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陈伯达自诩到人民日报搞了“小小政变”，吴冷西试探反击——人民日报劫难（9）

上文记述：由于来自北京的催促，上海《解放日报》确定了两个中层干部鲁瑛和邵以华“借调”去北京，到人民日报参加“中央工作组”。经历了沉浮起落，鲁瑛向本文作者回忆了当年来北京的经过。

陈伯达急着向上海催要人员，逐步加强对人民日报的掌控。

1967年夏，江青、陈伯达在一次大会的主席台上。这时的陈伯达颇多愁眉苦脸，江青则是踌躇满志。

1.陈伯达和全报社人员见面，宣告他搞了“小小政变”

1966年6月2日，是陈伯达掌控人民日报事务的第二个白天，下午3时，他与报社全体人员见面，做了简短讲话。

陈伯达说，你们的报纸脱离党中央、毛主席的轨道相当远了，我们在你们报社内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这是无产阶级的政变。这是中央派我们“临时工作组”(陈伯达时常将“中央工作组”称为“临时工作组”——本文作者注)，来帮助人民日报从脱离党中央、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扭转到党中央、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使你们的报纸成为文化革命中的先锋。夺权的斗争是很严重的，斗争是不容易的。斗争，第一，靠党中央的领导，第二，靠你们大量积极分子调动积极性，第三，靠其他各报的帮助。

陈伯达说，现在你们的领导和广大工作人员处于对立地位，这也是阶级斗争。总之，你们里面是一分为二，大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和党一条心；但有少数人和党两条心，三心二意的。你们领导里有，工作人员里也有。（见1977年编辑的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陈伯达在见面大会讲话，由于福建口音浓重，许多在场者听得不清晰，但他说搞了“小小的政变”，与会者大都留下深刻印象。

陈伯达这样说，可能与他上月帮助林彪修改润色著名的专谈“政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有关，此时前后，陈伯达与林彪的关系逐渐密切了起来。

会后，陈伯达到报社文艺部办公室走了一圈，与编辑李希凡、曹宪文交谈了几句。

2.吴冷西对领袖的意图没有完全摸清楚    

 陈伯达讲出上面一番话，他的“夺权”对象吴冷西肯定内心翻腾，深为不满。

对陈伯达带着工作组前来“夺权”，吴冷西很紧张，对局势极为担忧。看起来直到此时，吴冷西对领袖的意图还是没有完全看透，对领袖仍然抱有希望，觉得这或许是领袖在考验他的忠诚，而且总书记邓小平在5月31日的讲话中也表示要继续信任他、帮助他。

吴冷西不能甘心就此告别人民日报，在起草“九评”系列文章的时候，他和陈伯达是有过争论的，甚至是略占上风。尽在虽然是处境困难，他还是要试图反击一下陈伯达，至少要摸一下决策层面的意图，弄清楚领袖究竟持什么态度？因为陈伯达来到人民日报当晚，宣布吴冷西不得“插手”人民日报事务的时候，又讲了一句：“各安其位，各司其事”，并没有宣布免除吴冷西在人民日报的职务，对吴冷西新华社社长的职务则压根没有提到。

吴冷西还不够清楚，领袖毛泽东究竟对他失望到了何种程度？毕竟今年春天杭州一别，他再也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毛泽东。3月里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毛泽东当面说吴冷西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是不是说，对吴冷西的夺权也只是夺其“一半”呢？

吴冷西性格坚韧，要有所反击，至少试探一下陈伯达“夺权”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20世纪50年代担任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和毛泽东在一起。

3. 被“夺权”当晚，吴冷西提出他要传达“理论问题”

5月31日晚上离开办公室以后，吴冷西找到报社党委书记王泽民，通知说，他打算在明天召开人民日报和新华社17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阐述理论问题的精神。具体时间明天再定，等他通知。

陈伯达已经“夺权”了，祸难临头的吴冷西还要布置工作，王泽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支吾之间，吴冷西就走了。他并没有回到王府井红霞公寓的家，而是回到了钓鱼台国宾馆中他参加撰写“九评”文章的住处。    

第二天（6月1日）上午，吴冷西给新华社办公厅打电话，说要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干部传达有关文件精神。没有说具体内容。

新华社办公厅随即给王泽民打电话询问，吴冷西安排的会议在何时、何地举行？

王泽民回答不知道。他放下电话，询问吴冷西办公室秘书刘振祥，这件事是否已向陈伯达请示？如果没有确认，请赶紧给吴冷西打电话问清楚。

刘振祥很快回复说，看来在钓鱼台的吴冷西还在休息，没有接电话。于是此事拖延。

   文革后的刘振祥（右）和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

4. 在 6月2日晚上，吴冷西又试了一次  

陈伯达和报社全体人员见面的当天（6月2日）晚上，吴冷西打电话给胡绩伟，说明天他打算召开会议，传达政治局会议的一些内容。

胡绩伟马上对他说，这件事一定要先请示伯达同志。

6月3日下午2:00上班后，胡绩伟打电话找吴冷西，问请示过陈伯达没有？电话打到钓鱼台吴冷西住处，没有人接听。

胡绩伟转而打电话直接找了穆欣。穆欣回答说，吴冷西没有向陈伯达请示，只是通知我们，他要开会传达。    

胡绩伟听后觉得“问题严重”，和陈浚、王泽民商量，说此事关系重大，不能让吴冷西再传达什么了。他们索性站在走廊里等待吴冷西到来。

吴冷西一来，胡、陈、王三人就上前批评吴冷西不经过工作组就召集会议“是严重的无组织行为”，不能开这个会。

正在这时，穆欣来了，对几位报社负责人说，冷西同志刚刚把要开会的事告诉了他。现在他当面对吴冷西说，今天下午伯达同志要和大家见面讲话。

吴冷西还想坚持，对穆欣说，我可以先说，等伯达同志来了，我就不说了。

穆欣回答，这不行，今天下午是陈伯达和报社领导干部见面会，你也参加。（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编委会扩大会议记录中王泽民的发言记录）

情形至此，吴冷西不再坚持，表示同意胡、陈、王的意见，放弃开会的主张。他为自己辩解说，昨天晚上一忙就忘记了，到中午才赶着告诉穆欣同志。(见1966年7月2日胡绩伟的检查文稿《我的交代》第4页)

吴冷西感到自己失去了对人民日报的掌控。随后几天里，他接连向中央写了两封信，请求撤销自己的职务或停职反省。其中一封信是6月7日写的。

 会议召集不起来，吴冷西只好后退，不再试探什么“底线”，无休无止的“大批判”正在一步步向他压过来。

（未完待续）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