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青：文革期间我在外交部的经历

1966年6月,外交部的很多干部都还没有意识到一次震撼中国大地的政治大运动即将来临。

外交部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以后,外交部自然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我所在的国际司群众在部内各单位中是“造反”比较早的一批。在当时《人民日报》社论的号召下,群众就起来了,斗争矛头直指司里的第一把手,大字报接着不断贴出来。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一向对我影响较深,我始终记得他讲的“原则问题要善于斗争,非原则问题要善于妥协”的话,总觉得一个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有些错误和缺点是难免的,也需要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但哪有那么多的原则和路线问题,需要大张旗鼓地去斗争,因此对群众的行动很不理解、很不习惯。正因为这样,我就和司内一些持有相同立场的领导同志一起遭到“造反派”的批判,说我们“右倾”、“抵制运动”,也给我们贴大字报,我们就成了外交部内较早受“造反派”批判的中层领导干部。

随着社会上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以后,外交部的运动被进一步煽动起来,我和很多老同志都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公报把刘少奇在党内的排名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这时,我才认识到这次运动可能不是仅仅一般地整顿干部作风,但对斗争实质、斗争方式仍然很不理解,也难以接受。当然,另一方面,我和很多同志都认为,毛主席指出的方向是不会错的。

周总理说:你们要楸斗陈毅同志,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过了不久,1966年9月的一天,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召开了一次司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陈毅对部分同志贴他的大字报,质疑他不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表示不满,指出:有些人和他一起工作很久,也一起出过国,还对他不了解?这是我最后一次听陈毅对干部的讲话,想不到以后就再也听不到了。当时听了他的讲话后,印象是:中央领导层并不完全赞成“造反派”的做法,运动也许快到了“收”的阶段,中央要“刹车”了,心中暗自庆幸。然而不久,《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造反派”马上就给我们戴上“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批判、斗争的气氛越来越浓。大批驻外大使奉调回国参加运动,实际是挨批斗。“造反派”也趁机推出了“打倒陈、姬、乔”的口号,陈毅是部长,姬鹏飞是常务副部长,乔冠华是主持业务的副部长。“打倒陈、姬、乔”实际上就是要换外交部的领导班子。这样的局势在1967年1月“上海夺权风暴”以后愈演愈烈。这样,围绕着打不打倒陈毅的问题,外交部干部之间和群众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正在这时候,也是在1967年1月里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召见了外事部门的司级以上干部和“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部分领导成员。周总理在一个一个点名,并简单询问个人情况后,只说了几句话,其中有一句话我记得比较清楚,那就是:“这次运动是党内斗争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这句话虽然简单,但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对斗争的残酷性要有所准备。周总理不好明说,又想暗示大家,只好采取这个办法。否则,我很难想象:为什么召集那么多人在一起,耗费了很多时间,而最后只讲了几句,这和周总理平时常作大段发言很不一样。

在全国“揪斗”之风越刮越烈的情况下,1月24日,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批判陈毅的大会。我因思想有抵触,偷偷溜掉,没有参加这个大会。当时情况很乱,“造反派”也没有盯住我们每一个小“当权派”的行动,所以,事后还没有因此遭到批斗。只是听说会场上发生一件小趣事,就是陈毅在手捧“小红书”宣读“毛主席语录”时,高声朗诵毛主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陈毅是好同志。”“造反派”听了,当然不答允,会场响起一片乱糟糟的声音。但周总理证实确有此事,“造反派”才静下来。陈毅在气势汹汹的“造反派”面前没有被震住,仍然不丢弃他那幽默、风趣的作风,这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次大会以后,一般干部看到周总理保陈毅的态度,都舒了一口气,以为事态发展可能会越来越好。但没过多久,反击“二月逆流”的歪风又大吹起来,“炮轰”、“火烧”、“打倒”陈毅这些口号叫得震天响。外事口特别是外交部所属大专院校的学生即北京外国语学院、外交学院等单位成立了各种批判陈毅的“战斗队”,编辑出版了《陈毅黑话集》、《批陈专辑》等材料。我们当时不可能了解“大闹怀仁堂”的内幕情况,但从社会上同时掀起的批判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谭震林等很多老领导的动向和贴出的有关大字报,也多少猜出内情并不简单。好在4月底5月初,周总理一直表示:要让群众揭发陈毅的错误,但同时又说“不同意打倒陈毅”。对陈毅要“一批二保”,周总理这一方针在相当长时期内,就成为我们一些老干部的共同守则。

