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未来人民日报大人物鲁瑛从上海到京参加“中央工作组”——人民日报劫难（8）

来到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两篇很有影响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1日）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6月2日），陈伯达“夺权”人民日报的头两脚算是踢开了，手里还有一篇社论待他签字付印，这就是6月3日的《人民日报》1版头条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

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1版刊登头条社论的版面      

 为什么把史学提到耀眼高度？与“文化的大革命”突破口有关，姚文元的《论海瑞罢官》，就是从所谓“革命史学”入手发起冲击的。

 陈伯达很清楚这一点，刊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版面已经相当紧张，仍然安排了8600字的超长文章——署名司马洪涛的《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批判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扛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只是由于“横扫”的社论过于抢眼，人们对同一天批判翦伯赞的长文缺少了注意。    

1．催促上海的两个名额马上赴京补充中央工作组

还有一步是陈伯达必然要走的，就是加强手下的“中央工作组”。

也在“横扫”社论出台的同一天（6月1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奉命到北京新任中宣部长。按照组织体系，陶铸应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直接领导，但在实际上，陈伯达头上有一顶非同小可的“中央文革”组长桂冠，而且是钦定派往人民日报的中央工作组首脑，他要牢牢控制人民日报。

 陈伯达常说，他是带着8个人的工作组前来搞“政变”的。这8个人是把他本人也算在其中的。5月31日晚上除了他这个“组长”以外，跟他来的只有5个正式随员。邓小平在出发前的讲话中说得明白，陈伯达带领的“有总政三位同志，光明日报的一位同志，红旗杂志的一位同志，（还有）上海的两位同志”。

也就是说，给上海留出了“工作组”的两个名额。他们是谁，要由上海方面来定，实际上是要张春桥来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上海在“文革”发动中的作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就是在上海写作和发表的，是江青和张春桥在上海策划的结果，上海也由此有了“文革策源地”之称。    

由此又可以推论，这两人会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抽调。张春桥曾任该报社社长，写作《论海瑞罢官》的姚文元则是解放日报编委，

  不管怎么说，陈伯达的“中央工作组”内定两个人将从上海抽调，这个旨意应该是5月31日陈伯达“工作组”正式成军后才向上海发出的。

上海市委负责文教的书记张春桥，马上定下来由解放日报总编辑马达带一人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组”工作组。

但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不同意。马达是他倚重的笔杆子，在“文革”风雨骤来之际有许多文件要需要他参加起草。在征询意见的时候，马达也不愿意离开上海去此时的人民日报这块是非之地。

2．选中两位中层干部鲁瑛和邵以华

来自北京的催促刻不容缓，最后由马达拍板决定，由解放日报编委、党委办公室主任鲁瑛和负责报社行政事务的邵以华——两位报社中层干部前往北京。

马达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对照北京那几位“工作组”成员，除陈伯达外，军队来的分别为副军、正师、副师级干部，从红旗杂志来的杨丁情况不详，可以确定不在该杂志社负责人序列。那么从上海去两位处一级干部，也说得过去。

20世纪50年代的鲁瑛

6月开初，可能是6月2日，39岁的鲁瑛接到电话，说总编辑、党委书记马达找他谈话。

在总编辑办公室，马达很郑重地对鲁瑛说，根据市委决定，借调你和邵以华到北京《人民日报》去工作，因为那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搞“文化大革命”，结果很多干部跟不上形势，不能工作了。这样一来，人民日报很需要人，中央就要我们上海支持，调干部参加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市委决定调你和邵以华两人马上就去。从目前来说还是借调，你们去北京，家属不去，孩子也不去。至于以后怎么办，待以后再说。

马达强调了“借调”这两个字。

当时鲁瑛还分管报社的华东新闻部，压力不轻，他晚年回忆说：“我看马达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是非常肯定的，表明这是上级决定，丝毫没有征求我意见的意思。我就当场表示，接受组织安排。”

马达马上吩咐说，你们明天就走，只带组织关系。

马达随后和邵以华谈话，也是同样内容。

当时北京发生了什么，鲁瑛并不知情，他比较关注的还是上海和华东时局。不过，他认真阅读了《人民日报》6月1日头版头条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深感这篇社论“来头”很大。从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到《人民日报》社论“横扫”，半年来国内政治急剧动荡，他感觉这次运动的规模将是前所未有的。晚年回忆及此他对笔者说：“当年要是不离开上海的话，我的后半生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言罢一声长叹。（2007年6月在北京访问鲁瑛的记录）    

鲁瑛从此走上了一条悲剧道路。

  3.来到北京以后对鲁瑛的安排

 马达分别谈话后，鲁瑛和邵以华即到上海市委组织部转组织关系，第二天两人乘飞机赴北京，由人民日报社来人从机场将他们接到了人民日报社招待所。

没有想到，鲁瑛和邵以华的到来，让此时在人民日报帮助陈伯达处理编辑事务的军报代总编辑唐平铸感到为难。原先陈伯达和唐平铸以为，上海会派来高级别的领导干部，而送到眼前的鲁瑛档案写得清清楚楚，他是15级干部，抗日战争中期在家乡山东投身革命。

但从新闻经历来说，鲁瑛说得过去。他在1945年11月到1946年9月进入解放区创办的山东大学新闻班学习新闻业务，1946-1947年间，是山东解放区的《渤海日报》记者，1947年入党，济南解放后到《大众日报》当记者、编辑，1952年调上海《解放日报》。    

1946年在《渤海日报》初当记者的鲁瑛（右）和同事金钊

邵以华的资历更浅一些。这两人的资历都比不上工作组中从军报来的两位“三八式”记者。

但是，鲁瑛和邵以华的到来使得中央工作组中，军队和部委干部的比例显得平衡起来，这是陈伯达愿意看到的。

唐平铸和鲁瑛谈话说，以前你写过不少东西，你主持写的山东下丁家大队的典型报道我认真地读过，是出色的。我们研究了你的工作安排，决定你来担任人民日报党的临时工委秘书长。还根据你在解放日报的工作情况，安排你主管报社记者工作。他顺便告诉鲁瑛，将安排邵以华负责行政事务。

这样，鲁瑛有了明确的“中央工作组”成员身份，他到人民日报后，实际上成为人民日报党委负责人，还有了原先人民日报编委成员指挥记者的权限，此时的记者部主任要决定什么事，需要征求鲁瑛的意见。    

鲁瑛随后知晓，还有一支大队伍——“记者团”马上就要进驻人民日报。      

（未完待续）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