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文革”狂热中的冷静思考 ——读胡耀邦“九大”前致毛泽东的信

“文革”狂热中的冷静思考

——读胡耀邦“九大”前致毛泽东的信

沈宝祥

1969年3月5日，胡耀邦给毛泽东呈送了一封信。

胡德平同志在《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书中，详述了此信，并称此信为《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

这是一位中共中央委员，给中共中央主席的建言信。

这封信，洋洋数千言，很不寻常。

一

有两点是很明显的：

一是，这封信的时机，是在党的“九大”前夕（“九大”在1969年4月1日开幕），即“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并将进一步推进的政治环境下。

二是，这封信的内容很尖锐，提出有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言。

很显然，耀邦同志写这封信，既抱着期望，也冒着风险。

在信的开头说，“两年多来，数十次也许是百多次要提起笔来给您写封信”。这充分说明，对信中所论，耀邦同志是经过长期思考研究的，是郑重的建言。（见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第13页）同时也反映出，一个中央委员，要给中央主席写信建言，竟要反复考虑上百次。党内政治生活是何等的不正常！（以后，耀邦同志在理论动态组一再讲：那时，“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

这封信以学习毛泽东的“一个伟大思想”开头，并以此说事。

录自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3页

看了这封信，就会感到，为了使毛泽东有兴致阅看这封信，并思考乃至接受自己的建言，耀邦同志在问题的提法、语言的表达等方面，着实费了一翻心思。

二

耀邦同志这封信，主要讲如何发展中国的农业和工业，如何使农民和工人、全国人民富裕起来，是讲经济问题。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粉碎了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正在筹备召开“九大”，欢呼“伟大胜利”，阶级斗争为纲推到了极端。但耀邦同志在这封信中，关于“文化大革命”，只说了淡淡的一句（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的原理，“通过这次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这一句，还有点不得“要领”。全信没有一句当时流行的赞颂“文革”的话。

耀邦同志在信中说：“从那时起（指1958年以来），虽然我对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反复教导，仍然一直顽固地不理解，这个口号，始终像磁铁似的吸引着我”。这里讲的口号，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耀邦同志这句话，直率地表明，他不赞同阶级斗争为纲，而主张全力抓经济建设。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中，这样明确坦诚地表示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异议，实属罕见。

耀邦同志在这封信中表达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应当着力搞经济建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耀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写这封信，逆潮流而动，表明了他头脑的清醒，显示出高度责任心和巨大的政治勇气。

从这封信，我们也看到两种社会主义观的对立。胡耀邦认为，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大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为纲”）。

三

耀邦同志这封信，是探讨中国社会主义问题。

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照搬苏联。

耀邦同志这封信从农业切入，评析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说：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两次工业大跃进”，但苏联的“农民负担过重”，“农业停滞不前”，结论是：“斯大林还是没有很好地解决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原理”。

信中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设想，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会逐渐消失。斯大林提出了消灭这种差别的具体道路：“是把集体农民逐步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农业工人”。用“产品交换”使农村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从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具体形式。

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实行“产品交换”，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排除商品经济。这些，正是苏联模式的主要标志。

耀邦同志说：“我怎么也想不通，斯大林的道路和形式有实在的可能性”。这是对苏联模式的明确否定，当然也包含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看法。

四

信中列举1958年大跃进时，“全民炼钢铁，队队办工厂，社社造机器”等现象，造成严重破坏的教训。随即指出，“一些同志没有认真总结一套适合我国客观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去改进它，完善它，继续前进，而是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是很可悲的”。

在这里，耀邦同志的话说得很委婉，但又不失尖锐。“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决不是下面“一些同志”的事，而是宏观决策，但耀邦同志没有像彭德怀的信那样，直指决策者。耀邦同志又尖锐指出：“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即照搬苏联模式（加上自己的“创造”），后果“是很可悲的”。“大跃进”造成的大破坏，大饥荒饿死数以千万计的人，还不可悲吗！

实际上，这是耀邦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

五

中国的社会主义应当怎样搞呢？这是这封信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对此，耀邦同志着重讲了两点。一是如何发展农村经济，二是如何看待全民所有制经济。这两点，一个是讲农村，另一个也包括城市，城乡合起来，实际上就是整个国民经济。

