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祥：一套学术资料书出版的流产

一套学术资料书出版的流产

沈宝祥

本文讲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我们课题组编著的一套学术资料书，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在出版的最后一刻被终止，出版流产。

其经过的大致情况如下。

从1987年开始，本人着力研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与此同时，我也有意识地收集积累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资料。

经过二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积累的资料已相当可观。

2011年6月，以课题组名义向中央党校科研部申报（本人为课题组负责人），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立为科研课题。对这个课题，评委会投票一致通过，并报中央党校校委批准，正式立为中央党校校级科研课题，还拨了经费。中央党校科研部将这个课题列为重点课题。

有一次，我同邢贲思副校长通电话谈起这个科研项目，他表示支持这个科研项目，并说，留下历史资料，很有意义。邢贲思当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之前，他就应《人民日报》之邀，撰写了《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一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刚开始，他就组织了全国性的讨论会。他对我们这个课题比较了解。以后，我又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目录送邢贲思，请他审阅提意见。他看后认为很好，说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经过进一步的努力，课题比较顺利地完成。

这个课题，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共收集文字资料170篇，130多万字，编为第一、二、三个分册，照片资料271幅，编为第四分册。

这套资料是本人历25年努力而取得的成果（以后又有课题组同志参与）。主要内容有：

1,系统收集了胡耀邦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材料；

2,系统收集了邓小平支持和引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材料；

3，收集到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三次路线斗争”的原始资料；

4，收集到《实践是检验的唯一标准》一文形成过程中的各个文稿；

5，收集了全国各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6，收集了中央工作会议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情况的资料；

7，摘录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重要发言；

8，编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史事记”；

9，汇集了各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大区、各大单位主要负责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讲话；

10，收集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大量资料；

11，收集了271幅照片，是《资料汇编》的一大特色。

这套资料全面、客观、翔实地记载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全过程，是独创性的学术成果。

在这套资料中，收录了胡耀邦作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动者和推进者的资料，也收录了邓小平作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最有力支持者的资料，但总的思路是，着眼于历史，着眼于全面翔实地反映这一历史事件，而不是着眼于个人。

2012年2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决定承担这个科研课题成果的出版。7月，我将全部书稿送交出版社。他们报到新闻出版总署后，新闻出版总署很重视，将这套书列为“‘十二五’重点书籍出版规划”（排在第137号，全部五百多号）。这表明，他们决定要出版这套书。

出版社排印出样稿，送审，这个过程化了许多时间。到2015年，全部过程即将走完。

2015年10月15日，我接到中央党校办公厅一位副主任的电话通知：校领导不同意《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一书出版，已将意见反馈科研部。

对于中央党校校领导的这个通知，我感到突然。

在同一时段，我还遇到相类似的其他情况。

201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本人早在这年8月，就应中央党史研究室刊物之邀撰写的文章，在付印前编辑部来电话说，接到通知，这类文章不能刊登，被撤下了。上海市的刊物邀我写的文章，也是同样的结局。给人的感觉，一方面是隆重纪念，另一方面是严格限制宣传，各报刊不准刊登有关纪念胡耀邦的文章。

中央党校校委是否将不同意出版的决定通知了新闻出版总署，本人不得而知。

但是，新闻出版总署没有放弃这套书的出版。

大约在这年11月，新闻出版总署给中央党校校委发函，就一些资料的编选征求意见。这个文件的全名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建议送中央党校审核的部分资料目录。

新闻出版总署送中央党校审核的部分资料目录

2015年12月3日上午，山东人民出版社两位编辑来访，告知：他们已撤销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的出版项目，退还照片资料。

这说明，新闻出版总署在发出给中央党校审核的部分资料目录后，很快就作出了停止出版这套书的决定。

2015年12月3日中午12点，中央党校办公厅那位副主任又给我打电话，转达校领导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部分目录的审核意见的态度。他讲了三点：主要是中央党校不对此书是否可以出版表示意见，部分目录中有些材料不宜以个人名义公布出版。

上一届校委批准立项的科研课题成果，这一届校委居然“不对此书是否可以出版表示意见”！还说，有些材料“不宜以个人名义公布出版”。这个科研成果不是个人的任意写作，而是完成校委批准立项的课题。

这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的出版，就这样流产了。

中央党校办公厅两次给我的电话表明，这套书不能出版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其中有不宜公开的材料。

为了保存资料，我们课题组决定自印一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自己掏钱）。

课题组自己掏钱印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

新闻出版总署要求中央党校审核的部分资料目录，共涉及49条材料。

具体来说，其中28条是未注明出处，要求注明出处。这比较好办。

还有21条大致情况是：

有几条是当事者的记录，审读者认为是“孤证”。其实，这些都是亲历者的记录，是珍贵的第一手材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两篇，就是于光远个人的笔记整理而成的（于光远对我讲了此事）。《邓小平年谱》1978年7月22日的记载，就是本人提供的，依据是本人的笔记。这些文章，难道能以“孤证”论吗！

下面讲一件与此相关的事。

2013年，本人的《亲历拨乱反正》书稿，有40万字，审读者的评语却是：“几乎全部出自作者本人的亲历与日记，可以算作第一手资料”，“对研究‘文化大革命’后党和国家进行拨乱反正这段历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这是同一审读单位对同类著作的审读意见。同类的著作，一说是“孤证”，又一说是“第一手资料”，“很有价值的资料”。

有一些是中央党校的内部材料，如《理论动态》、《中央党校校刊》刊登的材料。这两个刊物，是内部刊物（没有定为机密件），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过了三四十年，已经没有什么机密性。

其实，新闻出版总署所列的49篇材料，大部分，包括吴冷西的电话，有“机密”字样的内部刊物照片，已在本人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全文或部分公布了，都是经过新闻出版总署委托单位审查批准的。胡绩伟、杨西光等六人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长篇联合发言，已在《胡绩伟自述》第三卷全文收录（卓越文化出版社出版）。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上述材料，基本上已不存在保密的问题。

在同一背景下，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处理，还是有伸缩性的。本人研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项目，第一次报告申请立项时，校长批示“没有必要”，从而被否定。以后换了领导，我又报告申请立项。新来的校领导批示：这个项目有重要意义，并将这个项目提升为校委委托项目。可见由于人们识和胆的差别，对同一具体问题的处理，会很不相同。

2015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这套学术资料书出版流产，迄今又过去了八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历史事件，已过去了45年，快半个世纪了。从推进学术研究考虑，出版这套学术资料书，不会有什么消极影响，不应有什么障碍。

前些时候，我阅看了九篇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都是博士研究生撰写的。这些文章有特点，但也都反映出他们看到的材料太少。

2023年9月8日稿

2023年9月20日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