题,要开动脑筋呐,把这个观点讲清楚,要彻底转变我们这种就业思想。一律到全民所有制去,到工厂去,这是过时了,这是思想僵化了,这是不合时宜了,不把这个思想彻底打通,我们就业顾虑多得很。”

        就业的出路在服务业和集体企业

        既然全民所有制不需要那么多人,大量上山下乡的青年人的就业出路何在呢?耀邦同志认为:

        “我们的同志们要彻底想清楚这个道理,就是搞轻工业、就是搞手工业,就是搞服务行业,我们有许多同志思想不对头,把服务业搞臭了,手工业低人一等,服务行业更低人一等,集体所有制又低人一等。”

        在耀邦同志看来,以上这些行业可以容纳大批的劳动力,而且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也是很大的。他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有许多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比我们全民所有制企业进步得多,积累多,对国家贡献大。他们自负盈亏嘛!他们的劳动生产率高嘛!所以我主张要彻底为手工业恢复名誉,为集体所有制恢复名誉,为服务行业恢复名誉。”

        过去,人们把公有制企业里的分配方式,如生产定额、平均主义、鞭打快牛等做法形象概括为大锅饭、铁饭碗。耀邦同志认为这种现象的背后,还有国家体制方面的原因。他说:

        “一说就业,就讲厂房、投资、全民所有制,这不行嘛。不要强调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本来应当是先进的,但我们搞起来却比集体所有制落后,吃大锅饭。”

        “过去宣传不够,说国营比集体先进,集体是半社会主义,自己背个包袱。现在少搞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比集体所有制落后很多。要批评全民所有制‘铁饭碗’,吃社会主义。”

        如果脱离了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客观现实,认为大公就是社会主义,小公就是半社会主义,个人就是资本主义,那就太幼稚、简单了,正如耀邦同志所言,不经意中自己背上了越来越重的包袱。

        6月15日,他又提到北京新大北照相馆:

        “北京新大北照相馆,青年组织起来,利用早晚在露天引客,自由选景,态度很好,邮寄不要钱,顾客很多,一天赚五元钱,等于十三级干部。放手搞,自负盈亏,搞点税收。”

        他反问,“服务不光彩?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什么不光彩?”

        他对一件来料加工的合同未能签署,痛心疾首:

        “今年美国的商人想加工眼镜架子,要同我们订加工六千万副的合同。他送原料来,结果回答人家我们办不了。这种现象听了叫人痛心。一方面有大量人待业,一面好多事情没有人干,饭馆、旅馆、理发、缝衣服,多呢,现在缝衣服排队,多的要等半年。”

        我还记得为知青、青年人就业问题,耀邦同志在家中的院子里和北京市政府领导叶林、王纯同志互相交谈过。王纯同志谈到,北京就业门路很多,真正利用起来,人还不够,青年人是宝贵财富,其创造的财富更多。我在一旁听到,都十分惊讶,心想,“就业问题不是天大的难事吗?他是不是在说大话?”我记得,耀邦同志还去考察过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下为知青开辟的营业点,参观后,据说他心情并不好,他希望青年人应该脚踏实地,对现在的就业应有长远打算。

        体制改革不搞不行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要生存,就要生产,要消费就要就业。一个社会不能解决就业问题,上层建筑就要考虑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的变更,这就是改革。如果就业问题引起全社会矛盾的激化,上层建筑还纹丝不动,就将引起动乱或革命。

        耀邦同志从就业和一系列的问题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他说:

        “我们过去搞了很多盲目性。多少年一手要投资一手减任务,不知浪费了多少钱。搞了三十年,家当可不少了。固定资产除了美国、苏联,我们占第三位。但有许多厂子不能开工,产品不对路,浪费惊人。已经吃不饱的地方,还要建新厂子,有的如轻工业,却不投资。现在老百姓买东西要求高了,不光布匹、的确良,许多地方要收音机、自行车、电视机、录相机,这些东西又不投资。有些东西不要多少钱可搞上去,不搞。不调整不行??。”

        “我们要革命就得改革,经济体制、财政体制要改革,干部体制也要改革,不改革还得了?!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有许多适应不了这一形势。”

