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邢：温济泽往事

温济泽1914年出生于江苏淮阴，1929年参加革命，1958年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任上被打成右派，1978年改正，1999年病逝于北京。

邢小群在1996年到木樨地22号楼温老家中对他进行采访，请他回忆生平往事。想起温老和善的面容，犹如昨天。后来，小群为温老画了一张素描。

李慎之称温济泽是一个老派共产党人。温老一生有很多精彩故事。1978年，他是全国第一个被改正的右派。他的昭雪，让几十万1957年蒙难者，看到了希望；继周扬之后，他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桃李满天下。当时的研究生，群英荟萃，涌现了一代俊杰；他主编的《中华英烈》，是《炎黄春秋》前身之一，他本人也是《炎黄春秋》的作者和编委。他在新闻广播、科普创作、瞿秋白著作整理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的成就。他晚年还不遗余力，推动了王实味的平反昭雪。

王实味是河南省潢川人，1906年生，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1926年加入中共，1937年抵延安，在中央研究院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翻译工作，完成译著近二百万字。他比温济泽年长8岁，当时是研究院的同事。

1942年3月，王实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散文《野百合花》，触及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现象，引起某些人震怒。毛泽东让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

不久问题升级，成全、王里和潘芳、宗铮两对夫妇，一起拜访过王实味，后来五人又来往了几次，一起吃过饭。于是把他们的来往说成是“托派组织活动”，定为“反党五人集团”。

王实味1942年被开除党籍，1943年逮捕关押，1946年重新审查，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7月1日被晋绥公安总局处死，掩埋于枯井中，时年41岁。王实味死后十年，在反右运动中，他的《野百合花》受到“再批判”。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 

王实味的妻子刘莹是北大同学，是20年代参加中共的老党员。几十年间，她一直苦苦寻找丈夫的下落，很晚才得知他的死讯，又为他申诉奔波。

李维汉在1942年是延安中央研究院负责人。1981年，郑重地向中组部提出重新审查研究王实味问题的建议。1982年2月，中组部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和王实味同案的四位老干部得以洗冤。1983年，刘莹来到北京，找到李维汉，当面求助。李维汉时任中顾委副主任，已经87岁，身体相当衰弱，面对王实味的未亡人，他感到责任沉重。于是，郑重地把接力棒交给温济泽。

温老说，当年王实味是对中央研究院负责人李维汉在整风动员会上的报告有意见。后来康生插手，事情复杂化了。李维汉在整风后期调离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研究院。他也没想到会有那样的结局。“1984年，李维汉在垂危之际，拉住我的手，吃力地对我说：‘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对他负责，对家属子女负责。’”

温老又告诉我们：“拨乱反正一开始，我就认为王实味问题应该复查。斗争王实味是1942年5、6月的事。我是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学术秘书和哲学研究员，整风期间临时调到院党委工作。我找王实味谈过三、四次话，希望他认识错误，诚恳地做个检查，不要和大家对立。他哭着对我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是反党，是敌人，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我当时对研究院党委书记说，对王实味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就对我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

在拨乱反正的年代，一些历史上的沉冤有了昭雪机会。但每个冤案的解决，都离不开具体的人来推动。李维汉、温济泽良心未泯，又是王实味案件的亲历者。他们前赴后继，不懈努力，终于推动公安部在1991年2月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对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实味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王实味夫人刘莹总算得到了某种安慰。1993年10月，温济泽组织编著的《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书，由群众出版社公开出版。

王实味冤案的平反具有深远的意义。王实味本是一个热心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在延安的待遇并不差，津贴高于不少老干部，他仍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提出批评，可见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的意见对于需要等级的体制又是最犯忌的。以至于革命党人尚未取得全国政权，他就丢了卿卿性命。

我最后一次见温老，是1999年3月下旬。所谈之事，还是和洗冤有关。当时，戴煌等10位知识界老人为一桩农民的冤案奔走疾呼，温老让我转告戴煌，明确表示支持。没想到，半个月后，温老便与世长辞！

来源：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