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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耀邦

钱江：胡耀邦的早期职务变迁

——从红小鬼到军委组织部长

发布时间：2025-08-18 15:50 作者：钱江浏览：28次

战争年代，胡耀邦从一个普通士兵逐级成长，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已经是担任较高职务的军队政工将领。这一步步是怎样走上来的？本文作者进行了梳理。

1.14岁离乡参加革命的普通一兵

1930年10月，胡耀邦告别父母离开家乡湖南浏阳，进入江西莲花县的时候，不到15周岁生日，还在少年时期，是一个真正的“小鬼〞。当时的身份是青年团员。

他来到设在莲花县的“湘东南行委”（其地域包括湖南浏阳县）报到，安排在儿童局工作，没有具体职务，大体上是“跑龙套”的，属勤务人员。

两个多月后的1931年2月，湘东南行委撤销，成立中共湘东南特别执行委员会，简称“湘东南特委”，胡耀邦的工作被明确为少共湘东南特委“技术书记”，这不是领导职务，而是刻写蜡版、抄文件的抄写员，也做宣传工作。

2.少年胡耀邦、谭启龙被怀疑是AB团

1931年7月，湘东南特委并入湘赣临时省委（当年10月成立了省委），胡耀邦接替胡选善，担任湘赣省儿童总局书记，工作仍和过去一样，是负责起草和缮写文件的普通文员。但与此前相比，承担的工作看来是更多了。

1931年11月，少共湘赣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组成了新的少共湘赣临时省委，易心平任书记。少共机关随湘赣省委机关设在永新县北门附近的萧家祠堂，15岁的胡耀邦来到这里担任书记。当时担任永新县少共纵队队长的谭启龙就在那里认识了胡耀邦，此后“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他还教我学习文化知识，我们相处得很好，亲如兄弟。”（《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6页。）

1932年3月，少共湘赣省委召开第2次委员扩大会议，这时，少共中央局派冯文彬作为巡视员从瑞金来到湘赣苏区，主持改选新的少共湘赣省委，谭启龙、胡耀邦等人当选为少共湘赣省委的执行委员。

这或许是胡耀邦向干部队伍迈进了一步。但算不上正式的“进阶”，如果是有所提升的话，是不是可以看做相当于“排”级的基层小干部也未可知。

就在这年冬天，湘赣苏区扑杀“AB团”的肃反运动开始了。以浏阳籍指战员为多的湘东南独立师内也抓起了“AB团”，大批指战员被错杀。

这场冤案延续了很长时间，1931至1933年在南方几个红色根据地此起彼伏，持续影响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从浏阳来的胡耀邦受到“揭发”指控，连同谭启龙也被包括进去。

这场错案的平反善后是在“文革”后进行的。半个世纪以后的1987年，浏阳籍的817位被错杀者先后得到平反，追认革命烈士。

胡耀邦和谭启龙幸运的是，来到湘赣的冯文彬不相信对这两个少年的指控，还发现胡耀邦能写能编很能干，有组织能力。他决心施以援救，把胡耀邦和谭启龙调到中央苏区瑞金继续审查，如无问题则在中央苏区安排工作。

冯文彬带着他们于1933年1月1日来到瑞金。

3.胡耀邦当上少共中央秘书长

既然到了瑞金，在地域上和湘赣那边闹起来的抓“AB团”远了许多，冯文彬既然认为胡耀邦、谭启龙这样15、16岁刚踏进青年时代的少共小干部不会是“AB团”，所以一到瑞金，将他们都安排作“巡视员”去基层县视察儿童团工作。

1933年2月，胡耀邦刚到福建清流县，少共中央局派出骑兵通信员把他唤回瑞金，而且看管起来。原来，湘赣省委和湘赣省政治保卫局发电苏区中央局继续告发说，又得到了新的“口供”，指认胡耀邦、谭启龙可能是“AB团”成员。

少共中央局并不当真认为胡耀邦、谭启龙是AB团，看管松懈。

一天晚上，胡耀邦鼓起勇气跑出看管屋子，敲开中央政治局委员、少共中央局书记顾作霖的门，将自己14岁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倾诉出来。

顾作霖听了很受感动，相信胡耀邦所述是实情，他不会是什么“AB团”，决定停止对胡耀邦的追查。

1933年6月，原湘赣省委负责人王首道到中央苏区工作，解释了省委的一些争议问题，包括介绍了胡耀邦的情况。中央局由此完全解除了对胡耀邦的怀疑。

1933年8月，胡耀邦调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宣传部长兼青年部长，这是带有青年统一战线性质的对外组织名称，实际职务可能与少共中央局宣传部相关，是其中的职能部门。

9月，胡耀邦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从这一次任职来看，连同“转党”，胡耀邦晋升了一级，具有干部任职特征。
1933年10月，少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时刻准备着》在瑞金创刊，将满18岁的胡耀邦任总编辑。

不久，中央红军开始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需求迫切，少共中央秘书长张爱萍于1934年4、5间去了红军学校军事班学习（长征前到红三军团第12团任政委），胡耀邦接任秘书长。这次任职，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联合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卷上卷第168页予以记载，胡耀邦明确地进入了干部序列。

张闻天夫人刘英在自述中佐证了胡耀邦在1934年的任职，她晚年回顾，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少共）中央局的干部中张爱萍（少先队总队长）已经先到部队去了，胡耀邦（秘书长）、赖大超（儿童团书记），还有几个年轻同志都在跟红军一起突围的名单上面，我立即通知他们做好准备。”（《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5章《长征：难忘的369天》）