首先，耀邦同志提出，实行“亦农亦工，农工结合”。他说：“一个简单的事实：单纯的农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很难几倍，十几倍的增长”。“在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的情况下，就更困难”。他认为：“我国地大物博人口多，五亿多农民已经组织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里”。实行“亦农亦工，农工结合”，不仅完全有可能，而且有许多好处。

耀邦同志在信中详述了实行“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可行性和好处。总的精神是，可以调动几亿社员办工业的积极性，为发展工业“增添了一支最大的力量”，可以“地尽其利”。

耀邦同志阐明：实行“亦农亦工，农工结合”，公社发展了工业，就“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满足社员生活上更多的需求，或者能够为集体提供更多的农业生产资金或更多的农业技术力量，这就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文化科学事业的更快发展，而全面发展的人也才有可能逐步的实现”。

这封信表达了耀邦同志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大思路。这就是：通过实行“亦农亦工，农工结合”，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更有效地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

另一个问题是，是如何看待“全民所有制”。

耀邦同志对现有的“全民所有制”作了否定的判断，并提出了解决的思路。

他说：“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大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反倒能够实实在在的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

这是耀邦同志依据实践结果作出的判断。这个判断是勇敢的，又是务实的。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耀邦同志借用毛泽东的话说：“不是国家共公社、地区的产，而是公社、地区共国家的产。”

耀邦同志勇敢地触及了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很需要也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废除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后，建立什么样的所有制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他们在一些著作中也讲“公有”，其含义就是“社会占有”。社会如何占有生产资料，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作具体阐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国有经济”的概念。因为他们认为，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后，国家就“自行消亡”了，没有了国家，哪里还有什么“国有经济”。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得很明确。

“全民所有制”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支柱。“全民所有制”又称“国有经济”，主要是斯大林搞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社会主义照搬苏联模式，也搞了“全民所有制”。

建立“全民所有制”，应当说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探索。这种探索是否成功，应当由实践作出判断。

如何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呢？应当遵循以下两个原理。

一是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卷第33页）这应当是我们遵循的基本原理。1847年12月，29岁的马克思和26岁的恩格斯，开始撰写《共产党宣言》，1848年1月完成。《宣言》提出，“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过了十一年，即1859年，马克思写了如上一段话，进一步阐明：如果某一社会形态（包括资本主义）还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不应当也不可能被消灭。这一段话，应视为对《共产党宣言》的重要补充，这似乎也是对某些革命者的告诫。

二是胡耀邦、邓小平先后讲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全文见附件），不仅是判断改革开放的标准，也应是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针。

以上两条，两个“决不会”，是经济规律；“三个有利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实践效果是检验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没有什么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六

耀邦同志给毛泽东的信，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这封信否定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基本思路同以后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致的。

这封信明确否定了“斯大林计划经济的老框框”，否定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这就隐含了进行全面改革的要求。

从实质上看，《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提出的，就是要抛弃从苏联搬来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体制改革，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基本实践。

我国的社会主义，照搬苏联模式，把苏联模式的一套，奉为圭臬。那时，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对此，人们深信不疑，而且倍受鼓舞。后来，发现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也只是作些枝节的评析。“大跃进”失败后，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倡导读两本书，即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这两本书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阐述，读这两本书，思想就跳不出苏联模式的框框。

在拨乱反正，特别是改革开放中，耀邦同志的思想和主张，同这封信表达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在这封信表达的思想基础上飞跃式推进的。

七

耀邦同志给毛泽东的这封建言信，没有取得他预期的结果。

这封信是没有送到毛泽东那里，还是毛泽东阅看了没有理采，都不得而知。

耀邦同志对这封信抱有期望。在我们理论动态组，我就两次听到他讲这封信。他说，这封信发出以后，如石沉大海，从此，他对老人家就失望了。

如果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也决不会采纳耀邦同志的建言。他当时的思想和兴奋点，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是在抓党内的资产阶级，已不是什么“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了。

《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既是对党的“九大”的建言，更是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言。耀邦同志对这封信十分重视，以后又推敲修改成文。这封《建言信》，是耀邦同志在特殊年代的一篇重要著作。

附件：

1，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同志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作《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提出：“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胡耀邦文选》第477页）

2，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2024年1月13日初稿

2024年3月18日定稿

来源：本文由沈宝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