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毛泽东眼中“明君”：张闻天身上的书生气与大格局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就是张闻天。

毛泽东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因为他是历史见证人，而且他是紧接着张闻天以后的第六朝领袖。

张闻天

邓小平在张闻天的追悼会上致悼词说：

1935年1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到1938年9月6届六中全会，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张闻天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代领袖。

程中原，是党史研究的大咖，也是研究张闻天的顶尖专家。他写过一本书，书名是《转折关头》。

所谓转折关头，是说1930年代的前一半时间，共产党在建立中央苏区以及五次反围剿中，有很多成绩也有很多错误，几乎到了彻底失败的关头。

遵义会议是转折点。

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做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而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做了反报告，就是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当时，他在党的地位仅次于博古，又是共产国际培养和信任的干部。博古屡犯错误的情况下，张闻天取代博古，这是历史的选择。

至于说，当时他的职务是总书记还是总负责或者负总责，有不同的说法也是有原因的。

一个原因是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出于谦虚，一再推让总书记这个职务，搁置了20多天，直到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做出决定，张闻天才挑起这副担子。按照杨尚昆的回忆，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张闻天自己也说，在遵义会议上，我批评了李德和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总书记。

第二个原因是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派陈云到莫斯科汇报。那时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要共产国际批准的，但遵义会议是“先斩后奏”的，所以陈云的汇报提纲用的是“总负责”这个说法，之后就沿用了。

那么，张闻天做总书记这三年多称职吗？当然是可圈可点的。在长征途中，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一起，指挥同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同张国焘退却，逃跑和右倾分裂作斗争，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领导全党实现了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他力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维持了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局面。他和毛泽东一起指导了同国民党的谈判，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张闻天被毛泽东称为“明君”，也是一种肯定。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张闻天的杰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联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介石进行兵谏，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政治主张。第二天，张闻天在自己的窑洞里召集并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的形势和对应策略，由毛泽东作报告。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分析，肯定西安事变是抗日的革命的行动，但是在处理事变的方针上，由于情况还不明确，认识也不一致。张闻天倾听报告和各种意见后发言，他认为会上有两点相互关联的主张是不妥当的。一是在政权问题上，主张以西安为中心，建立实质的政府，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领导全国抗战；二是在对蒋介石的处置上，主张反蒋审蒋除蒋，认为应该在人民面前解剖蒋的罪恶，罢免蒋介石。

张闻天在讲话中指出，在抗日问题上，主要的矛盾是抗日派同民族妥协派的矛盾。张学良杨虎城行动的意义，是使整个局势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他提出了处理事变的根本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统一战线，并且预见到党的工作也将有一个转变，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在政权问题上，他明确表示，我们不应该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方式。对于蒋介石的处置，张闻天明确主张，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这里所说的民族妥协派是与亲日派投降派不同的，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

但是，这次会后张闻天提出的策略和方针，并没有完全的得到体现，毕竟认识不统一。12月19日，张闻天再次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正式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这时候西安事变已经过了六天，情况也逐渐明朗。张闻天在会上提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两个前途：一是全国抗日发动伊始，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二是坚定地主张抗日而不反蒋，他强调，我们应以抗日为中心，避免内战扩大，争取全国抗日。张闻天发挥了毛泽东报告中“分两手”的思想，提出我们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我们应与张扬靠近，应打胜仗扩大影响，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他这两手，就是和平调解和防御战并举。

19日的会议产生了两个重要的文件，一个是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一个是党内发布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这两个文件成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纲领。从会议记录、文风等方面来研究，大致可以判定通电是毛泽东的手笔，指示为张闻天所写。

从处理西安事变的情况来看，张闻天是有驾驭全局的能力的，也有听取各方意见的民主作风和决断能力，但也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言九鼎的强势领导。

张闻天不是一个恋权的人，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当上总书记，也没有想在这个总书记的位置上谋取自己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他随时准备让出这个位置。长征中，为了团结和争取张国焘，他曾经主动提出，把总书记的职位让给张国焘，毛泽东不同意，说张国焘看重的是军权，不一定要。而如果真的让他当了总书记，一但擅权非常危险。这才作罢。

1939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共要以毛泽东为首的意见，张闻天立即将总书记的职权逐步转移给毛泽东。不仅如此，他严格进行了自我批评，自觉检讨自己过去犯的左倾错误，并身体力行于1942年初带队到陕北晋西北进行农村调查，做好党中央交办的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还顶着总书记的头衔，但是权力已经到了毛泽东手里，但是他毫无怨言。