        耀邦同志在青年人就业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实现的。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面对、参与的第一个经济问题,社会效果是很好的。从知青就业问题出发,他直言不讳地谈到四个现代化中,国营企业生产效率和用工流向的问题;社会总劳力在国民经济生产各部类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广开就业门路和支持青年人搞活经营的问题;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各自优势比较的问题;摆脱过时观念和树立光彩就业观念的问题;最终归结到对党中央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战略思考上。今天看来,耀邦同志在此问题上,思考的不足之处是,把经济体制改革中产生的困难估计不足,没有就此问题和政府部门沟通,决心、魄力、热情与工作艺术有所失衡。

        我国现在就业的主渠道已是多种所有制企业。绝大多数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也进行了改制,其中的职工比上世纪七十年代还减少了二千万人。人们就业的领域大大拓宽了,其中的纺织、服装、家电、网络、电子、建筑、机械、餐饮、批发零售、一般服务业等等都有广泛就业。众多行业不仅使大量城市人口就业,还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人口数量达到一亿五千万左右。尽管有这样骄人的成就,但我国13亿人口的就业还是社会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仍是人们的最大需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在这一民生理念的指导下,把多方面的体制改革进行下去,使人民广泛就业,逐渐进入学有所教,劳有所得,幼有所养,老有所归,住有所居的小康社会。(文中引言摘自《胡耀邦思想年谱》)

        本文来源《人民日报》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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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篇:胡耀邦:让中国回归“常识”

        

        


        今年是胡耀邦诞辰100周年。今天,2015年4月15日,距离他离开我们的那天,过去了整整26年。终其一生,胡耀邦都在努力让自己尊重常识以及常识下的规律。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部分。

        ■他跑了1600多个县,如果当地生活落后,胡总是不开心。而看到当地农民生活不错,胡高兴地抱起身边的孩子,喊秘书说,“有什么吃的,给孩子拿点来!”

        ■在女儿满妹的回忆中,胡曾经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有人给胡带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当场反驳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原载2008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题《胡耀邦:让中国回归“常识”》

        记者|马昌博编辑|曹筠武图|徐唯辛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为副主席。他在会后跟中央委员们谈话时说,“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

        1980年,初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权力顶峰,他被邓小平和叶剑英提议,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以接替时任主席华国锋。

        经过十几次的拒绝后,胡最终接受了这一职务,但有一个条件:“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

        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胡,希望中国今后能避免类似的灾难。“集体领导”,是他所支持的,另外还有“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在女儿满妹的回忆中,胡曾经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回顾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作为,更多的时候,是使这个党以及这个国家能够“正常”起来。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希望能改变中国不正常的“运动整人”的政治逻辑并破除“思想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而他此后对改革的种种观点,更多的是尊重常识,从人出发,回归正常。

        解放思想,解放人:

        到中组部上任,有人放了鞭炮



        《理论动态》是胡耀邦创办的刊物,这篇影响中国历史的文章由胡耀邦审定。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职务,不过要胡复出的叶剑英说,“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此时的中国正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四人帮”被打倒了,不过政策并未为之一变。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以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这年初夏,胡对朋友说,诸如“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话,禁锢了民族的创造力。

        混沌中才有缝隙,这个缝隙被胡抓住了。

        此后的过程在日后被反复追忆: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发表此文。

        胡是有准备的,《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此时已为中组部部长的胡调任过去的杨西光。胡为了避开因审稿带来的阻碍,还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文。

        反应比胡耀邦预料的更要激烈,有人说这是公然提倡去怀疑毛的指示,是“砍旗”。有人给胡带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当场反驳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思想解放者等到了期待已久的讨论,另一些人则被彻底激怒,争论最终演变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地方上纷纷表态,不过是站在胡的一边。

        叶和邓也表态支持,精神“枷锁”打开了,最重要的是,它破除了“思想迷信”:如果“文革”是错的,那么改弦易张就是必然。

        胡并未停歇,他正忙于打破另一个“枷锁”,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

        胡到中组部上任时有人放了鞭炮,这自然是一种“有声”的鼓励,因为胡确实太难了。当时中组部的统计说,全国脱产干部有1700万,因为政治运动的“无情打击”,立案受审查的约17%。

        胡耀邦说,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过来。有人说,那毛主席批的案子呢?胡回答,只要证明是错的,都应该平反。

        到1984年底,中国最终平反纠正了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

        胡同时“改正”了“反右”运动中的55万“右派分子”。有人说改正得太多了,胡回答,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多?

