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陈伯达推出“夺权”人民日报第二篇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人民日报的劫难（6）

1966年5月31日晚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当晚编定并亲自制作社论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6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对这一过程，可参见笔者撰写的《文革宣言——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笼记》上下篇，本文记述陈伯达“夺权”次日（1966年6月1日），第一次主持人民日报编委会会议。

1966年，十年大劫难发生时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大楼，当时社址在北京王府井大街。

1.陈伯达主持夺权后第一次人民日报编委会

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签字付印后，陈伯达回钓鱼台睡到上午。

6月1日下午3时左右，陈伯达来到人民日报主持召开编委会议，在京的“中央工作组”成员悉数到场。此后一段时期，来自军队的工作组成员每天下午3时到办公室，工作到次日凌晨报纸开印后离开。（见朱悦鹏《漫漫人生路》第58页）

吴冷西也参加了这天的编委会议，未见他有讲话的记录。

陈伯达面对人民日报编委成员们说：“我们来，你们高兴不高兴？”

座中编委们纷纷说：“高兴，太高兴了！”

倒是陈伯达带点儿自嘲地说：“都高兴？我看大多数人高兴，会有少数人不高兴。不要形而上学，不要躺在工作组身上，要自己站起来。”他甚至还问了一句：“怎么不找几个积极分子，光几个编委来开会？李希凡、王若水这些人怎么不来？”

陈伯达说：“这里没有革命气息，（这里的人）想要保自己的宝座。”（见1977年年人民日报编辑的《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1页）

由陈伯达主持，报社编委会商议了新的分工，但一时没有定论。

根据陈伯达的决定，版面事务由工作组的办报行家、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统管，他也是刚刚宣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编委成员若形成主要版面设想，或有重要报道等事项，须向穆欣报告征得同意。

从这个举措看，陈伯达来人民日报的前几天，只是停止了吴冷西的工作，同时将编委会下降一格，重要事务报送“工作组”要员决定，日常编辑事务仍由编委会负责。

这天的编委会十分简短。

2．陈伯达审定第二篇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会议结束后，陈伯达留在人民日报没有走，审定将于明天（6月2日）发表的头条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迄今尚未判明这篇社论的具体起草者。据工作组成员朱悦鹏，和后来“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回忆，这篇社论由陈伯达在钓鱼台主持完成。他在5月31日上午向工作组军队成员面授机宜时说得清楚，到人民日报去办报，就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为此他着手布置了几个题目，由几个写手在钓鱼台起草，定稿后逐日发到人民日报。

6月1日接近傍晚时，第二篇社论清样出来了。陈伯达很快审定，确定以通栏位置发表在头版头条。

3．陈伯达获悉毛泽东实际上批准了“横扫”社论

就在这时，陈伯达突然从秘书那里得知，毛泽东当天下午4时从杭州给康生打来电话，要求立即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

闻知此讯的陈伯达满心欢喜，确认昨天在人民日报夺权、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毛泽东没有发表任何反对或不同意见。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中就有“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之句，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表述完全一致，也从不同角度说明社论得到了领袖的认可。

原来，深晓毛泽东心思的康生，前些日子通过妻子曹轶欧，策动北京大学哲学系对“工作组”不满的教师写大字报，将批判矛头指向北大党委主要负责人陆平、彭珮云和支持他们的北京市委。

结果，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第一个领衔签名，共7人于5月25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名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激烈抨击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领导“压制革命群众”，指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用现在通行的说法,是阶级斗争，不是“内卷”。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在校园内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大字报说：“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大字报贴出后引起很大争论。以陈伯达为总编辑的《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联合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全文登载这份大字报。实际上，简报是光明日报编辑部具体完成的。康生得到简报后，即发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

毛泽东于6月1日读到“简报”上的大字报稿，当即写了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毛泽东，6月1日。”（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下卷第1414页）

毛泽东不是将文件批给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而是直接批给仅成立3天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显示出对他们的特殊信任。

在陈伯达获此信息的时候，王力、关锋已从康生处领受任务，要立即赶写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为北大那张大字报叫好。留给他们的起草时间并不多，王力和关锋为了亲身感受“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氛围，立即赶往北京大学看大字报。

他们行前将此事告诉陈伯达，说今晚还有一篇重要文章亟待起草，他们两人先代伯达同志到北京看看大字报云云。而此时的康生更是捷足先登，先一步赶往北京大学去了。

陈伯达听说毛泽东支持大字报，而且知道了批示也是批给他的，非常亢奋。即便王力、关锋已经前去北大，他也执意到北大亲眼看一看，并且吩咐说，关于北大的文章等他回来再定稿。

陈伯达带上秘书、警卫，还叫上了朱悦鹏一同前往北大。到达时已经是上灯时分，北京大学校园里人山人海，在校门口更是川流不息。陈伯达要司机将汽车停在校门外很远的地方，他步行进入校门看大字报。

朱悦鹏回忆：“我们跟着陈伯达走马观花看了一个多小时，陈伯达只是默默的看，有时偶尔给我们说句这张写的好，那张是什么意思之类的话。他的福建口音尤其重，我只能听明白一半。同时，我第一次和这样一个大人物（虽然陈伯达自己到处说他是一个‘小小老百姓’）出行，还有点儿胆怯，什么话也不便说。”

在当年的中国，电视还是个奢侈品，存世无多。陈伯达此行带的人少，他个头又不高，在北大看了一圈大字报居然没有被人认出。

晚上9时许，陈伯达驱车回到人民日报。

朱悦鹏看到，回来的一路上陈伯达一言不发，也许是在思考怎么安排评论文章的事，也就不去打扰他。（朱悦鹏回忆录《漫漫人生路》第58-59页）

（未完待续）

2023年10月15日于北京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