作者近影  

1967年是外交部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最天翻地覆的一年。自年初“批陈”大会召开后,形势并未稳定,紧接着又爆发了“二月逆流”,“批陈”运动再掀新高潮,中间夹杂着“批判刘、邓、陶”、“打倒保皇派”等等,一浪高过一浪,直到1967年8月,运动达到最高峰。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8月7日向外交部“造反派”煽动“夺权”,散布“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打倒刘、邓、陶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等言论,造成两派群众对立加剧,最后,导致极左派群众公然“踢开”当时的部党委,“夺取”了外交部大权。在狂热的气氛中,中央文革小组在8月10日再次策动召开批判陈毅大会。会间,突然挂出“打倒陈毅”的标语,狂呼“打倒陈毅”的口号,甚至要上台揪斗陈毅。周总理愤然退出会场,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安全离开会场。我和上次一样,也躲开了,没有参加这次批斗会。事后听说,周总理曾经表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周总理的坚决态度更坚定了我们“力保陈毅”的信心。

各种涉外事件不断发生

“文化大革命”要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外交上自然是指“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了。这种批判的焦点就集中在是“三和一少”还是“三斗一多”上,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是“和解”还是“斗争”?哪个多一些?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多支持些还是少支持些?批判的结果反映在外交行动上便是不顾后果地盲目乱斗。

1967年,各种涉外事件接连不断,特别是在王力“八七讲话”、外交部“造反派”“夺取”外交部大权以后。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是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次事件在当时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形势初定后,英国代办尤德(后担任英驻华大使和香港总督)举行复馆招待会,邀请外交部派人出席,周总理特指定当时任欧美司负责人的章文晋和我参加招待会,并指示章文晋当面向英方道歉。那时,中国外交官参加外国使馆招待会的情况很少,章文晋和我出席英方这次活动还在北京外交界引起小小的轰动,外国人都猜测中国的动乱是否告一段落,政治形势是否会有新动向?可事实是:新的真正的变化在几年以后才出现。

正是由于外交事件一再发生,王力的“八七讲话”才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因而也扭转了外交部的形势。1967年秋冬,外交部批极左运动掀起了高潮。1968年初,一些刚刚有点抬起头来的老司长和大使们相互“串连”,庆幸运动可能快要结束,甚至传说陈毅有可能会重回外交部主持工作。

在这一形势的鼓舞下,人们进一步酝酿以写大字报的形式来保陈毅、批极左。大字报的主要起草人是陈楚、余湛和赵政一,韩叙负责联络各方面。赵政一曾任中国驻印尼使馆参赞,同我在一个使馆共过事。大字报最后脱稿时,洋洋洒洒写了8000字,贴了一面墙。他们找我签名,我自然签了,最后签名人数高达91人,都是当时的司长、大使、参赞和部分处级领导干部。这么多领导干部一起写大字报,是运动开始以来没有过的。因此,大字报一贴,就在部内引起了轰动。大字报的起草人和签名人原意是想进一步推动部内批极左的运动,争取斗争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我们完全错误估计了形势,帮了倒忙。周总理知道大字报贴出后,马上要求91人承认错误,并且马上收回大字报。周总理实际是借批91人来保91人。这件事充分说明当时外交部的这些中层领导在运动搞了差不多两年以后,对于运动的内情和实质仍然毫无认识,缺乏政治嗅觉和敏感。“91人大字报”之后,我们继续遭受批判,我自己就曾在受批判时被点名到大会台上罚站,在小会上被推搡过。但好在外交部一直在周总理领导下,批判也只是“文斗”,顶多在群众中被罚站,听批判,没有“喷气式飞机”、戴高帽、游行,更没有人身殴打现象。1968年,从批“91人大字报”开始,外交部的运动逐步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大家的内心都到感到松了口气