        人们日后评价胡的上述两个举动: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对胡来说,他所做的,是让这个国家的人们能正常地思考,且不会因此被冤案所系。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汇成了改革的洪流。

        政治生活正常化:

        “党内不许残酷斗争”

        1986年2月5日,胡耀邦总书记(右三)到贵州考察,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右二)、中央办公室副主任温家宝(右一)等同志在黄果树大瀑布前合影。

        和邓小平一样,胡同样是桥牌高手,而且叫牌积极,从不犹豫,这与他的处事风格类似:敏捷,明快。

        此前的1980年,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就在思考如何避免“文革”这样的灾难,“这就要从我们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尽可能堵塞漏洞。”

        他决心建立一套完整的党内生活制度,防止正常的党内意见分歧演变成不正常的党内政治斗争。这年11月,他作了《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报告,对个人崇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在当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毛的功绩要讲透,错误也要说透。

        1981年的春天,在胡的推动下,《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公布,重点在于“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若干准则》中一些针对“文革”流弊的条文在现在看起来依然“触目惊心”:“党内斗争,不许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更不等于反党”。

        然而这还不够,另外紧迫的是,如何实现正常“交接班”的问题。胡的目光放在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加紧选拔年轻干部上——这也是邓的主张,在1979年,邓便说,“老同志要让,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胡坚决地支持了他。

        胡耀邦说,中央书记处的11个书记加起来718岁,岁数太大了。他还说,“干国家主席干一辈子,干到最后一口气,怎么能不产生个人崇拜……”

        这一年的中共十二大,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被明确地写入党章。兴奋的胡准备自己去实践它,“十二大一散会,他就跟我说,十三大后,他就退下来。”胡生前的秘书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也是在这次党代会上,中共有步骤地实现了高级干部的新老交替。在当时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其中有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尉健行、罗干等等。而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39岁。

        胡想让老人们放心,在十二大结束的当天,39位年轻的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们被特意安排和邓小平、陈云等元老见面。胡在旁边鼓励说,“胆子大一点,站到前面来。”

        “左、右”周旋:

        推动小平视察特区

        

        




        1983年,胡耀邦在广东考察时与少年儿童交谈。

        1979年,安徽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当时主政安徽的万里压力颇大,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要吃米,找万里”,以此作为支持。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重新成立,在酝酿人选时,胡推荐了万里,他说,“让他来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历程,胡以总书记的身份将党内外的改革意志变成行动并不断促进,他也对地方的改革派给以中央的支持。这份承“上”启“下”、“左”“右”周旋之功,实属难得。

        此前的1978年11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份“讨论试行”的文件说,要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

        “几个月后的1979年,胡表态说,既然文件是‘草案’又‘试行’,那么就可以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情况下,‘允许有所突破’,这实际上是在鼓励‘包产到户’。”胡曾经的秘书高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其时胡到江西考察,见到当地一位因为搞“包产到户”而受批判的地委书记,对方汇报说,当地的自留地有20%,胡笑说:“不多嘛。”三个字,态度鲜明。

        胡对当时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主政福建的项南等地方上的改革干将,亦是不遗余力的支持。1984年之前,关于特区的批评甚嚣尘上,有人说特区是“租界”,胡回应说,“主权在我,怎么是租界呢”。

        “后来耀邦对王震说,是不是陪小平去深圳转转?”胡生前的秘书李汉平说,胡想以此来促进小平及早表态。1984年初,小平“南巡”视察了几个经济特区,回京后邓评价说,“特区是窗口”。

        1983年1月,胡耀邦说,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胡的讲话实际上是包含着邓小平之前和胡谈话的思想,想将改革从农村引入城市。然而有人说,这和十二大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不符,“全面改革”由此搁浅。