4.胡耀邦在长征中的职务变化

刘英的职务高于胡耀邦。她于1933年6月从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来到瑞金，最初安排到无线电大队担任“营政委”，未就职而去了少共中央局，一开始也任巡视员，于1934年1月担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是胡耀邦的领导。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党政机关，包括后勤部、卫生部等编作“红章纵队”，这时的刘英应是团级干部，配备一匹马，一位警卫员。

这两项是胡耀邦没有的，他到“红章纵队”中的中央工作团担任党总支书记，可以看作营级职务。他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序列中被编入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应视为看作干部要尽力保存。

中央红军离开宁都出发后第三天，进入湖南郴州舂陵江流域，胡耀邦患了疟疾，整整折腾了他一个来月。身为干部，重病可以调用担架抬着行军。到当年11月底突破湘江的恶战之前，胡耀邦基本痊愈，可以迈动两条腿跟上行军队伍了。（熊清泉《江山万里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06页，此事熊清泉也向本文作者当面提及）

长征中胡耀邦的岗位有变动。

1935年2月，红军二占遵义作战期间胡耀邦负重伤，又过了一段担架生活，待到基本复原，“红章纵队”已经撤销，他编入总政地方工作部（也称为民运部），主要负责征兵征粮。红军过草地前再缩编，胡耀邦到红三军团第13团担任党总支书记，这是一次平级调动。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又缩编成为“陕甘支队”，取消了师、团两级单位，第13团番号也取消了。胡耀邦回到“支队”政治部做征粮和收容工作，直到长征抵达陕北。

5.长征到陕北，胡耀邦继续担任团中央秘书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进驻瓦窑堡。11月，中央决定重组共青团中央局（当时还称“少共中央局”），做出如下任命：

少共（共青团）中央局书记凯丰(后为冯文彬)

中央局成员：

凯丰冯文彬关向应博古陈昌浩陆定一王儒程黄林义刘英胡耀邦王生平陈士法潘志明高朗山李瑞山

宣传部长：刘英

组织部长王盛荣（1935.10)，年底由刘道生接任（本文作者注）

秘书长：胡耀邦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卷第176页）

经历了长征的胡耀邦又回到曾经的岗位上。这时，他有了第一个警卫员李柱。这应该是胡耀邦职务待遇的提高。他原先是没有警卫员的。以当时的红军干部制度来看，团级职务可配有警卫员。

李柱回忆，他在1935年11月4日拿着介绍信到团中央报到，当时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刘道生委派他为胡耀邦的勤务员，在李柱回忆中，刘道生介绍胡耀邦是“少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根据刘道生回忆录，1935年11月，他由红军第22独立师政治部主任调任少共中央组织部长，这是一个师级职务。他在就职之初安排了李柱去当胡耀邦的勤务员。到了这个月月底，刘道生由毛泽东、周恩来当面授命，离开陕北西去，到仍在长征途中、已走到甘肃东部接近陕北的二方面军去工作，到达后担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见《刘道生回忆录》，海潮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59-60页）。

从这个情况判断，刘道生离开瓦窑堡后，胡耀邦以少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代理部长。刘道生走后没有再回到少共中央，新中国成立后，刘道生是海军副司令员，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6.1936年1月起，胡耀邦任团中央组织部长

刘英回忆，1936年1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团的工作，她和胡耀邦列席参加。“胡耀邦是组织部长，我是宣传部长。”《在历史的激流中一一刘英回忆录》，199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第103页。

依照刘英回忆所述，这时的胡耀邦和刘英在职务上成为平级。说明胡耀邦接替了刘道生的工作。

刘英还回忆，1936年 “11月初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讨论了团的工作，我大病刚好，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团中央的主要干部冯文彬、胡耀邦等同志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所引用文字同上）这次会议决定将青年团的名称改为“青年救国会”——这是为了将青年团改为全民族性质的抗日救国团体。在陕北的团中央结束了工作，从此不再见“少共中央”的名称。

7.胡耀邦进“抗大”学习，和军师团干部同班

1937年1月，胡耀邦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抗大）第二期一队学习，1月20日开学。该队队长是陈赓，胡耀邦任支部书记。

第二期“抗大”已经扩展到14个队，胡耀邦所在的第二期第1、2两队学员大部分是军、师、团级干部。由于红军在长征不断缩编，很多团职干部曾担任过师级职务。

抗大第二期分为大学部和步兵学校两部分，大学部有14个队；学生数量增加为1362人。

对于第1队和第2队的学员，以目前所知和胡耀邦同期的有：陈赓、罗炳辉、张际春、何长工、周子昆、赖传珠、杨得志、姬鹏飞、曾希圣、康克清、邵式平、陈奇涵、陈克寒王铮、梁兴初、刘型、姚继鸣、刘转连、王集成、王宗槐、张震、王尚荣、谭友林等，共57人。

这些学员，凡新中国成立后继续留在军队的，都授予中将以上军衔。其中陈赓为大将军衔，杨得志、赖传珠、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

长征一路到陕北，红军干部职务变动很大，改编成八路军的时候更是这样。仍以刘道生为例，他在红军中的最高职务是二方面军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到1937年秋改编成八路军时，他担任120师359旅717团政委，这是改编的需要。解放战争时，他担任了纵队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任职情况与胡耀邦基本相同。

可以确认，进入抗大学习的胡耀邦已经进入团级或副师一级的干部序列。胡耀邦没有在作战部队担任实际指挥职务，从文献资料上没有看到职级记载。但与同期学员作比较可以看到，他们属于同一群体。

胡耀邦入抗大学习半年后，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线急需干部，抗大二期“大学部”立即结束学业，于8月间分配工作。

8.从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到军委组织部长

在第2期学员中，有28人留校工作或继续学习。毛泽东提议，胡耀邦留校担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

这是一次明确的职务提升，从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八路军军职来看，可能相当于副师或副旅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