也许他不是具有雄才伟略的领导人，也许他并不适合一直作党的最高领导人以把党带向最后胜利，但是，转折关头他的作用无可替代，而且，他的品质令后人景仰。

张闻天和毛泽东有着很多的交集。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张闻天和毛泽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曾经是毛泽东的上司，后来，毛泽东又成了张闻天的上司。其实，他们，还曾经同病相怜过，就是都被边缘化的那一段时间。

那是在开始万里长征前不久，毛泽东带着贺子珍，同张闻天在瑞金附近云石山上的云山庙里住了一段时间，这里离开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马道口村有十几里路，从地理位置上看，也是边缘化了。对于毛张两人来说，这看起来是坏事，但实际上对于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说，是一件好事。他们两位常在庙后的大树下常常促膝长谈，现在两人都已作古，但是大树还在，树下两尊塑像仍然在交谈。正是这长时间的交流，使得张闻天更加了解了毛泽东，也有了更多的信任。我去过这座山，在他们住过的小庙里，我留连很久，我想，尽管毛泽东那个时候很不得意，但是，坏事变好事的重要一点，就是他和张闻天的密切接触，他争取到了自己的同盟军。

 

所以，当遵义会议中，与会者批判秦邦宪，推举张闻天为总书记时，才会有张闻天提出请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提议。也就是遵义会议的这个结果，逐渐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1938年，毛泽东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那一阶段，毛张关系不错。毛泽东后来对张闻天的评论是“明君”，比较民主，不争权，但同时也说张闻天身上始终书生气太重，因而对他“一直不大满意”。其实，如果没有这种书生气，毛泽东也不会能够顺利地站在革命航船舵手的位置上，再进一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也不会这样迅速。

张闻天是有大格局的人，不计较个人得失。对毛泽东，他说过这样的话：谁说得对，就跟谁走。作为“君”，他“礼贤下士”，所以成为“明君”。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地位有了改变。从形式上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以往的政治局会议是在党的一把手张闻天住的窑洞里开，后来，就转到了名义上还不是一把手的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了。

张闻天夫人刘英有这样的回忆。她去苏联看病，回到延安已经是1939年的3月了，回到家里发现张闻天不在，他在毛主席那边开会，很晚才回来。等他回来刘英才知道，现在中央的会议不在他家的窑洞里开了，张闻天的主要工作调整为管理党内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了。关于党中央领导的变动情况，张闻天也跟她讲了一下，说1937年冬天王明到延安以后，中央书记处扩大，张闻天已经不再“负总责”了。1938年8月王稼祥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党应以毛泽东为首来领导。张闻天衷心拥护，当即提出向毛泽东让位。毛泽东从全局考虑，要张闻天把总书记的位子继续担着，保留这个名义。所以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张闻天还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了毛泽东，一切事情也都由毛泽东来定。

这件事情，就是毛张二人的权力转换，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但是也有很多人不知道细节，刘英就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清楚。

虽然在延安时期张闻天还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但是，实际上就是负责学习和理论工作。但是，他还是很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哪怕是他已经没有了实际的权力，有点指挥失灵。

有一位老同志曾彦修回忆过这段历史。

曾彦修受革命思想影响，到了延安，后来到马列学院教育科做教育干事，但是办到第五期的时候，就是1941年初，马列学院办不下去了。为什么呢？请不到教员。当时的院长是张闻天，张闻天虽然还顶着一个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名头，但是实际上被边缘化了，所以，但是他谁也请不动，谁也指挥不动了，甚至他手下的干部。

曾彦修说，现在看来，张闻天太单纯了，他非常困难，四面楚歌，还要硬撑着。

张闻天与夫人。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心脏病猝发逝世，终年76岁。7月9日下午向张闻天遗体告别时，由于规定继续保密，仅有的几个花圈上也只能写“张普”这个化名

“硬撑着”这三个字，看起来有点酸楚，但是，说明了张闻天的品质。

到了1941年的五月，毛主席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评论延安过去的教育，是教条主义的典型，说整个党的宣传理论学习全部要改造。虽然毛没有明说是批评马列学院的教育，大家都听得出来。因此，马列学院要停办，要改造我们的学习。

张闻天是名义一把手，毛泽东是实际一把手，两个人的关系有点微妙，懂得了这段历史，对于更深层次地理解党的历史，也很有益处。

来源： 新周说