        直到一年多之后,胡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改革”再度开始。上述《决定》最大的进步是,承认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一举突破了此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观点。

        邓在中顾委会议上高度评价这一《决定》,说现在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处理得比较妥善”,这无疑是对胡的肯定。

        “邓小平当时对胡耀邦说,‘现在有人跟你配合得并不好。’另外,胡经常不拿稿子讲话,有人便在背后非议他,小平也对他说:‘你是总书记,言多必失。要少讲。’”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小平是在帮他树立威信。”

        那几年,身为总书记的胡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奔波,他跑了1600多个县。在身边人看来,胡的喜怒都在脸上,如果当地生活落后,胡总是不开心。而在迪庆,胡耀邦看到当地农民生活不错,高兴地抱起身边的孩子,喊秘书说,“有什么吃的,给孩子拿点来!”

        尊重人的需求:

        带头穿西装唱流行歌曲

        

        


        1986年2月7日,胡耀邦在云南省罗平县板桥区长底乡参加当地苗、布依、彝、汉族群众举行的春节联欢会,并高兴地和各族群众一起跳起欢乐的民族大团结舞。

        “文革”前,胡在陕西任省委书记,他在大学里讲话说,“男女关系问题怎么能是阶级斗争呢?男女就是有关系啊,我们反对的是生活腐化堕落。”

        终其一生,胡耀邦都在努力让自己尊重常识以及常识下的规律,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初,很多地方还在“以粮为纲”,而江西赣南都是丘陵地带,种粮食收的没有种子多,胡耀邦说,种柑橘吧,退田还林。他视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当地有大量外地人口流入,被称为“盲流”,有人主张“清走”,胡回应说,人口流动是正常的,堵也堵不住。

        在胡看来,一个社会,应允许正常的人的需求,比如生活的多样性,比如对美好和快乐的追求。

        1978年12月,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他说,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不能统得太死,“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丰富多彩的,为什么要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

        1980年的剧本创作会上,胡甚至在讲话时激动地站起来,“坚决不允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位至总书记后,胡曾专门表态说,“我们要适应现代化生产的发展”,他说,“在生活方式上不要怕改革”。

        其时人们对穿着和发式还很敏感,曾经出现过纠察队员满大街剪喇叭裤的情况。满妹回忆说,自己的二嫂烫了头发,回家吃饭时问:“头发理得好不好?”全家都愣了一下,只有胡耀邦回答说:“可以嘛。”

        “他提倡女孩子化妆,穿裙子。”胡的秘书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为了做表率,胡带头穿西装。

        当流行歌曲刚在内地流传时,有人颇有微词,就像率先穿西装一样,胡又在中央率先表态,“什么叫‘流行歌曲’?我看概念有问题……是歌曲就要流行,在群众中能流行说明群众喜欢。”他在火车上把当时的流行歌曲《我的中国心》的歌词抄下来,回家教自己的孙子孙女们唱。

        1983年,中国曾开展了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当时女孩子穿高跟鞋也是‘精神污染’,有人发现了一张袒胸露背的照片,后来发现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照片。”胡曾经的秘书高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胡听闻后说,“清除精神污染”不能把美化生活给搞掉了。

        胡召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人谈话,要求“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节假日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多年后,这些都已经变成中国最正常不过的认识。

        胡对知识分子也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1981年,他给一位诗人回信说,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将不再提“思想改造”的口号。几年后,胡参观长沙岳麓书院,题词时,有人提议写“千年学府”,胡沉吟片刻说,还是写“尊重知识”吧。

        人们还记得在那个乍暖还寒的1975年,在中科院纪念长征40周年大会上,其时正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说:“我们再干一件大事,进行新的长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

        胡和大家相约25年后再次聚会,“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别的什么请求,就有一条,我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本报记者采访了胡耀邦秘书高勇、胡耀邦警卫秘书李汉平、原中联部部长朱良,胡耀邦曾经的下属和朋友黄天祥、李蓉以及统战部研究室研究员林京耀,在此谨致谢意。本文参考了《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邓小平年谱》、《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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