1969年,中央文革提出“整党”和“清理阶级队伍”的口号。我们进了学习班,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读“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学习班中,群众组织负责人着重查问我哥哥李良和姐姐傅秀的情况。他们那时都已被捕入狱,因此,我自然需要交代他们的“问题”,但我表示他们无罪,因为什么原因被捕,我也不知情。幸亏当时外交部已实现“大联合”,极左“造反派”在王力“八七讲话”被反击后已经失势,群众组织负责人都是些比较注意掌握政策的,所以他们虽然不信我的话,但也没逼我。

“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结束时,林彪发布“第一号通令”,要“备战”,疏散北京干部。随之,外交部进行精简,大批干部下放,分别去了黑龙江、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四地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外交部只留了700人在北京,其中业务干部只有200人,我侥幸被留在这200人中,没有下放,只短时间地参加了北郊干校的劳动锻炼,没有到外省的“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在当时众多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中,也算是少有的事。

人数少了,外交部机构自然也大大精简,原来的美澳、西欧、国际、条法四个司合并为欧美司。那时,司的建制虽然存在,但没有恢复司长、副司长的职称,只叫负责人。司领导小组由行政负责人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组成。我到了欧美司成为负责人之一,主要负责人是姚广。后来,姚广调任中国驻波兰大使,章文晋接替姚广任一把手。

到了欧美司以后,中国的对外交往慢慢又打开了一些。特别是在1971年和1972年,乒乓外交、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尼克松访华几件大事相继发生,我原以为“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可以逐渐平息下来,为了恢复和开展正常的对外关系需要有正常的工作秩序,可能不会再那样乱了。但没想到的是,在1973年和1974年又赶上了一个“尾声”,这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

1973年,外交部新闻司出版了第153期《新情况》。《新情况》是外交部新闻司出版的一种不定期的刊物,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和时势变化进行分析和报道。这期《新情况》的文章分析了当时美苏争霸的新形势,一时间在外交部又引起一阵风浪,姬鹏飞曾代表部党委在干部会上作了发言,并承担了领导责任,但我和很多同志思想上都难以理解,一篇文章即使观点有错误,指出就是了,为什么要这样大张旗鼓地去批,何况这类观点都是需要反复推敲并经实践检验的。这次检查并没有要求下面普遍进行,所以,也就没有大吵大闹,造成声势。

1973年底,我在纽约参加第28届联合国大会后返京,第二天已是新年,但在飞机场突然接到通知,要在第二天即1974年元旦到首都体育馆参加“批林批孔”大会。那次大会虽由周总理主持,但在会上,江青却大放厥词,要求“批林批孔”,联系当前实际,大家都心中有数,这次批判实际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会上只有少数人响应。开完大会后回来第二天,由领事司和国际条法司组成联合小组,讨论头一天大会的精神,会上的发言,除个别人明点周总理也有错误外,多数人都没有这样说。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时已是强弩之末,批周总理的“三降一灭”并没有在外交部群众中展开。后来听说,这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外交部只有少数人参加,会议的情况,群众自然无从得知。

1975年,我去委内瑞拉担任大使后,国内掀起第二次批判邓小平的高潮,我已在国外,没有身临其境,但心情并不轻松,“担忧”两个字是当时想得最多的。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先后逝世。这年10月,终于传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那天,使馆有同志首先从外国广播中听到了这个讯息,马上偷偷告诉我。消息自然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全馆。大家知道后,虽然还不了解内情,也难以估计形势会如何发展,因此公开讨论并不多,但从大家的表情可以看出,内心都松了一口气。

来源：《中共党史资料》200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